首長與《星洲》誰更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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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秘書長兼檳州首長林冠英與媒體的關係近年來頗為「緊張」,林首長對《星洲日報》處理有關反對黨的新聞有選擇性的偏袒執政黨尤其不滿。

最近的是,林冠英2016年12月14日的一篇聲明稿沒有被《星洲》採用而「動怒」,林指:「他就馬華知知丁宜州議員許福光,在玻璃市州立法議會通過2016年(修正)伊斯蘭法行政法案時選擇放棄投票權利一事,發表聲明,要求無法捍衛世俗體制、沒有兌現承諾的馬華總會長廖中萊,若有原則,應該辭職謝罪」。但從12月15日至16日《星洲日報》及《光明日報》沒有採用,就同一課題,馬華陳德欽的聲明,卻獲得這兩家媒體的刊登。對林而言,這明顯是差別待遇。媒體為何會忽略這個「平衡」報道的重要,令人不解。

媒體不屬于集團

當然《星洲日報》后來發表了副執行總編輯鄭丁賢的文章回應,題為:「星洲日報不是一個人的報紙」,但這個標題確有可議之處,鄭應該延伸去議論:「星洲日報也不是一個集團的報紙」。鄭論及:報章不屬于任何個人,不能依個人之需要和愛好而辦報。但換言之,把「個人」換作「集團」,更應該論述的是報紙不屬于任何「集團」,不能依「集團」之需要和愛好而辦報 ,缺乏這樣的議論,內容就顯得深度不夠與欠缺客觀。

媒體是民主政治體制重要的一環,被喻為司法、立法、行政以外的「第四權」,但媒體的「擁有者」(老闆)與「管理者」(編采部)的分際一直沒搞清楚,以至于編輯、記者的「生存」空間,必須依照集團高層的意見為依歸,當集團「擁有者」的背景具有政黨背景,毫無疑問其對「管理者」處理報道的角度難 免會有一定的牽制,這就是所謂「自我審查」。

媒體的社會責任論就明言,媒體不只要避免政府力量的干預,還要防範市場力量的不當干預。換言之,媒體不只應該享有免于政府干預的自由,也應擔起社會責任,提供讀者多元的資訊以及完整的報導,並確保人民接近與使用媒體的權利。

有人拿林氏父子兩人作比較,總認為林吉祥對媒體「寬容」而林冠英卻充滿「惡意」,林吉祥對媒體不會動輒「喊告」,怎麼現在官拜一州之首的秘書長林冠英卻對媒體常口出「惡言」。到底林冠英與《星洲》的口水戰,誰更加傲慢?

在野黨的文宣離不開媒體,媒體的「善意」與「惡意」,直接影響到在野黨在群眾的印象與觀感。雖然今天網絡的發達,資訊的傳播方式起了巨大的變化,但對于上了年紀、所得低及教育程度不高的群眾仍然依賴印刷媒體獲取資訊,網絡自然遠不如紙媒的影響力。

中文報逐漸「窄化」

2001年5月28日馬來西亞華文媒體的報變確是令人錯愕與痛心。《南洋商報》連同《中國報》被馬華公會收購,自此打開中文報壟斷與新聞自由淪陷的缺口。2006年,《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從馬華手上買過這兩份報章,擁有4大中文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光明日報,中國報),獨佔西馬半島近90%市場,完成媒體的「大一統」。

當馬來西亞的媒體生態已經由過去的「多元」步入「一統」后,言論市場逐漸被「收編」與「窄化」,《星洲日報》以近40萬的銷量傲居群倫,成為媒體的巨人。過去多家媒體並存,言論的分流與多元,根本不必顧慮誰家媒體的立場,呈現 的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景象。但今天的媒體言論顯然已由「開放、自由」,走向「閉鎖、保守」,媒體人應捫心自問,他們現在的工作條件與環境是更加「無畏無懼」還是「誠惶誠恐」?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認同林冠英對媒體「挑剔」的大有人在,媒體會陷入如此之境地,或許也很無奈。今天當新聞處理的焦點與角度有偏頗,反對黨很難借助其他大眾媒體反擊,畢竟一報獨大的局面已經形成,另類的聲音就難有暢所欲言的空間。

防範市場力量影響

或許媒體人會斷言,他們給林冠英的報導已經很多,但新聞處理的「量」與「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流水帳的新聞是無法吸引讀者眼球的,但涉及到民生、民主、民族、權益的理念之爭,道德之辯才可以真正的考驗媒體的立場是否客觀、公平、公正了。

當林氏與媒體「對抗」時,媒體人更多的是站在媒體老闆的立場,而忽略從「高度」去評議整個媒體生態的轉變是導致問題的根源。如果今天媒體的生態是多元,是競爭、自由的,那林首長的「牢騷」只會淪為「笑柄」。

媒體研究學者就指,媒體不僅要在民主化之后持續杜絕政府力量的不當干預,更要防範國內外市場力量的不良影響,包括跨媒體壟斷問題、政府與企業的置入性行銷問題等。

媒體需要監督,林冠英的「異議」與「不滿」無關「是」與「非」,反映的只是在野黨與媒體在「言論自由域場」的立場交鋒,其他凡夫俗子的「異議」要進入一報獨大的言論空間發「牢騷」,恐怕只會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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