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及其社會關聯

上周，10月5日是世界教師日。對每一個人來說，在學校慶祝教師節可能是其中一個最美好的回憶。世界各地，父母基本上都把發展及培養孩子的責任交託給教師。

在高等學府也一樣，學者對社會肩負重大的責任。通常，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者會被視為，那些包辦教學、研究和寫論文的人。但是，學者的角色遠不止這些。更重要的是，學者有責任為學生準備工作中必要的技能，並開拓他們的眼界，讓他們的眼光投向無限的可能性。

上周，大馬學術人員運動（GERAK）、馬大學術職員職工會（PKAUM）和諾丁漢大 學配合世界教師日，舉辦了一項有關邁向卓越的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現在，大家都在討論卓越的學術，每一位學術界的人都強調品質。但它究竟是什麼？誰或者什麼東西能夠為其下定義？卓越的概念，本身就是有爭議。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它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定義。

米歇兒拉蒙（Michele Lamont）在一本名為《教授們怎麼想：在神秘的學術評判體系內》書內，點出了我們必須欣賞知識的多樣性。她在書中強調，必須運用不同的方式來評估，因為不同的學科在不同的評估角度下，才能夠綻放光芒。例如，掌握語言學不同於掌握經濟學。話雖如此，卓越的學術不能僅僅通過出版的數量來衡量。

很多時候，追求“世界級的卓越教育”已經成為大學的共同目標。隨着時間的推進，全球大學排行榜已經成為評估大學質量

學校禁作業簿，怎麼辦……

和聲譽的重要指標。問題是，排名的上升時候直接說明我們公立大學的學術成績有所提升？

理察霍姆斯（Richard Holmes）就曾經委婉的指出：“排名並非完全沒有價值，如若不是，它也不會被發明出來。但它除了對大學的官僚體系和那些被不安全感包圍的高級學者有用之外，對其他人是一無是處。”我們再來看看世界各地的排名，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一旦評估了錯誤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回頭路了。話雖如此，我們必須承認每一個全球大學排名的評估系統皆有其利弊，而不是深陷其中。反之，我們應該專注於發展屬於我們的教育體系，並改進對大學素質的看法。

為了讓學術與時並進，學術自由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它對我們很重要？學術自由有什麼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曾經說過：“不論大多數人是多麼的厭惡，我相信學術自由能夠保護教授或學生談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其他少數觀點的權利。”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捍衛學術自由，因為大學就是激發討論的地方。

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牛津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852年發表的《大學的理念》裏寫道，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發展人類的想法，而不是散佈訊息。他認為一所理想的大學，是一個思想家追求知識的地方，讓學生能夠“思考、推理、比較、歧視、分析”。有鑒於此，學術自由是為了讓學者在論述上自由發揮，以挑戰現有的智慧挑戰，而不必擔心受怕。

學者應該被視為政府擬定政策的重要資源。學術自由並非一項權利，而是因為它是大學生產力和效率的基礎，是塑造國家新創理念的重要途徑。現在，學者們要如何與時並進？改變學術文化從改變學術界開始。長話短說，我們必須意識到，思想的衝突是催化劑，不僅僅是增加知識，而是為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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