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华文太沉重

My Paper (Chinese) - - 观点/生活 - 曾昭鹏

近日,日裔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的专栏文章《新加坡的尴尬》在朋友圈中流传。她今年4月受邀来新演讲,在短短的几天行程中,对本地的华文大环境有深刻的观察。

专栏中点出的本地语文现象,如英语代表的强势社会经济地位、双语政策背后的工具理性、双语教育的空洞化及连带催生的应试心态,还有年轻人使用英语的固定倾向,都准确反映了现实的情况。 尽管对新井一二三描述的新加坡华文环境一点都不陌生,但看了难免还是让我有所感触。

很大的原因同自己在一个华文媒体机构工作有关。入行超过10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急速单语化的趋势。反思这个问题,自己或许也必须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接收的主要是英文的信息,阅读的社交媒体内容和工作上的资料,大多也是以 英文书写。就连同事之间的短信,很多时候为了方便,也以英文传送。如此经年累月,用华文表达想法的意识日益弱化,若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加上刻意坚持,恐怕华文的阅读和表达能力早已退化殆尽。

如今回想,中学时代因为全班同学一直用华语交谈,英文老师无奈必须推行“罚款”制的年代业已远去。身边同龄的好友,不少学生时代都是中文学会的成员,有些也曾醉心中文流行音乐或文学、尝试过华文创作;但如今他们大多从事的行业跟华文没有直接的关系,无须用华文阅读或交谈。华文对他们已经无法产生共鸣。 华文在本地的凋零,其实充满吊诡。

李显龙总理2014年出席中正中学创校75周年的晚宴时曾透露,有30%的华族学生在之前一年的‘O’水准考试中选择高级华文,是2000年有关比率的将近两倍。表面上,越来越多学生选修高级华文,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但象征教 育领域内部阶级(即所谓“双语精英”)的数据,无法衡量学习动机。

如新井一二三所描述,有多少学生是抱着冲线的心理,为了高级华文的升学优待,和从此可以不必再继续选修华文的奖励而奋发应考,是一个不难验证的现实。很清楚的是,华文补习中心生意红火,并不代表年轻一代学习华文的热情。

李总理当时也说,如果当初没有推行双语政策、推广华语或办特选学校,今天的新加坡可能已经是一个完全讲英语的社会。李总理所言不虚,但对一个像我一样,每日近距离感受华文大环境的人来说,这个政策也不过延缓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面。 仔细观察,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也在于,中国的崛起并未从根本上促成本地华文大环境的改善。强大的中国经济意味着华文的工具价值已无须赘述,日益增强的中国经济实力,必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渗透本地的商业环境,但它暂时无法改变全球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

在现代文化层面,对比西方强势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和文化输出,象征中国软实力的价值观和文化产品,往往因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元素,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再加上近来移民融合的问题,引发少数种族的焦虑,以及本地华族社群的反弹,使到“中国因素”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华文在本地的应用 空间。新加坡华人“哈韩哈日”,就是不“哈中”。 少了有感召力和启发年轻一代的文化符号,以及有软实力支撑的文化消费体系,可以想象,华文在本地的用途或将越走越窄。

除了用来讨论政治正确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它不再是一个可以用来进行深刻思想交流,或论述严肃课题的一套语汇;更多时候是一种日常生活语言,或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资本。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也无力改变的结果。

想着想着,想到近年掀起一股新谣的怀旧情怀,让人感动的种种情绪,却也不免反衬出当下华文土壤的今非昔比。新谣,让人缅怀一个再也无法复返的年代,对必须逆流而上的人来说,对于本地华文未来的想象,似乎也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力量了。

新谣,让人缅怀一个再也无法复返的年代,对必须逆流而上的人来说,对于本地华文未来的想象,似乎也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力量了。

(本文刊在6月2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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