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彼时此刻

My Paper (Chinese) - - 观点 - 何雪芬

细雨纷飞的周末,坐在不算大的国家美术馆放映室,我是那种讨人厌的戏迷,几乎不必看字幕就叫得出哪一些片段出自哪部经典电影,认得出那些青涩俊秀的脸孔。记得那老是寻找“阿孝咕”的老奶奶,还有那一幕长啊长的大树下。

大全景、大景深的固定镜位,哎呀怎么那么久的长镜头,在30年前港片盛行的年代,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节奏慢得叫当时许多观众昏昏欲睡。但也就那样缓慢地、纪实地,让人记住风那样吹,叶那样动,仿佛让人感受到,生老病死,一切都会被风化、削蚀。那是侯孝贤的独特美学。今天他是闻名遐迩的大师。他所执导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他凭《刺客聂隐娘》获得康城影展最佳导演。 所有的大师,在被时光淬炼以前,也都曾年轻过。为记录台湾新电影30年而开拍的《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说的就是一群年轻人的梦想。

1 982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小野和吴念真策划,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4人拍摄了4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影片用4段故事来表现人际关系与男女关系的演变、人的成长和台湾30年来社会形态的变迁,有别于之前占 据电影市场的爱国片和琼瑶爱情片,结果叫好又叫座。

《儿子的大玩偶》《恋恋风尘》《恐怖分子》《无言的山丘》等电影陆续登场,侯孝贤、杨德昌、王童等,采用写实的拍摄手法,解析社会真实现象,建立了新的电影形式与语言,开启了改变台湾电影发展的“台湾新电影”运动。 观众在《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中,看侯孝贤与吴念真等人,1989年在《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拿着青天白日旗挥舞的兴奋激动,听50多位来自欧、亚、美各国的知名导演、电影工作者、影评人、演员等叙述台湾新电影带给他们的影响和感动,唤回所有对台湾新电影的美好回忆,隐约感受到当时台湾年轻人推动台湾文化走向国际的不易。

这部记录片的制片王耿瑜在交流会上说,创作是发现自我的历程。王耿瑜是资深策展人,多次在国际影展听到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听到有关台湾新电影的赞誉。当新电影30周年之际,决定用长镜头来看历史,通过外部的描述来拼凑一个美好时代的追忆。借由这样的方式,也让人看到了软实力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台湾。

要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经历资本主义洗礼,认为样样都是经过计算的现代社会),会以为当时那场斑斓壮阔的运动是因为有什么有前瞻眼光的领导, 给予强大资源的推动。恰恰相反,当时在中影任职的小野在影片放映后的交流会上笑说,他们是在不可能革命的地方闹革命。正是因为没有资源,才有动力迫使人做出改变:以有限的资源,在处处受限的政治空间,踮起脚尖做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东西。

片中穿插了许多修复后的经典电影画面,俨如一组时代的缩影。观众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戒严前夕的台湾社会。但如果只是从故事情节、拍摄手法来看那个时代,其实并不足够。借美国著名影评人杰拉尔德·莫斯特的话,电影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社会、历史制度,反映人们内心的需要。了解其时空背景,才能建立历史与文化关联。

此刻回溯彼时,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现场,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会根据此时的需要做出诠释。

上世纪8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代,站在70年代的肩膀,承载了时代轮替的因缘,迈开了变更的步伐。70年代初,台湾退出联合国,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蒋经国推行10大建设,经济迅速发展。政经环境产生剧变,也是群体思考自我认同的重要时期。以二二八为主题的《悲情城市》,以白色恐怖时期为时代背景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皆触及台湾长久以来的禁忌,审思历史留下的伤痕。

当然,台湾新电影也同样引起争议。为了争取在海外影展的能见度,为了比肩国际大师,忽略商业计算、朝艺术极致发展,结果是,与大众渐行 渐远,以至票房冷遇,渐渐淡出了荧幕,走进了历史。

在这个追求速度与汰换的时代,回看历史有什么意义?

《光》影片尾声,一群年轻人与侯孝贤擦身而过,似乎没认出这就是大导演,隐喻年轻一代与上一代断了链接。

那天坐在我身旁的是个漂亮的台湾90后女生,她说,那些电影全都没看过。她的男友还把片段中出现的柯俊雄误认为秦祥林。“哦,柯俊雄,就是夺走舒淇初夜的黑社会老大吗?”想必杨德昌对他们来说,也只是“蔡琴那个不愿和她圆房的老公”。

他们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不熟悉或根据网上泛滥的不实或片面的事实看看世界,可以理解,但不能轻视文化脉络断链,以讹传讹扭曲真相所带来的后果。 时间是个强大的过滤器,沉淀下来的是美好回忆。许多历史文献中有关事件过程的大多数记载,都是出于事后的“回忆”,而不是“即时性记忆”。集体记忆是选择性的,有些得以维系,有些被移除,有些被压抑。事后追溯,加以梳理、过滤、筛选,不管以什么形式记录下来,都或多或少出现变异,甚至质变。

此刻回溯彼时,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现场,因为说故事的人总会根据此时的需要做出诠释。集体不断的追忆,拢聚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符号可以迅速召集人心,无法完全说明历史事实的全貌,以及千万个个体在当时的独特经历与感情。大众应慎防这种借尸还魂的操弄,避免陷入对符号、口号的盲目膜拜。

就比如说台湾新电影,人们马上联想起侯孝贤,那个时代年轻人梦想奋起改变,相互扶持的情谊;小野这个幕后推手的文化思维,以及王耿瑜等工作人员的参与等,随着时间流逝,在文化符号旁黯然失色。

历史是过去了的片段,要能与现在有机地缝接起来,产生有意义的关联,甚至展开与未来的延续,一方面须循着文化脉搏,找回时代精神的关键内涵;另一方面,还必须与客观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回应当代的需求,重新建构、重组,进行文本的创作。所谓文本,不是浮光掠影或词藻堆积,而是有意义的思考与记录。那么,对彼时彼刻的缅怀,方能作为此时此刻的创新。 (本文刊在11月2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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