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服缺席的国家认同

My Paper (Chinese) - - 观点 - 何惜薇

不久前随同李显龙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官员和媒体,一踏上这片中爪哇首府的土地,即感受到天气酷热无比,在笔挺的西装和相对凉快的峇迪衬衫之间,后者成了明显的选择。

于是,没随身携带峇迪服装者二话不说,都往下榻酒店旁边商场的峇迪店铺里钻,希望购得一件合意的衬衫,使自己能从容地顶着大太阳出席活动。

有趣的是,在新加坡媒体竞相报道2国将如何加深合作的当儿,印尼英文报章《雅加达邮报》却以Batik Diplomacy (峇迪外交)为主题,透过印尼总统佐科伉俪帮助李总理伉俪完成峇迪彩绘,来凸显2国合作关系的密切。

新印领导人这场非正式峰 会结束后的几天,李总理前往秘鲁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他与另外20个经济体的代表于会议落幕时,都在右肩披上东道主所准备的骆马毛披巾,构成了和谐的“全家福”。 一连串与传统服装有关联的事件,让我不禁想起一个“老掉牙”,却沉寂了一段日子的课题——新加坡服或“国服”的问题。

之所以说这是个“老掉牙”的课题,是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文化部就已邀请本地时装设计师呈上国服设计草图,但文化部后来搁置了计划,并指出国服设计需来自民间,不能由政府硬性规定。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特别是在新加坡庆祝独立25年之际,全国职工总会和一些个人,包括已故前总统王鼎昌,则大力推动以胡姬花为 设计主题的国服。当时,不仅有国服设计比赛和胡姬花时装展,还掀起一股参观胡姬花园的热潮,并出现了以胡姬花为主题的讲座等等。

我想,在我们形成这种“更高层次身份认同”之前,环绕着国服的讨论不时仍会出现。

然而,除了政要和商界人士等在正式的场合上,如到国外参加会议时,穿上以胡姬花图案的服装,这一系列旨在体现新加坡风味的衣服,并未能走入寻常百姓家。

追根究底,胡姬花图案的使用范围不广,也不够生活化,它不像峇迪这个蜡染技术般,一早就存在于传统文化中。我们并非从小就穿着有胡姬花图案的服装长大,胡姬花图案也没被大量制成婴儿背带、披肩或杯垫等等。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胡姬花是尊贵的——以到访贵宾的名字为特种胡姬花命名,是我国对贵宾的最高礼遇。

2009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时,由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按惯例都会在会议结束后,穿着东道国的传统服饰合影留念,新加坡应否有属于自己的国服,当时再一次成了热门课题。被委任设计领导人服装的著名设计师,以不想落入俗套为理由,完全没在设计中用上胡姬花,但没有多少新加坡人对此存有强烈意见。这其实就说明新加坡人仍未理清什么才能真正代表新加坡。

倒是在看到大大小小选美赛中,代表我国的佳丽穿上硬将各大种族和不同文化特色集于一身的服装时,更多人会忍不住评头论足一番。 诚如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最近在一场演讲中所说的,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复杂、多变,我们不会停止在教育、住屋、语言与文化、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辩论,因为这些政策都深受新加坡人多元的身份认同所影响。

杨荣文也说,我们要慢慢发展出自身文化和具包容性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 (higher identity)。我想,在我们形成这种“更高层次身份认同”之前,环绕着国服的讨论不时仍会出现。 (本文刊在11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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