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的 外交軟肋

World Journal (New York) - - 世界論壇 -

孫喜(新加坡)

中國政府日前隆重舉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藉機向全世界喊話,強調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論」,並表示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存在的分歧和爭端。不過,中國一直自說自話的「和平發展」外交辭令,會被國際社會解讀為開誠布公,還是韜光養晦,抑或包藏禍心,就見仁見智了。近年來,「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令中國外交面臨新困局。近期南海和東海局勢日趨緊張,中日、中菲和中越關係劍拔弩張、甚至有擦槍走火危險。中國外交工作似乎顯得力不從心、疲於應付。其實,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即便外部環境再困難,也不會比新中國初期更艱難吧。

1949年後,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所面對是西方世界「反共反華」的包圍、封鎖、遏制。然而,此種近乎絕境中,新中國的外交卻開展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1954年,中國與印度和緬甸共同倡導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上產生廣泛而深遠影 響,如今它已成為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之一。1971年,新中國成功重返聯合國;1972年,中日建交;1979年,中美建交。以上這些來之不易的外交成就,歸功於中國老一輩領導人的外交智慧和領導藝術。相比之下,當代中國領導人在外交領域卻有明顯的「軟肋」,雖然他們在國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領域的才能與成就可圈可點。首先,核心領導層外交經驗不足,有外交工作背景的屈指可數。中共18屆政治局七大常委,甚至25名政治局委員中,竟無一人來自外交領域。雖然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家主席、副主席擔任正、副組長,然而實際工作卻主要由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外辦」)主任承擔,其職位僅由一名非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國務委員兼任。相比之下,建國後的第一任外交部長由周恩來總理兼任長達10年,第二任則由「開國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副總理兼任超過10載。此後,中國外交部門的決策參與度,就逐步游離於核心權力圈之外,心有餘而力不 足了。這可能就是造成如今中國民眾普遍抱怨外交部「不給力」的罪魁禍首。

其次,最高領導人的國際化視野,似乎有待強化。18屆政治局25名委員中,僅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有正式留學經歷,不過是留學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據說,李克強總理英文嫻熟,不過當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卻放棄赴美留學機會。

相比之下,周恩來早年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並通曉多國外語,並成為享譽世界的偉大外交家。而早年同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鄧小平,則最終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國駐法國前大使吳建民就曾指出,「改革開放」國策的提出不在毛澤東而在鄧小平,正與後者早年走出國門的經歷密切相關。可見,海外留學和生活經歷,雖然並一定就是具備國際視野的唯一標誌,但其積極作用毋庸置疑。

當然,如何培養真正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官員是一大挑戰。從前蘇聯、到美國、再到新加坡,中國官員赴海外學習取經的步伐,一 直都在與時俱進,20多年來,僅新加坡就已培訓逾萬名中國官員。不過可惜的是,在海外「鍍金」的中國官員回國後,不論是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很快就會被國內的固有體制再次「熔化」,最終並沒有促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更具國際化水平。中國繼續固守國際社會「聽不懂」的政治口號和外交辭令,只能自我陶醉,卻難覓知音。當今全球化時代,大國內政和外交其實早已密不可分。眾所周知,美國自1789年就不再保留「外交部長」職務,改由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統籌外交與國際事務,其級別遠高於普通的內閣部長,僅次於總統、副總統和參眾兩院議長。可見,中國若想發展成為真正大國,必須更加重視外交工作,最高決策層中應逐步引入真正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外交人才。這樣方能確保大政方針與國際外交戰略的有效銜接與高度配合,「中國夢」才能贏得更多喝彩!(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國籍投資分析師和獨立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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