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深且固 境界妙而新

———刘征《嫁书辞》

情结，是一个人实际生活中内心割舍不掉的感情元素。在文学创作或诗词创作过程中，这种情结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其中的“移情”则是诗人创作时常用的艺术手法。

移情，因通感而成立，是一种情感嫁接，往往通过比拟将非生命的事物赋予生命，像人那样有灵性，有情感，从而收到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刘征先生年逾九旬，他一生与书的情结可谓是根深蒂固。他的这种比山高比海深的情结，巧妙地运用“移情”的修辞手法，在他的《嫁书辞》（《中华诗词》2018.3）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诗的标题“嫁书”，一个“嫁”字，妙趣横生，把一个母亲将要嫁出与之相依为命、生死攸关、挚爱无比的女儿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写得如此形象逼真、活龙活现。“书”，本来是没有生命的，而着一“嫁”字，书就富有生命富有灵性了，“嫁书”就像母亲嫁心爱的女儿那样生动感人。通过这种“移情”手法的巧妙运用，就更能增强诗的意境和可读性，使之真正做到俗中有雅，雅中通俗，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

移情，这种艺术手法是20世纪从国外引进的。但“移情”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众多诗人娴熟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如作者至今不可考的古诗十九首即俯拾皆是，如“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原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等等。又如李白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王安石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再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也是移情的经典之作“：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是香如故。”

移情，往往是把景物写得富有生命富有灵性，形神兼备，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借以更深刻、更炽烈地抒发思想感情，唤起人们美好的审美情趣、联想和艺术空间，从而收到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开发想象、启人心智的艺术效果。如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则赞春意闹：“著一‘闹’字，境界全出。”（《人间词话》）何也？妙在“闹”字不仅写出杏花锦簇、红红火火之“色”，而且写出似乎推推搡搡、打打闹闹之形，以及吵吵嚷嚷、轰轰烈烈之声，把春意人格化、生命化、具体化，其语妙不可言，其境引人入胜。再如，释中峰《九字梅花》：“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将参差斑驳的梅花疏影人格化，像人一样“敲书窗”，形象逼真，美不胜收。白居易《画竹歌》：“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看竹图而“静听疑有声”，将竹图人性化，似乎如人在窃窃私语，隐隐约约能听到说话的声音，岂不妙哉！还是让我们来品味刘征的《嫁书辞》：

“看书箱启运兮，倚室门而依依。百感交集于中心兮，非喜非悲。欲久聚而不散兮，知君去得其所，谓乐送君去兮，却肠辛而九回。听车声之渐远兮，眼含笑而泪垂。”

这一段文字是作者写“嫁书”时的场景及其复杂的内心感受。其“嫁书”时的情景是何等的动人肝肠，催人泪下。是“非喜非悲”？是“含笑而泪垂”？不得其解，然而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者与书那种“千刀割不断，万斛浇不泯”的情结是不言而喻的。作者与书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就像一个母亲抚养女儿历尽人生坎坷及养育艰辛，那种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只有母亲才感受最深。如今女儿长大了，而母亲却老了。儿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到出嫁年龄了，不能再陪伴母亲了。母亲打发心爱的女儿远嫁他人，那人作为新婚女婿，当然喜在心中，然而那“乘龙快婿”能否保护好女儿？能否给女儿幸福？能否担当起一个新家的家庭责任？那种依恋、忧虑、感伤、悲喜交加的复杂心理，可谓一股脑儿倾于笔端，跃然纸上，力透纸背。而这种情结并非别的，而是“送君如母之嫁女兮，含欣慰于感伤”。“去兮去兮放歌举觞”，此时此刻尽管难舍难分，但母亲尽心已把女儿抚养成人，如今女儿要步入自己人生的新征程新生活，母亲当然为之高兴为之欣慰，当然要“放歌举杯”为之祝贺，“去兮去兮放歌举觞”，固然也。直至辞末方才点破题旨，画龙点睛，令人眼前一亮，就像广袤的旷野顿然嘹亮一曲美妙的神曲，经久不息，令人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写诗，第一要捕捉情绪（情结），要有真情实感。而且这种情结只有深且固，才能打动人才能感染人才不失为好诗，刘征的《嫁书辞》是也。第二，要将这种情结找到一个切入点，也就是要确定一个“形象大使”作为“代言人”，即一个鲜活贴切的优美意象，从而创造出一个“高雅”的境界（意境）。刘征的《嫁书辞》之所以把与书的情结写得如此生动感人，关键是他找到一个十分肯綮十分贴切的“切入点”，那就是把赠书送书巧妙地移情到母亲嫁女儿。“母亲”就是他确定的一个贴切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从而创造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送书场面（即境界也即意境），写出一篇催人泪下的史诗。诗词之美，虽不唯意境，但“中国古典文论独标境界，以意境的高下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辞海》）。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云：“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切，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叶爕强调“舒写胸臆”与“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结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即道：“词以境界（即意境）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还说：“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或深浅而已。”由此可见，前人的确把意境作为诗词审美的重要标准。

关于意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巧妙地摘引了三句宋词作了形象的比喻。他说：“古今之成大学问大事业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即意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是讲博览群书。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只有广泛涉猎“，望尽”无穷的学海，才能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刘征先生年逾九十，大半个世纪与书为伍，可谓爱书如命，嗜书成癖，他在《嫁书辞》云“：少小即跑遍兮书肆书摊。遇所爱而囊羞涩兮，宁节缩数日之午餐。年既长而嗜弥笃兮，结终生之书缘。列 高橱于书斋兮，积充栋之书画。”东西南北中，上下五千年，可见先生读书之多，见识之广。

第二境是讲苦心思索。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只有上下求索，想得深远，甚至“消得人憔悴”，才能真有所得。积沙成丘，集腋成裘，如此日积月累，才有真才实学。学问是建筑在潜心钻研、刻苦求索上的，先生深明此理，所以《嫁书辞》云：“随世事之变异兮，书聚散曾多番。拾此劫余兮慰晚晴以简编，恒披阅以求索兮，为吸水之海绵。”先生苦心求知，刻苦求学，如吸海绵之水；“恒披阅以求索”，先生不畏“世事变异”，不厌书之“聚散多番”，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苦读苦研，那种“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好学精神、毅力，委实令人钦佩！

第三境讲的是豁然贯通。这种乐趣，只有在崎岖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能享受到。孟德斯基说：“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孔子也说他学习时“不知老之将至”。此中真意，和情人走失，苦寻不遇，偶然间蓦地见到失散情侣的那种喜悦心情，是极其相似的，先生正是享受这种豁然贯通乐趣的勇者。或欣喜若狂，“知我引吭而长吟”；或洒脱如骥，“应风雨之吹打”；或静思如神，“知我掩卷而沉思兮，久兀坐而如傻”；或痛心疾首、怒不可遏，“知我愤怒而击案”；或捶首顿足、拍案而起，“震杯倾而酒洒”；或阳光明媚、心甘如饴， “知我展眉而微笑兮，诗神飘飘而来下”；或对天惆怅，搔首无奈，“叹俯仰而为陈迹兮，搔丝丝之白发”。喜怒哀乐，兴观群怨，先生真正体现了一个诗家固有的操行和气节。这种操行像梅兰竹菊那样高雅待人，这种气节像雄鹰翔天那样笑傲江湖，像骏马奔腾那样桀骜不驯。

上述“三境”，是王国维为诗词之美立下的三条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刘征的《嫁书辞》无论就读书这件事而言，还是这篇辞本身的写作意境而言，这三种境界他都具备了。

通览《嫁书辞》，不仅其艺术境界臻于美，而思想境界也昭然若揭，那就是“独善其身，博爱为人”。少小即跑遍书肆书摊，“遇所爱而囊羞涩兮，宁节缩数日之午餐”，可见“克己复书”，实则“克己复礼”，因为“书”是“礼”之载体。他不惜“宁节数日之午餐”的费用去购所爱之书，如此“克己复书”，“克己复礼”可见先生“独善其身”之切；他把数十年积攒的心爱之物“书”又不惜“分赠九个单位”（《嫁书辞·序》），又足见先生“博爱为人”。

情结深且固，境界妙而新。刘征为了表达自己与书这种不解之情，以及如何创造这种情结意境，不仅用“移情”的艺术手段，而且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歌行体，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要把与书深且固的情结通过“妙而新”的意境创作出来，歌行体篇幅容量大，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思维可以纵横驰骋，文字可以任意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