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中李白词《清平乐·画堂晨起》辨伪（下）

三、文献考辨

另一部唐诗词研究重要文献《尊前集》，由于成书年代较早，故每被用作考证词作的有力证据。《尊前集》今传最早之本为明初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所收一卷本，及明万历十年（1582）顾梧芳重刻二卷本。那么此书到底成于什么时候？当代学者蒋哲伦在《〈尊前集〉校点说明》中列举了前人对于此书编著时间的四种说法：“一曰：唐（人）《尊前集》，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五和张炎《词源》下卷；二曰：吕鹏《尊前集》，见王奕清《历代诗余》卷——二引《古今词话》；三曰：旧本失传，明顾梧芳‘采录名篇，釐为二卷’，见毛晋《尊前集跋》；四曰：宋初人编，见朱彝尊《书尊前集后》。”因集中五代人占据多数，故他认为宋人提到的“唐人”乃泛指集中作者为唐五代人，而非专指编集者。又吕鹏据《花庵词选》是唐人故可排除，至于毛晋则是因为没看到吴讷的一卷本，所以认为朱彝尊提到的宋初编定比较可信。其实，从宋人的称引看，如王灼《碧鸡漫志》云：“唐《尊前集》载和凝麦秀两岐一曲，与今曲不类。”张炎《词源》：“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其中的“唐”或“唐人”，是难以理解为意指集中作品为唐五代人作。那么，唐五代人编纂的这部词籍，到底收了哪些题为李白的词作呢？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看看王灼《碧鸡漫志》卷五论“清平乐”调的一段话：

清平乐，《松窗录》云：“……白承诏赋词，龟年以进，上命梨园弟子约格调，抚丝竹，促龟年歌。太真妃笑领歌意甚厚。”张君房《脞说》指此为清平乐曲：“按明皇宣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盖古乐取声律高下合为三，曰清调、平调、侧调，此之谓三调。明皇止令就择上两调，偶不乐侧调故也。况白词七字绝句，与今曲不类。而《尊前集》亦载此三绝句，止目曰《清平词》。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绝句耳。此曲在越调，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钟宫、黄钟商两音者，欧阳炯称，白有应制《清平乐》四首，往往是也。”

这里依然提到了李白应制《清平乐》应为四首而非五首，《清平乐·画堂晨起》的存在是没有文献支撑的。另外，这里王灼虽然与大多数宋人一样认可李白《清平乐》应制词的存在，但他的一番话却正说明唐人《尊前集》只录有《清平调》三首，并没有录《清平乐》应制词四首。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首先，从引文中看，王灼为辨明此《清平调》非彼《清平乐》，采用了《尊前集》和《花间集序》作证据，说明王灼本人是见过《尊前集》的——那么，假设《尊前集》收有李白的《清平乐》词，王灼只须举《尊前集》有李白《清平乐》词来反证张君房《脞说》中所载《松窗录》提到的《清平调》是《清平乐》词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即可，还有必要绕那么大弯子去辩明他们之间的不同以证明《清平乐》非绝句体的《清平调》么？但明本《尊前集》既收了李白绝句体的《清平调》，也收了杂言体的《清平乐》。第二，宋人承认李白有应制《清平乐》，往往是以《花间集序》提到的李白应制词四首来说明，唯有《花庵词选》提到吕鹏的《遏云集》里载有李白《清平乐》应制词四首，而无人言及《尊前集》收有《清平乐》，所以可以断定北宋人看到的《尊前集》大概率是没有收据李白《清平乐》词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灼的《观堂词》里有注明是“填太白应制词”的《清平乐》，那么他这里“填太白应制词”又是从哪里得见呢？从王灼上面辩说《清平乐》与《清平调》来看，宋代对于李白是否有《清平乐》词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肯定李白有此词，如王灼等；另一种是认为清平乐就是清平调，故王灼特予以辩明。从王灼的态度看，对李白有《清平乐》一词是深信不疑的，他对张君房《脞说》认为所谓《清平调》即《清平乐》甚为不满，并在著作中予以考辩。故而在其本人作《清平乐》词故意强调是“填太白应制词”。《清平乐》在宋时已是常见词调，也有可能是受了王灼的影响。这样来看，李白《清平乐》为应制之说不成立。而最早关于李白作词就是从宫廷应制开始的，《松窗杂录》云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三首，但诚如前文所言，宋人王灼已辩明《清平调》并非词调，而是从清、平两调中制辞——据《唐会要》载，唐人乐调中有清调、平调，王灼此语应当与事实相符。故知此《清平调》为三首绝句，而非后来长短句意义上的词。另外，《国史补》《唐摭言》皆言及李白撰乐辞，其实李白对音乐之事并不擅长，这一点，《本事诗》记载得很清楚：“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其所制十余首云云并非是词而是诗。但是因为史料记载李白有应制制乐辞的经历，所以当唐人说李白有应制《清平乐》四首，后人大都深信不疑。

综上，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王灼所见《尊前集》不可能收录李白《清平乐》，而欧阳炯所言应制《清平乐》四首，也并不囊括《清平乐·画堂晨起》。而且从词作本身看，这首词也不太可能是李白所作。由此可见，《清平乐·画堂晨起》应为伪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