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Cognitive Appraisal and Meaning in Life in Recalling of Past Events: The Emotion as a Mediator
PANG Zhuoyue1, ZHUANG Shujie1, WANG Yuqian2, GAN Yiqun1,†
1.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College, Flinders University, Adelaide 5046;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gan@pku.edu.c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gnitive appraisal, emo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when individuals recall past events. Before and after 171 college students’ writing on the same thing about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is study se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motion between cognitive appraisal and meaning in life. After the effect of gender, year, pretest of emotion and meaning in life were controll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sitive appraisal and negative appraisal could predict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positive emotion instead of negative emotion. Key words cognitive appraisal;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meaning in life
1 研究背景1.1 生命意义感的概念和作用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生命意义感再次成为研究热点[1]。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观点大致可分为单维度和多维度两类。生命意义感的单维度理论认为, 生命意义感指个体树立有意义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以让个体获得价值感, 指引人生方向, 对社会做出贡献并得到他人认可[2]。也有学者从多维度衡量生命意义感: Steger等[3]认为生命意义感分为认知和动机的二维模型, 并根据这两个维度编制生命
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三维理论认为, 生命意义感分为目标、事件和领悟3个维
[4–5]度 。本文基于Steger 等[3]生命意义感的理论, 探究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可能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 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 如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生命意义感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8], 生命意义感也有助于提高个体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好奇[9]。同时, 生命意义感与抑郁、孤独感和自杀行为等负面的情绪或行为都显著负相关[10–12]。
生命意义感对心理具有激励作用和保护作用。生命意义感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应对显著负相关[13]。当个体面对压力时, 生命意义感在压力应对时的策略选择和应对后的调节过程中, 都有
[14]重要的意义 。生命意义感可以使个体在经历创伤事件后, 调整认知的方式, 从而减少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3]。当个体面对压力和抑郁的困境时, 生命意义感可以起到保护性作用, 减少自杀的可能性[10]。因此,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应对压力的重要心理资源[6]。
1.2 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是人类情绪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情绪指具有正效价的情绪, 如快
[15]乐、自豪和希望等 。消极情绪指具有负效价的情绪, 让人感到厌恶的情绪体验, 如悲伤、生气和羞耻等, 过度的消极情绪可能使人出现木僵反应,长期沉浸在消极情绪中也会影响身心健康, 但适度的消极情绪对个体生存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识别危险并做出反应, 消极情绪可以起到信号作用, 帮助人们适应环境[16]。目前已有许多关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研究。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有正相关关系, 提高积极情绪可以提高生命意
[17–18]义感 。每天的积极情绪可以预测每天的生命意义感, 使用积极情绪词汇进行实验启动也可以提高生命意义感, 但是认知会干扰情绪对生命意义感
[19]的影响 。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8], 对未来的有限性知觉越短, 如年龄越大,预期寿命越短, 认为自己未来可能性越有限, 则积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度越高。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结果尚不一致。部分研究证明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呈负相关, 例如对癌症患者[20]和进食障碍患者[21]的研究中都发现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负相关。在对健康人群进行的调查研究中, 也表明生命意义感与积极情
[3,22]绪正相关, 与消极情绪负相关 。但是, 也有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没有显著相关性, 或无法作为中介变量, 如 Boyraz等[23]发现消极情绪不能预测生命意义感和创伤后成长, 积极情绪却可以。心理模拟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也发现, 心理模拟可以通过积极情绪影响生命意义感, 但不能通过
[24]消极情绪影响生命意义感 。未来的有限性影响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发现, 积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消极情绪却与生命意义感不相关[18]。综上所述, 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但尚未发现因果关系, 这一研究方向值得关注。
1.3 认知评价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认知评价指个体做出的关于这个情境对个人重要性和幸福感影响的直观评价, 是个体对事情的解释, 反映个体对情境的评价, 可分为积极认知评价
[25]和消极认知评价 。积极认知评价关注消极事件的积极方面, 例如应对量表(COPE量表)将积极重评作为一个专门的分量表来测量认知重评策略[26],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也有积极认知评价维度[27]。消极认知评价指忽视事件中唤起积极情绪的部分,而去关注其他不重要的内容。国外研究发现, 积极重评会增加积极情绪, 减少消极情绪, 而消极重评会减少积极情绪[28]。许多研究发现对事件的认知评价与生命意义感有关。国外研究发现, 被评定为积极的事件数量可以正向预测被试的积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 被评定为消极的事件数量可以负向预测被试的积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29]。国内的日记追踪研究也发现, 回忆积极事件多的人的生命意义体验相对更高, 回忆消极事件多的人的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都相对更低, 但对寻求意义没有影响[30]。回忆积极事件可以提高生命意义感, 但回忆消极事件不一定降低生命意义感。虽然回忆消极事件可能降低积极情绪, 但个体能从消极事件中获得创伤后成长, 从而
[31]提高生命意义感 。为了自我保护和减少回忆对自我的影响, 人们在回忆消极事件时, 为了获得积极情绪, 更容易自发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 对消极事件进行认知重评[32]; 人们可能把自己积极的事件加工得更为重要和有意义, 另一方面, 为了减少消极情绪, 个体可能把自己的消极事件加工得更不重要, 通过努力地解释消除事件的消极性以用于社
[33] [23]交性的叙述 。Boyraz 等 发现, 积极的认知评价(反思反刍)能显著正向地预测生命意义感, 消极的认知评价(沉浸反刍)能通过消极情绪负向影响生命意义感, 他们提出并验证了图1的理论模型。
在已有研究中, 大多数被试在回忆过去任意事件时, 更倾向回忆积极事件, 这可能造成回忆过去
[24]容易提高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偏差 。已有研究证明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有正相关关系, 但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尚未得到统一的结果, 更鲜
有研究探讨消极认知评价、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因果关系。此外, 虽然有的研究提到积极认知评价会影响生命意义感, 但较少有研究探讨回忆过去事件时, 事件的认知因素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影响。鉴于此, 为了解人们对过去事件的认知评价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以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其中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回忆同一过去事件的问卷调查, 控制性别、高考距今时间(年)、积极情绪前测、消极情绪前测与生命意义感前测后, 探讨积极认知评价、消极认知评价、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按照已有结构方程模型中对外生显变量两两相关的设置方法[34], 并依据已有研究提出的认知、情绪和生命意义两两显著相关理论[35], 设置积极情绪前测、消极情绪前测和生命意义前测两两相关, 检验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消极认知评
价影响生命意义感中的中介作用, 并提出如下4个假设。
假设 1: 积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2: 积极情绪在消极认知评价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3: 消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4: 消极情绪在消极认知评价和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 方法2.1 研究对象
以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为平台, 随机选取的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为了大致平衡考生对高考成绩的满意程度, 参与研究的学校涵盖普通一本、二本、三本和大专等各层次院校。发放问卷前, 参照已有研究发现积极的认知方式, 即沉浸反刍会通过积极情绪影响生命意义感, 显著的相关系
2数为r = 0.35, f = 0.14[23]。本文使用G*power 3.1.9.2中F检验的多重线性回归中的固定效应模型[36], 并调整参数α=0.05, 1−β=0.80, 检验图2操作化模型中的预测量为2个自变量, 总预测量为7个(包括5个控制变量), 计算得到有效被试量为 68 人, F= 3.15。我们共发放问卷 179 份, 对收集的问卷进行筛查, 删除在回忆启动中字数少于100字的或乱填写无意义字符或大量重复字符的被试, 最终获得 171份有效数据, 问卷有效率为95.53%。有效被
试的基本信息如下: 平均年龄 21 岁(标准差 SD= 1.872); 女性119名(占 69.6%), 男性52名(占 30.4%);普通一本127 人(74.3%), 二本5 人(2.9%), 三本1人(0.6%), 大专38 人(22.2%), 所在学校包括武汉某一本大学、北京两所一本大学、黑龙江某专科学校和福建省某专科学校等; 本科生163 人, 研究生及以上 8人; 最近一次参加高考的平均时间为2014 年,距 2018年的平均年限是3.95 年(标准差 SD=2.96)。
2.2 研究工具
正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affect Schedule, PANAS) 该量表由Watson 等[16]从多个经典情绪词汇中挑选20个形容词进行编制, 并将其划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黄丽等[37]将其修订为中文版, 总共20个形容词, 包含热情的、自豪的、有活力的等10个积极情绪的形容词以及内疚的、恐惧的、易怒的等10个消极情绪的形容词。本研究同时采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 采用11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 11为完全符合), 每个维度的总分越高代表该维度的情绪越强。积极情绪的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9, 后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3; 消极情绪的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6, 后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7。
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ful in Life, MIL)该量表英文版由Steger 等[3]编制, 刘思斯等[38]将其修订为中文版, 其中包括意义寻求和意义拥有两个维度(意义拥有的题目如“我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意义寻求的题目如“我正在寻求自己生活的意义”),该量表总分越高表示被试此时的生命意义感越高。本研究只使用意义拥有维度衡量被试的生命意义感, 采用11点评分(1完全符合, 11完全不符合)。生命意义感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6, 后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7。
认知评价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 改编自Garnefski等[27]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量表中积极性评价维度, 测量被试的积极认知评价。结合认知行为疗法的苏格拉底式问题[39]中常用的“你认为这样对你的价值更大还是伤害更大?”和认知情绪调节量表的积极性评价维度, 编制测量积极认知评价的两题“有时事情同时有积极和消极两面, 你认为这件事情现在对你的积极影响程度是?”和“有时事情同时会给人带来价值和造成伤害, 你认为这件事情现在给你带来的价值程度是?”。编制测量消极认知评价的两题“有时事情同时有积极性和消极性两面, 你认为这件事情现在对你的消极影响程度是?”和“有时事情同时会给人带来价值和造成伤害, 你认为这件事情现在给你带来的伤害程度是?”。按照积极–消极的随机顺序放入量表, 采用9点评分, 积极认知评价的总分越高代表积极认知评价越高, 消极认知评价的总分越高代表消极认知评价越高。本研究中, 积极认知评价的一致性信度为0.744, 消极认知评价的一致性信度为 0.817。
高考满意度 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满意度和生命意义感显著相关[40–41], 因此在修改模型的控制变量中加入高考满意度, 其中1分代表非常满意, 9分代表非常不满意。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分为前测、回忆启动与描写、后测3个部分, 总共完成约15~30分钟。
第一步,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前测被试的生命意义感、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考虑到生命意义感具有相对稳定性, 即使随着情境有状态性的波动, 依然与一般生命意义感高度相关, 因此后测的生命意义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前测生命意义感的影
[42–43]响 。为了更准确地测量通过回忆引起的生命意义感变化, 减少回忆前被试状态的影响, 对被试进行前测, 并在统计中将前测的生命意义感、情绪和被试的年龄、高考距今时间(年)放入协变量。
第二步, 让被试描写100字以上的刚得知高考成绩时的经历和情绪, 指导语为“请回忆你刚得知高考成绩时的经历, 尽可能详细地描写(100字以上,如当时的经历、情绪、想法、后续造成的影响等均可)”。选择回忆高考是因为这是中国大学生都经历过的重要事件, 可以控制被试回忆统一事件。为了在回忆时对高考的记忆更加鲜明, 我们特地面向在读大学生招募被试, 他们对高考的回忆非常详尽,也有较高的情绪唤起, 因此适合于分析回忆高考事件的认知评价对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第三步, 测量被试对刚才回忆的事情的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
第四步, 依次后测被试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
2.4 统计方法
使用IBM SPSS 20.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 并使用Mplus 7.4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3 结果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多个变量数据均由同一个被试提供, 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
[44]偏差, 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 对研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行检验。具体做法是, 让所有研究变量的测量题目都只在一个公因子上负载,构建一个单因子结构方程模型, 并对该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前测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不能接受, 指标为 χ2/df=39.98, RMSEA=0.48, CFI=0.10, TLI=0.03。后测的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也不能接受, χ2/df=7.11, RMSEA=0.19, CFI=0.51, TLI=0.47,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关分析
本研究用到的所有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都高于 0.7, 说明这些量表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测量的是同一类变量。此外, 在回归分析前需要检查变量的多元共线性问题, 两个自变量的相关系数不大于 0.75[45], 本研究的所有后测自变量相关系数均小于0.75。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两个自变量积极认知评价与消极认知评价显著负相关(r = −0.45, p<0.01), 两个后测中介变量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无显著相关(r=−0.14, p>0.05), 自变量(认知评价)与中介变量(后测情绪)显著相关, 中介变量(情绪)与因变量(后测生命意义感)显著相关。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回忆过去事件时导致的认知对情绪唤起和生命意义感的作用, 在后面的中介分析中将前测作为协变量, 即在分析积极情绪在认知
评价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时, 将积极情绪的前测、生命意义感的前测、性别和高考距今时间(年)放入协变量; 在分析消极情绪在认知评价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时, 将消极情绪的前测、生命意义感、性别和高考距今时间(年)的前测放入协变量。
3.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定积极认知评价、消极认知评价、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使用 Mplus 7.4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将性别、高考距今时间(年)、积极情绪前测和消极情绪前测和生命意义前测作为控制变量, 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作为自变量, 积极情绪后测和消极情绪后测作为中介变量, 生命意义感作为因变量,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按照已有结构方程模型对外生显变量两两相关的设置方法[34], 并依据已有研究发现认知、情绪和生命意义两两显著相关的理论[35], 设置积极情绪前测、消极情绪前测和生命意义前测两两相关, 检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影响生命意义感中的中介作用,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见图3。
由表2可知, 初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 拟合较好。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满意度和生命意义感也相关[40–41], 因此在修改模型中加入高考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 其拟合度见表2和图 4。与初始模型(χ2=48.18, df=21, χ2/df=1.961, CFI= 0.968, TLI=0.972, RMSEA=0.075)相比, 有高考满意度的模型(χ2=115.721, df=30, χ2/df=3.857, CFI= 0.882, TLI=0.894, RMSEA=0.129)的 χ2变化大于在
自由度 df=9 和 p=0.0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16.919, 因此接受修改模型。修改模型发现, 在控制性别、高考距今时间(年)、积极情绪前测、消极情绪前测和高考满意度后, 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可同时通过积极情绪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积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影响生命意义感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p = 0.063, 效应值=0.024, CI=[0.006, 0.061], 积极情绪在消极认知影响生命意义感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p=−0.057,效应值=−0.017, CI=[−0.127, −0.009]。但是, 消极情绪无法预测生命意义感, p=0.129, t=−0.068, CI= [−0.156, 0.020]。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都可以通过积极情绪预测生命意义感, 都不能通过消极情绪预测生命意义感。
4 讨论4.1 回忆过去事件时, 认知评价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 回忆事件的积极认知评价可以影响生命意义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即积极认知评价可以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23,46], 也有研究发现每天发生的积极事件的数量可以预测每天的生命意义感[30]。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之间不仅存在高相关, 还都能独自预测主观幸福感和抑郁[47]。本研究还发现认知评价可以通过积极情绪影响生命意义感。已有研究证实积极情绪是生命意义感的来源, 积极情绪的变化是回忆能够改变我们生命意义感的重要因素[17–18]。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认知–经验理论(cognitive-experiential self-theory)也支持这一结果[48], 该理论认为信息加工涉及经验系统,经验系统是依据过去的经验形成的、高度情绪化的, 改变更为缓慢和被动, 因此, 回忆时的认知评价需要通过引起我们回忆时积极情绪的触动, 才能更加有效地影响到生命意义感。有研究发现消极认知评价可直接或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有研究发现消极事件感知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 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0]; 也有研究发现消极的认知评价会显著影响生命意义感[23]。
4.2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不同作用
本研究发现, 认知评价可以通过积极情绪预测生命意义感, 但都不能通过消极情绪预测生命意义感。对其中的具体效应进行分析, 发现认知评价可以预测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但是消极情绪不能预测生命意义感, 可能是因为回忆时的认知评价无法
通过消极情绪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一结果得到已有研究和理论的支持。国外类似研究发现, 在反刍思维和心理模拟中, 生命意义感可以通过积极情绪影响, 却不能通过消极情绪影响[23–24]。如对丧偶女性的反刍思维、反思思维、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发现, 反思思维可以通过积极情绪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和创伤后成长, 反刍思维可以通过积极情绪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和创伤后成长,但是它们都不能通过消极情绪预测生命意义感, 这可能潜在地说明积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中起的作用
[23]比消极情绪更大 。这也与心理模拟过去发生的任意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一致[24], 心理模拟可以通过积极情绪影响生命意义感, 但不能通过消极情绪影响生命意义感。回忆时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有着与积极情绪不同的作用, 这种现象有以下3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第一, 回忆时情绪的FAB (fading affect bias)现象。人们回忆一件事情时唤起的情绪与事件发生时的情绪不一样,回忆时唤起的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消退得更快, 积极情绪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回忆时更能保持相对稳定, 而消极情绪更容易消退, 并且FAB效应与事件发生时的情绪、回忆前的情绪、情绪随时间改变的规律、事件的效价和情绪激活水平等都无关[49–50]。本研究也发现, 回忆消极事件后积极情绪显著下降, 但消极情绪却没有显著变化。这种回忆时消极情绪的消退现象可能影响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未来可进一步采用纵向研究等方法, 研究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是否受到时间的影响。
第二, 回忆一件事情可能同时唤起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这两种情绪都能预测生命意义感, 但回忆时的积极情绪影响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双变量模型中, 共同激活或同时抑制效应认为, 回忆一件事情可能同时唤起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并且这两种情绪之间可能相互产生影响[51]。在回忆过去事件中, 积极情绪正向影响生命意义感, 消极情绪负向影响生命意义感, 但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没有积极情绪强, 使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不显著。
第三, 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只有相关关系而没有因果关系。以往许多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有因果关系[18,21–22], 却尚无研究证实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有因果关系。消极情绪的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只有积极情绪能影响生命意义感, 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没有影响, 但由于积极情绪有时可以使消极情绪朝相反的方向变化, 即出现同时抑制效应[52], 所以可能会出现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负相关的情况。从统计意义来说, 就是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有因果关系, 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没有因果关系, 但由于积极情绪有时会同时影响消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 因此消极情绪和生命意义感可能会出现共变关系。未来可以设计非回忆
的实验范式, 在控制积极情绪的前提下, 只提高被试的消极情绪, 探索消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因果关系。例如有研究发现, 在积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影响的研究中, 使用积极词汇进行启动就能提高生命意义感[17], 将来可以尝试用消极情绪词汇进行启动,观察能否降低生命意义感。
4.3 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积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15,18],但较少直接探索认知评价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本研究探索在回忆过去时, 事件的认知评价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发现积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影响生命意义感中起到中介作用, 这一结果验证了认知评价影响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理论模型[23],也发现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在认知评价影响生命意义感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心理咨询中, 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可以使人们增加积极的想法, 减少消极的想法, 从而提升生命意义感, 例如认知重建、苏格拉底式提问等[39]。探索认知评价与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也可为认知行为治疗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回忆同一过去事件的问卷调查, 发现积极情绪在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影响生命意义感中都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虽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应对潜在的调查方法和研究设计的局限性,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1)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是在读本科生和中青年,且样本量较小, 研究的外部效度有限。在研究事件性质对认知评价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时, 无法考虑年龄的因素。然而, 我们在预实验中观察到,年龄越高的被试, 在回忆消极事件时认知越不能有效地预测情绪, 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高的群体, 越容易在回忆消极事件时使用防御机制。
2)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 所有测量工具都来自自我报告和主观评价, 可能出现社会赞许性[53], 即被试可能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在回忆时突出事件的积极性。但是, 有研究证明自我报告的方式是合适且有用的, 并且不一定存在方法偏差, 使用其他收集数据的方式也不一定优于自我报告[54]。
3)认知和情绪会随着时间交互影响, 并随着时间改变。本研究没有纵向探索随着时间变化认知对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是否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也无法探索情绪的FAB效应是否会影响消极情绪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但是, 本研究控制了事情发生的时间的条目, 在统计中发现事情发生的时间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未来可进一步通过纵向研究的方法, 探究时间对认知评价影响情绪和生命意义感的可能作用。
4)不同事件的性质可能会影响生命意义感。已有研究发现, 积极事件的数量显著正向地预测当日生命意义感, 消极事件的数量显著负向地预测生命
[30]意义感 。虽然本研究发现高考满意度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不显著, 未来研究可调查不同的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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