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公租房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研究
——以深圳为例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56卷 第6期 2020年11月
设保障性住房。“十二五”期间共建造66700套公租房, 约占保障性住房的60%。“十三五”期间, 政府计划多渠道筹建保障性住房37万套, 继续推动公租房建设。但是, 与公租房相关以及以深圳为案例的研究多关注管理机制、空间设计和投融资模式[6–13],探讨公租房公共设施可达性的研究较少。
在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和建设中, 出现明显的空间失配和居住隔离问题。保障性住房建设带来较低的土地出让效益, 很多城市在土地财政驱使下, 将作为福利分配的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设在城市偏远地带, 而被保障对象多是依赖公建设施配套和城区就业岗位的中低收入群体, 这样的布局造成严重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失配[14]。空间失配涉及可达性。对可达性的研究源于古典区位论, Hansen[15]将可达性定义为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机会的大小, 并利用重力模型研究可达性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关系。Weibull[16]认为可达
[17]性是个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由度。Kwan等将可达性视为衡量居民与其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地理关系的指标。简言之, 可达性与交通系统联系密切,
[18–19]是特定地点之间活动的便利程度 。我国学者多用可达性来衡量各类公共设施空间(如医院、城市绿地、学校和养老院)布局的合理性[20], 特指居民为达到相应服务设施或场所需要承担的距离或时间成本[21–23]。因此, 可达性是一种表征公共资源在空间上是否合理配置的指标。同时, 公租房居民日常生活中较依赖城市公共设施[24], 有必要对公租房的公共设施可达性展开深入研究。对各类保障性住房的研究集中在住房保障体系
[25–27]的制度建设和选址 以及住房空间特征和居住
[28]隔离 两方面。现有的对公租房和其他保障性住房公共设施可达性的研究较多地考虑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而忽视公租房自身的特征。研究方法大多基于 ARCGIS 平台, 利用最短网络距离测量公租房与最邻近公共设施的距离, 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计算结果进行整合, 按照设施的可达性对公租房进行等级划分[29], 或采用最短距离法衡量公租房项目周边设施的可达性[30]。这种方法虽然操作简便,但容易忽视居民生活选择和设施的多样性。
本文从两个方面拓展已有研究: 1) 对最近距离模型进行改进, 使用缓冲区与公共设施位置叠加分析的方法, 保证结果更客观; 2) 将公租房建设方式纳入公共设施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以深圳为案例,
1114将可达性涉及的设施进行细致划分, 分别从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景观资源3个维度探讨深圳市公租房居民至其周边公共设施的可达性, 即公租房公共设施的可达性。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1.1 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深圳市2012—2017年共6年数据, 包括公租房、公共设施和可达性三部分。基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http://zjj.sz.gov.cn/), 获取并整理 2012—2017年公租房建设的地理位置、空间分布、数量(建筑面积、套数)和建设方式等信息。据该网站数据, 深圳市 2012 — 2017 年建设公租房81226套, 累计总建筑面积为515.51万m2。
基于高德地图开源数据, 获取交通、医疗、教育、文体和绿地等公共设施信息。交通信息源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站, 得到2017年深圳市公交与地铁站点信息, 包括970条公交路线、4473个公交站点、8条在运营地铁线和167个地铁站点。公共服务设施信息来源于深圳市政府在线医疗机构网站, 选取截至2017年底深圳市医疗设施与教育设施数据, 包括54家医院和613家社康中心。教育设施数据源于深圳市政府在线教育机构网站, 包括 763家中小学和2023家幼儿园。景观资源信息源于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 选取2017年深圳市景观绿地数据, 包括31个市级及以上风景区和579个市内公园绿地。
1.2 研究方法1.2.1 核密度估计
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测度深圳市公租房的空间分布密度。核密度值越高, 公租房分布越密集[31]。计算公式如下:
f ( x )
1 x xi K n nh h i 1
, x xi , K 为核函 h x−xi表示估计点到
(1)
龚岳等 公租房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为例
首先,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根据各个因素的不同属性, 自上而下构建目标层, 即公租房综合空间可达性; 中间层为准则层, 即交通可达性、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以及景观资源可达性; 最低层为指标层, 即具体评判数据。其次, 构造判断矩阵, 利用YAAHP软件确定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建立准则层判断矩阵, 为准则层各因素赋值(1~9), 值越大,表明越重要; 再建立指标层判断矩阵, 对所有因素进行加权评价。最后, 进行一致性检验, 并得出最终的权重。
1.2.3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Y x z it i it i i it x
区(图 1(e))。
以5 km为半径进行核密度分析, 进一步判别公租房分布的集中趋势(图2)。可以看出, 2012年公租房集聚中心位于南山区中部、龙华区南部以及龙岗区中心(图2(a))。到 2017 年, 集聚中心转移至南山区前海片区, 龙岗区集中程度下降(图 2(b))。5年间, 公租房分布由单核集聚转变为“南山前海–深圳北周边”的双核集聚趋势, 其他区的聚集度略有提升, 总体上分布趋向均衡。政府在建设公租房过程中, 避免过度集中带来“夹心层”人群生活不便, 促进公租房在空间上的均匀分配。
3 公租房公共设施可达性3.1 公租房公共设施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3.1.1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56卷 第6期 2020年11月
龚岳等 公租房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为例
Accessibility evaluation indexes of public rental housing facilities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56卷 第6期 2020年11月
Fig. 4
响[33]。政府和企业是建设主体, 前者为主导者, 后者为实际操作者, 不同的搭配合作方式导致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后, 多样的建设方式决定公租房的土地供给方式和建设利润[34], 进而决定其空间分布和可达性。
从公共设施数量方面看, 公租房社区及周边的公共设施越多, 可达性越高。通过绘制深圳各区各类公共设施相对数量雷达图(图 5), 发现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宝安区和龙岗区在公共交通、服务和景观资源这3类公共设施上数量均较多, 与综合可达性梯队基本上一致, 说明公共设施数量的多寡与其综合空间可达性优劣密切相关。
4.2公租房建设方式
建设方式决定公租房区位和土地供给方式, 可能对空间可达性产生影响。将深圳市各区各类公租房的可达性分值作为因变量, 不同建设方式公租房项目面积作为自变量, 选取的时间范围为2012— 2017年,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发现, 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的P值处于 0.008~0.026 之间, 通过显著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R2 在 0.49 左右, 混合OLS模型的R2 则在 0.25 左右, 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效果更好。
3种公共设施可达性模型中虽然自变量系数均为正值, 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只有“城市更新配建”,说明虽然公租房建设有利于居民享受各项城市服务设施, 但只有城市更新配建类型的公租房能有效地发挥居住区周边设施的效用, 原因可能是更新配建类的公租房存在既有的城市服务基础区域, 公租房
项目与各类公共设施的空间联系较为紧密。2017年深圳市颁布《关于加快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 规定更新项目的保障房基准配建比例由8%~12%提高到15%~20%, 城市更新配建的公租房数量将进一步提升, 有效地改善居民的公共设施服务状况。集中新建、地铁上盖物业的公租房项目与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之间是弱空间联系, 未来需要提升这些类型公租房公共设施的可达性。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深圳市公租房空间布局特征、公共1119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56卷 第6期 2020年11月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 of accessibility impact factors
龚岳等 公租房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为例[18] [19] [20] [21]
李平华, 陆玉麒. 城市可达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述. 城市问题, 2005(1): 69–74方远平, 闫小培. 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进展. 城市问题, 2008(9): 87–91顾鸣东, 尹海伟. 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概述. 城市问题, 2010(5): 25–29吴建军, 孔云峰, 李斌. 基于 GIS的农村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分析——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 人文地理, 2008, 23(5): 37–42潘竟虎, 从忆波. 中国 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空间可达性测度. 地理科学, 2012, 32(11): 1321–1327陶卓霖, 程杨, 戴特奇. 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5): 616–624杨赞, 张蔚, 易成栋, 等. 公共租赁住房的可支付性和可达性研究: 以北京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10): 69–74郑思齐, 张英杰. 保障性住房的空间选址: 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现代城市研究, 2010(9): 18–22洪亮平, 王旭. 美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变迁及其启示.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6): 129–134柳泽, 邢海峰. 基于规划管理视角的保障性住房空间选址研究. 城市规划, 2013, 37(7): 73–80李志刚, 任艳敏, 李丽. 保障房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以广州金沙洲社区为例. 建筑学报, 2014(2): 12–16 Apparicio P, Séguin A. Measur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for residents of public housing in Montréal. Urban Studies, 2006, 43(1): 187–211谌丽, 张文忠, 杨翌朝. 北京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71– 1081海贝贝, 李小建, 许家伟. 巩义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3, 32(12): 2257–2269姚之浩, 田莉, 范晨璟, 等. 基于公租房供应视角的存量空间更新模式研究——厦门城中村改造的规划思考. 城市规划学刊, 2018(4): 88–95朱祥波. 公共租赁住房空间失配研究[D].中科技大学, 2016王培培. 合肥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政策研究[D].肥: 安徽建筑大学, 2012华彦玲, 王江飞. 江苏省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绩效评价. 城市问题, 2016(3): 62–66
武汉: 华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