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社会感知数据表征下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感变迁——以南锣鼓巷(2008—2022年)为例
向岚麟† 张君楚 闫禹涵 马贝贝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北京 100083; † E-mail: xianglanlin@163.com XIANG Lanlin†, ZHANG Junchu, YAN Yuhan, MA Beibei
摘要 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近15年的变迁实践为研究对象, 根据2008—2022年社会感知网络数据特征, 分析其地方感变化的阶段性差异, 以此构建南锣鼓巷地方感变迁的概念模型。首先, 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评价专属词库, 基于扎根理论, 从专属词库的文本中编码获得地方感的3个维度: 地方认知、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 通过对历年高频词主类目占比变化曲线、突现词特点、相关语义网络和南锣鼓巷商业业态占比等数据分析, 结合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 提取特征差异明显的4个阶段: 2008—2009年的稳定期、2010—2014年的生长期、2015—2018年的重构期以及2019—2022年的调整期。最后从资本的角度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变迁进行分析, 指出经济资本需要综合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才能更好地适应发展, 在循环中维持动态平衡。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 地方感; 社会感知数据; 时空语义; 变迁Changes of Sense of Place in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s under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Perception Data: A Case Study of Nanluoguxiang (2008–2022)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 E-mail: xianglanlin@163.com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Beijing Nanluoguxiang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stages difference of the change of its sense of plac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perception network data in 2008–2022, and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change of Nanluoguxiang’s sense of place. This paper first establishes an exclusive thesaurus for the evaluation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and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ree main dimensions of the sense of place are obtained from the text coded in the exclusive thesaurus: place cognition, 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ty.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change curves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main categories of high-frequency words in the past y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ergent words, the social semantic network,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mmercial business in Nanluoguxiang,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the adaptive cycle of social ecosystems, the four phases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are extracted: the stabilization period in 2008–2009; the growth period in 2010–2014; 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 in 2015–2018; and the adjustment period in 2019–2022.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place change in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pointing out that economic capital needs to synthesize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dynamic balance in the cycle. Key words historic conservation area; sense of place; social sensing data; spatiotemporal semantics; change
作为重要的城市文化载体,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 体现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地方是被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属于典型的“地方”, 涵盖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经历, 也凝结着人们的情感归属。历史文化街区因独特的地方性和似曾相识的家园感吸引着游客。本世纪以来, 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被纳入文化消费的快速发展轨道, 旅游开发日益成为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性重构的主要推力[1]。人们在地方的体验是构成和解释独特地方的重要依据, 而地方感不仅涉及独特的空间特性, 也是丰富的人类经验[2]。近年来, 微博等线上社交工具呈现大规模增长趋势, 人们的表达渠道发生重大变化, 自媒体信息成为研究人们观点和情感数据的宝贵来源, 带有时空标记属性的大数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3]。旅游业的发展引发历史文化街区商铺业态的快速更替和日益趋同的运营模式, 全球化带来的人和物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剧空间同质化, 历史文化街区的“非地方”趋势越来越显著[4]。历史文化街区需要在保护物质空间, 展现历史文化和艺术审美价值的基础上, 适应社会结构和空间景观的变迁[5]。相较于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传统的问卷访谈法的抽样数据, 社交网络文本能提供更完整、更全面的样本[6], 为特定时空大样本量、长时间段和持续性的地方感变迁研究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相关研究地方感及变迁研究
地方感相关理论在人地关系讨论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7–8], 近年来, 随着地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对该理论的研究和拓展, 其核心概念已成为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重要源泉[9–10]。地方感源于 Wright[11] 1947年提出的敬地情结(Geopiety) 这一概念, 用于阐述地方意义的主观建构。一般认为,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文化, 以及人们基于生活经验对它产生的情感依恋[12–13]和文化认同[14–15], 使得该地区产生地方性[16]。地方性是地方的独特性所在,融合了外在的特征赋予和内在的人群认同, 地方感则是主体基于对一个地方的物质和功能等的身心体验而建立起来的多层次人地联结[17–19], 地方因此而具有意义和价值。
形成地方依恋需要时间。只有通过经验, 才能将一个相对抽象的空间概念转化为一个相对生活化和有意义的地方概念[7], 但更重要的是经验的性质和强度。环境心理学者发现, 地方感是由主体在环境中通过认知、行为等经验的累积而形成的情感依
[20]附 。他们都强调在地经验对意义和依恋形成的重要性。不同于居民日常生活经验的逐步形成, 游客的地方感是由不在场的游前“先验图式”和后期“经验图式”共同作用形成的主体地方感[21], 而非个体即时的感观呈现。
由此可见, 地方感的形成很难在瞬时完成。一方面, 它总是需要人们与环境共处一定的时间, 在场的体验是地方感形成的基本前提, 而体验自带的时间属性赋予地方感以动态性特征。前现代社会交通信息相对闭塞, 社会语言系统变化缓慢, 地方特性以及主体情感相对稳定, 因此关于地方感的动态研究集中于地方感的形成过程[22–24]。有学者认为,地方性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25–26], 少则几十年的变化, 如诗词歌赋[27–28]及影像[29]文本中的地方意象研究, 更长时段的譬如从宋词时空特征中
[30]展现的家国情怀 。还有研究者讨论了跨越两千年历程的中国乡村意象建构方式[31]。另一方面,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交通、通信的日益发达, 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动态发展已成为民众和学界的共识。“时空压缩”不但急遽地改变地方的景观面貌和当地人的生存环境, 而且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对地方的认知和情感。作为对中国快速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响应, 中微观空间单位(如社区)居民的地
[32]方感变化尤为显著 。时空变化和不同动机下迁移的个体, 生活方式不断演变, 通过对其生活经验和对地方的动态理解[33–35]的再现, 表明地方感不是稳定和静止的, 时空转移和生活经验的叠加积累会促使其发生迭代与转换。社群间也存在地方认同差异[36], 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同时影响个人的身份认同。地方是一个连续变化的时空整体, 有必要加强对时间层面上地方感变化的动态研究[37]。
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及变迁研究
遗产镌刻着过去时光或人类记忆等时间属性,成为地方文化和国族文化的特有基因或标识[38]。遗产地所承载的地方感, 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构筑了一种经验性的时空感知框架, 构成国民“现代性的身份政治与认同机制的关键要素”[39]。近几十年,历史文化街区被赋予承载人们乡愁与记忆的重任,吸引了大批游客。这些游客通过具体的地方生活场
景和游历经验, 唤起似曾相识又新鲜陌生的情感体验[40], 建构出新的身份归属和机制。游客的体验和评价亦重塑着当地的地方性, 如丽江古城逐渐形成的“慢活”地方性[41], 开平碉楼村落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地后被高度符号化, 认同感丧失[42]。这表明旅游商业化如同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 甚至唯一途径[43–45], 同时给历史文化街区带来“无地方性”[46]的深刻危机。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 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化转变过程尤为剧烈, 大众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性感知随之发生变化, 游客活动亦进一步形塑着地方, 网络通信技术的崛起则为这一转变的精确展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 相比其他定性分析(如面对面交流、访谈等), 用户感知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规模都可以得到保证, 并且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和评论网站上更敢于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47]。地方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雕琢, 也是解
[48]释、叙述、理解和想象的产物 。游客在公众媒体上对地方及其体验的描述成为公共场域中地方营造的一部分, 影响着地方的形象塑造。或者说, 游客的评论促成地方性的再造。已有的社会感知方法研究通常从使用者发布的各类数据中展现用地功能[49]、地理事件和环境特征[50]、地方性载体和信息[51]等要素的空间环境特征变化。社会感知研究既可以依靠用户活动的时空属性特征, 定位人们的住宅和社交地点等重要场所[52],也可以根据用户感知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 获取空间认知或动态变化规律, 得到地方感的流变性特征。已有的研究一般对时间采取平均化或模糊化的处理方式, 用一年和5年等不同尺度来划分时间[53–56], 在旅游流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上具有优势,但存在不对称性问题[55]。因此, 更长时段的历史城镇遗产地方性感知和情绪在时间变量上的发展, 应该成为历时性分析中的一个突破点。数字社交平台或互联网支持的调查在解码遗产地地方性时间特征上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57], 尤其是它们的动态变化特征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适应性循环理论认为系统总是处于内外扰动中, 为适应变化而发生动态演进, 这是一个存在周
期的循环过程[58]。人为系统既具有脆弱性, 也具有恢复力, 能够对变化和风险进行调节[59–60]。作为人类生活生产的聚居地之一, 历史文化街区根据外界的变化和影响不断地做出适应性调整, 对原有的社会生态系统造成持续的影响, 因此可以用该理论解释地方感的动态变化。适应性循环理论侧重动态视角下系统演变的整体性, 在系统循环往复的过程性和各阶段系统的差异化响应机制方面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是理解系统内部结构演变、对外部干扰的响应以及系统效应性随时间演进的重要理论依据。
本研究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 以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为案例地, 使用2008—2022年游客评论的文本数据, 辅以当地商铺业态数据, 展现地方感变迁的时间特征, 并进行阶段划分和机制解释, 构建地方感变迁的概念化模型, 以期为其他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2.1 研究地概况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简称南锣)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东侧, 与元大都同期建成, 己有 740年的历史, 是北京最古老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 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宋元时期的街巷式格局, 传统胡同肌理和民居建筑使之成为北京城形态再现的活化石。南锣兼具市井气息和文化氛围, 既有僧格林沁王府、齐白石故居和茅盾故居等名人故居, 也有中央戏剧学院和国家话剧院等艺术机构。老北京生活气息和文化艺术气息在这里相互融合, 使之成为北京典型的特色文化休闲商业街区。
1990年, 南锣列入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①。此后, 吴良镛主持进行了“菊儿胡同”有机更新实验②。2000年后, 南锣成为北京第一条胡同静吧街和文创性历史街区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 2009年《时代周刊》将南锣列为“亚洲必去的25处旅游风情体验地”④ , 其商业发展势头猛烈。近年来,随着线上传媒的兴起, 南锣逐渐演变为以符号消费[61]为主的商业型街区。2.2 数据来源本研究中的社会感知数据来源于两部分: 1) 旅
游网站, 包括携程旅行网、去哪儿旅行网及马蜂窝; 2) 个人博客、百度和微博。首先对上述6个网站有关南锣的文本评论数据进行抓取, 检索时段为2008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得到 152231 条网络点评, 共计 9952737字文本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去噪处理, 删除并整合后, 提取专属南锣的历史文化街区评价词库, 内容覆盖地理位置、实体环境、文化氛围和旅游活动等特有词汇。最终形成的词库中包含3782个专属词汇。
2.3 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分析讯息内容的常见方法, 可以对开放的、可自由共享的网络文本数据进行客观定量的描述。本研究综合运用ROST CM6和 Gephi软件, 对词库进行文本语义分析。首先根据分词结果,梳理2008—2022年南锣的感知形象变化; 然后基于扎根理论, 通过编码从文本中获得地方感维度, 实现地方感表征文本的量化处理, 并进行聚类分析,进一步构建高频词语义网络。最后, 通过历年地方感维度和社会语义关系网络, 结合政府管理措施和商户应对调整行为进行综合分析, 获得地方感变化的阶段性差异特征。
3 研究结果分析3.1 数据基本特征
高频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南锣的关注重点和偏好。通过数据提取汇总, 得到文本总体词云图(图1), 从而初步识别南锣的地方特征。
高频词结果显示, “南锣”一词是词云核心圈层关键词, 与同圈层的“北京”“胡同”等词语为并行关系, 表明南锣已成为北京胡同的重要代表名片; 次核心圈层的“后海”“鼓楼”“故宫”“什刹海”“三里屯”等, 亦凸显南锣为北京形象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高频词云图中的“咖啡”“酒吧”“文艺”“商业”“青春”等颇具现代生活色彩的词语上榜, 彰显历史文化街区焕发的新生活力; 同时,“可爱”“值得”“好吃” “特色”“开心”“下次”等积极反馈表明南锣形象的正面性。可见, 不论是老北京文化的代表性方面, 还是历史老街的新生气象方面, 南锣都已形成基于特定情景的地方意象。
3.2 历年地方感相关高频词分析3.2.1 高频词地方感编码分析
通过对 2008—2022年分年度高频词进行归纳,发现前100个高频词共计被提及68619次。采取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同类“意义单元”归纳, 在获得新类别的同时, 对原有类别进行归并、修订或重新归类, 通过反复调整, 直至各层级编码饱和。对于网络文本内容, 按照分词结果, 逐词还原至原文本中,尽量保证词语反映原文本意, 挖掘其初始概念, 进行分类整合。在归纳编码的过程中, 为了尽可能降低研究者个人想法对结果的影响, 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要素和地方性分类维度的相关研究[62–64],对高频词进行反复校核, 最终得到 13个次类目和5个主类目。以2009年为例, 其归类结果如表1所示。
5个主类目分别是街区实体环境、旅游服务设施、旅游活动、街区氛围和体验评价。其中, 街区实体环境包括对地方区位条件和空间环境的认知,是来访者对地方最直接的视觉认知, 是旅游活动的基础, 可将其归为地方认知。地方认知涉及的元素在地方感营造过程中一般以先在的或者直观感知(特别是视觉感知)的形式存在, 是地方依赖和认同产生的前提。旅游服务设施指历史文化街区为满足游客游览需求而提供的旅游设施、旅游产品以及当地政府为街区提供的行政管理服务。旅游活动指游客因不同场景体验而具备的时间、行为和人群等基本特征。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活动表达游客对地方的功能性依恋, 反映其行动意图与当地环境设施的匹配, 故将其划入地方依赖这一概念范畴。街区氛
围和体验评价反映游客的在场环境体验与个人过往经历的记忆等关联, 个体在与地方的互动中不断深化自我的觉知, 即地方认同。地方感三大维度中,地方认知的占比从2008年的32%飙升至 2010年的64%后就稳居高位, 从未低于50%。地方认同的占比在 10%~20%之间, 仅头两年占比较高。地方依赖的占比基本上居中, 在20%~30%之间。主类目和主维度的历年变化情况见图2, 可见 2009, 2010, 2015和 2018年存在几个明显的转折点。
突现词分析
从各年度前30位高频词统计中得到23个突现词(图 3), 通过分析和总结, 得到7类特征和3个时间转折点(2010, 2015和 2019年)。“巷子”“文化” “气息”这些特殊文化氛围的高频词在2010年消失后,又于 2015年前后重新出现, 中间有较长时间空白。“烤鱼” “火锅” “吃饭”等商业化小吃街氛围浓厚的词集中出现在2011—2014年, 展现南锣商业发展典型无序化的阶段性特征。在2010年前后, 南锣因游客大量涌入, 租金不断上涨, 原文创小店纷纷撤店易主, 特别是小吃、冷饮等快消品类商店的大量涌入, 导致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重。由于过度商业化, 2015年南锣落选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街区。当地政府迅速启动南锣整治项目, 重视胡同街巷文化特色的重现, 对街巷实施闭街改造, 提升和优化整体
风貌及文化氛围, 之后便稳定地保留下来。“地铁” “美食”“开心”等词在2010—2019年内断续出现, 表明南锣作为休闲目的地的形象。“文艺” “第一次” “什刹海”3个词在2011—2014年断续出现, 2015年之后则稳定存在, 这与南锣鼓巷的店铺“瘦身”以及业态升级转型的深度整治行动有密切的联系。“商业” “游客”成为近几年兴起的高频词, 商业元素的介入搭配游客的过度涌入, 反映人们对南锣情感态度的取向趋势。2020年以来受特殊事件影响, 出现“疫情”“预约”等词汇, 同时文化消费热推动“书店” “邮局”等成为新的网络热门词, 体现2020 年以来南锣发展的新趋势。
历年地方感相关语义关系网络分析
语义关系网络模型从关系角度出发, 通过高频词之间的距离和共现方式, 直接反映高频词意义显现的结构, 也间接地反映文本创作者认知产生的逻
[65]辑推理过程 。该模型结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的视角和方法, 在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与文本语言逻辑的客观性之间达到平衡。本文将南锣 2008—2022年各年度网络文本数据库聚类结果可视化为高频词的社会语义网络图, 通过合并连续年份相似结构的语义网络图(图 4), 展现时间轴上地方表征的结构变化, 初步划分出南锣地方感发展的 4个阶段。
1) 2008—2009年, 此阶段语义网络共现关系最丰富, 呈现围绕“北京–南锣–胡同–小店”的多中心结构特征。“北京”的向心度高于“南锣”, 表明人们对南锣地方感的认知建立在北京这一历史和文化中心的特征识别基础上。“古色古香” “情调” “底蕴” “个性”等性质特点类词语反映人们对南锣街巷胡同中展现的老北京风貌特色的认可, 可惜这种丰富且独特的风貌感受仅出现在本阶段。“古老” “创意” “四合院”等高频词反映南锣新生的文创特色与传统风貌的碰撞, 多样化的词组构建出南锣最初的原生形象, 也成为后期地方感形象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基础。
2) 2010—2014年, 语义关系体现“南锣”的单中心式结构。自2010年开始, “南锣”取代“北京”一词,一跃成为南锣地方形象的核心表征, 意味着南锣本身成为人们到访的主要原因。“地安门”一词也在这一阶段之后未再成为高频词, 表明南锣声名鹊起,无需依靠地理区位上的邻近标志物来定位。与“南锣”共现的高频词约占70%左右, 大量“小吃”“新店” “餐厅”“酒吧”“奶酪”“美味”“美食”等词汇表明其业态的转变, 对传统亦有所冲击(“小院”仅本阶段未出现), 但“文艺”“创意”“温暖”“清新”等词汇表明其延续了前一阶段的形象特点。第二核心词“北京”关联诸多代表性景点(如“鼓楼”“三里屯”“西单”“故宫” “北海”等), 与“南锣”一起被游客提及, 但它与“南锣”的强中心性对比明显, 难以达到核心层。
3) 2015—2018年, 本阶段语义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 形成“南锣–北京–胡同”的序次型三元核心结构。“南锣”的单一核心优势消失, 但仍居主导地位, “北京”和“胡同”的中心性依次降低, 与“南锣”共同构成核心圈层。“小院”等高频词重现, 表明本阶段整治活动初现成效。但是,“安静” “巷子”是仅在此阶段缺失的高频词, 表明这里作为热点景区, 历史街巷原有的安宁氛围消失。“王府井”“什刹海” “故
宫”在本阶段直接与“南锣”建立联系, 表明南锣发展的强中心效应, 其自身符号效应进一步放大, 在北京旅游榜上的地位愈发突出。
4) 2019—2022年, 经疫情波折, 语义网络呈现“南锣–北京”的主次核心结构。在上一阶段优势并不明显的“胡同”一词中心度下降, 退出核心圈层,但“胡同”所在片区的词汇量有所扩大。“南锣”片区词汇量也占据半壁江山, 唯单独与“北京”共现片区的词汇量大大减少。消失两个阶段的“历史”以及消失一个阶段的“安静”“巷子”等词汇的重现, 表明南锣文化提升工程和保护式开发初现成效。延续3个阶段的“奶酪”和延续两个阶段的“芝士”“榴莲” “酸奶” “火锅”等美食类词汇在本阶段消失, 表明南锣自我调整过程中对历史特征的重视以及对小吃街的自觉摒弃, 因此造就第一阶段出现过的“适合” “惊喜”等词汇重启, 以及“自由” “体验”等表达情绪的新术语出现, 也揭示疫情期间人们对交流互动的深层需求。“王府井”“西单”“前门”直接与“南锣”构成共现关系, 表明南锣品牌的独立性更强, 向“商业街”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显。本阶段已达到南锣形象定位转变为“南锣商业街”的关键临界点, 需要关注“艺术”“商业”与历史街区结合的适度性。
为方便描述, 对这4个阶段语义网络图中出现的高频词进行归纳总结, 可将其分为五大类: 地理区位类、空间要素类、属性特征类、情感情绪类和餐饮美食类。4个阶段一直保持在语义网络中的高频词有“东大街”“鼓楼”“烟袋斜街”“中戏”等地理区位类词汇、“小店” “酒吧” “胡同”等空间要素类词汇、“文化”“时尚”“旅游”“景点等属性特征类词汇和“小吃”等餐饮美食类词汇。这些特点表明, 南锣一以贯之的独特性是其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因为它坐落于北京老城街巷胡同里, 是北京最早的“胡同酒吧街”, 基本格局是元代街巷肌理中的主街和小店, 加上文化机构的集聚作用, 这些特征最不容易被取代。连续3个阶段都有的高频词集中在 2009年之后的3个阶段, 包括“特色”“艺术” “文艺”“商业”“吃喝玩乐”“拍照”等属性特征类词汇、“故宫”“北海”“什刹海”“三里屯”“西单”“东城区”等地理区位词汇、“咖啡”“餐厅”“地铁”“交通”等空间要素类词汇、“烤鱼”美食类词汇以及“美好”“开心” “快乐” “好玩”等情感情绪类词汇。与之对比的是
前3个阶段中“怀念”“想念”“记忆”等情绪类词汇以及“(文宇)奶酪”等美食类词汇。由此可见, 随着南锣知名度的增加, 设施更加完善, 环境的景观化趋势更加明显, 人地情感联结也日益走向表面化。
南锣地方感变迁的过程分析历年南锣商业业态分析
研究发现, 历史文化街区的业态构成极大地影响其地方性特征[66]、公众感知[67–68]和活力呈现[69]。在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零售业态分类(GB/T 18106—2004)、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①的基础上, 本研究按照“商业业态部门归属、传统业态保存、地方实际导向”的原则, 将南锣的业态分为零售(特色零售、普通零售)、餐饮(特色餐饮、茶咖酒吧、小吃饮品、普通餐饮)、宾馆住宿、娱乐康体、商务办公以及文化艺术六大类(图5)。各业态中, 零售和餐饮占比合计达到95%, 占据绝对优势, 因此将这两大类的细分类目一同在图5中展示。针对评价中出现的“小吃街” “美食街”等称谓, 本研究依据南锣餐饮业态的历史发展特点, 将餐饮类细分为茶咖酒吧、特色餐饮(如过客、咂摸和全聚德等堂食类特色餐饮店)、普通餐饮和小吃饮品四类。特色零售与小吃饮品两类细分业态的各年占比虽然有升有降, 但一直稳定地排在前两位, 且分别在45%和22%上下浮动, 占总量的2/3。茶咖酒吧一开始的占比为32%,随后在起伏中逐步下降, 2014年之前波动剧烈, 2015年之后则稳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特色餐饮, 其占比从2015年起几乎一直在一成左右, 稳居第三位。
店铺数量在2015年达到巅峰值352 家, 比 2008年增加不止一倍。随后, 店铺数量快速下降, 2018年下降速度减缓, 之后基本上维持在平衡状态。综合店铺总数以及各业态占比变化趋势和特征可以看出, 2010, 2015 和 2019 年3个年度是商业业态发展中重要的转折点。
2010年之前, 南锣的业态构成和占比与之后13年的情况差异明显。茶咖酒吧、特色零售和其他业态类型之和的占比几乎相同, 各约1/3。这一时期的高频词(如“小店”“酒吧”“创意”“情调”等)与业态结构相互印证, 营造出“胡同酒吧文创街”的形象。
2010—2014 年, 几大主要业态的占比起伏较大。2010年以来, 虽然因修建地铁站而拆除南锣主
街南侧长约80米的建筑, 但店铺总数不降反增, 特别是 2013年爆增至228家, 意味着全长700多米的南锣街道, 每3米多就有一个档口, 最多达到一个门牌号下有11家店铺的情况。从业态分布来看, 特色零售和小吃饮品的占比陡升, 分别占据前两位,二者的占比共达到80%, 严重挤压其余业态的发展空间。2014年, 特色零售和小吃饮品的占比仍然处于大起大伏的状态, 显示资本在此集聚的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恰好与“各种妖魔鬼怪、北京胡同文化的东西基本都快灭绝了, 现在还来个低端小吃”等不时出现的网络评论相对应。休闲类茶咖酒吧的业态占比从2008 年的 1/3下降至 9%, 虽然排序第三, 但整体趋势不断下降。
2015 年, 店铺数量和业态整体数据的走势形成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起, 南锣主街的店铺总数陡降, 特色零售和小吃饮品的业态占比曲线进入小幅波动状态; 茶咖酒吧在波动中下降, 虽然排序仍居第三位, 但已式微; 特色餐饮占比上升, 锋芒渐起。南锣作为商业街的性质更加凸显, 但经历上一阶段发展乱象导致的负面评价和网络情绪低谷化后, 本阶段开始注重文化特质的挖掘, 北京老城胡同和四合院景观特色复现, “南锣民俗文化馆”等文化艺术类店铺有所增加。
2019年则是另一个分水岭。无论店铺数量还是业态变化整体上呈现相对平缓的变化趋势。业态构成仍然以特色零售为主, 约占五成, 小吃饮品和特色餐饮共占约三成, 八大业态的变化趋势均放缓。结合店铺数量的变化, 发现多数业态与店铺关停的趋势一致, 小吃饮品类占比的下降趋势则明显大于店铺关停的趋势, 表明该业态深受疫情期间人流减少的影响。此阶段在社会语义网络中小吃类词汇也大量减少, 最大的变化在于特色餐饮的占比超越茶咖酒吧, 并逐步上升, 标志着南锣休闲文艺的特质彻底商业化。
南锣地方感变迁的阶段分析
基于 2008—2022年南锣网络文本高频词占比关系、社会语义关系网络、积极和消极情绪比例以及街道业态构成等历年变化的综合分析, 本文构建南锣15年共4个发展阶段的地方感变迁概念模型(图 6和表2)。南锣的地方感变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一般认为, 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适应性循环演进过程依次包括快速增长(Γ)、稳定守恒(K)、能量释放(Ω)
和系统重组(α)这 4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为能量
[70]积累和功能完善的正向循环阶段, 系统在经历快速显著的开发阶段后达到稳定守恒, 此时增长速度放缓, 易受外部干扰而发生变化。当扰动超出系统可承受的范围时, 系统会失衡、崩溃、进入重组。因此, 后两个阶段系统风险的增加, 表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南锣近15年的总体变化趋势与之吻合, 但亦呈现个性化特征。2000年以来, 南锣从第一家酒吧“过客”开店时的寂寂无名, 到老北京“第一条胡同酒吧街”和“文创街”, 为快速发展阶段, 但囿于社会感知数据的缺乏, 本文不对这一阶段进行探讨。2008—2009年, 南锣已从上一阶段的快速发展期进入稳定守恒期。2010年以来、由于媒体宣传的外力扰动, 南锣的店铺数量、业态构成及环境景观发生巨变, 进入野性生长阶段。随后, 政府联合商会对南锣营商环境进行严格的整顿, 进入失衡重组阶段。但是, 2019年以来, 本应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的南锣, 因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变化, 再次走入能量释放阶段和重组阶段(表2)。
2008—2009年为稳定守恒期, 形成独特的“北京传统胡同居住+文创小店休闲”特征。基于元大都时形成的街巷肌理、众多名人故居等遗产以及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国家话剧院等文化机构, 南锣聚集了一批休闲咖啡酒吧和文化创意型店铺, 整体上呈现源于传统并萌发新生的文化特色。这一阶段的网络高频核心词呈现“北京”“胡同”“小店”式特征,来访者多被其传统北京老城风貌和文艺情调吸引。老伍、过客和喜鹊等小资酒吧咖啡馆, 创可贴8、楼上的拉姆等原创型店铺, 韩香馆和咂摸等特色餐饮企业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街巷中。文创产业与老北京日常生活碰撞、融合, 形成鲜明的形象。众多来访者在此地“回忆”起过往经历, 产生强烈的情感纽带。地方认同维度的占比在此阶段几乎达到与地方认知和地方依赖并驾齐驱的水平, 也是历年占比最高的一个阶段。此阶段的积极情绪占比在4个阶段中最高, 消极情绪占比最低。
2010—2014年为野性生长期, 南锣的鲜明形象日益扁平化为“小吃+商业街”。随着后奥运时代的来临, 2009年《时代周刊》等一众媒体的报道, 2013和 2014两年两条地铁线的开通, 南锣吸引了大量人流和资本, 打破先前的居住–文创商业二元平衡。店铺总量逐年增加, 零售和餐饮业态都在本阶段大幅度调整, 年游客量达到千万人次。餐饮四类中小
吃饮品迅速崛起, 大幅度挤压其余三类的份额。尤其在地铁6号线开通的2013 年, 店铺总量达到最大值, 小吃饮品的占比也达到峰值, 约为1/3。语义网络中与“南锣”共现词中大量出现的“小吃” “美味” “美食”“奶酪”可作为其注解。这些导致南锣的旅游体验感急遽变差, 游客只能在街道上快速逛吃逛游,地方认知和地方依赖占比大幅度提高, 而地方认同占比降至 15%左右, 比最高时下降约20个百分点,此后未再大幅度回升。游客情绪占比在2010年达到极低值, 与2009年形成极端升降。消极情绪占比在这一阶段尤其突出, 但走势向下; 积极情绪占比也在2010年降至谷底, 也是4个阶段中的最低值。
2015—2018 年, 提质重构期, 南锣复现“北京传统胡同”形象。2015年南锣落选国家首批历史文化街区, 由此展开一系列纠偏活动。继2014年《南锣鼓巷特色商业街业态指导目录》颁布实施, 2016年, 东城区及交道口街道接连出台和启动关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非文保区更新改造、城市基础设施优化提升的五年“三大行动计划”(2016—2020), 2017年又启动《“百街千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方案》, 东城区及交道口街道于2016年出台《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 2016至 2017年联合南锣商会进行约半年时间的闭街改造, 对业态和环境进行整顿。店铺数量和业态结构的无序发展势头得到遏制, 人们对南锣的地方特色感知发生相应的变化。4年时间, 南锣相继关停约百家低端业态的店铺, 占比最大的特色零售和小吃饮品所占份额持续下调, 特色餐饮占比上升, 文化艺术类(如民俗文化馆、非遗博物馆等)的开设使该业态的占比在2018年达到峰值。这一阶段的高频词语义社会网络复现“南锣–北京–胡同”3个核心, “时尚”“艺术”“文化”“特色”等词汇的共现率远高于上一阶段, 重新与“旅游”“游客”“商业”以及“小店” “美食”“榴莲”“烤鱼”“芝士”等词汇共同出现在语义网络图中。不同于上一阶段的平缓趋势, 地方感三维度 2015年达到拐点。地方认知2015 年降低至52%, 2018年重新提升至峰值62%。地方依赖同时下降9个百分点; 地方认同则达到小峰值18%, 之后微有起伏。情绪分布方面, 积极情绪的占比比上一阶段提升约10%, 消极情绪的占比也比上一阶段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体现游客对南锣业态调整和环境提升的认可。
2019—2022年为震荡调整期, 南锣作为“北京味儿的商业街”符号效应凸显。这一阶段, “百街千巷”整治工作进入尾声, 雨儿胡同等4条胡同的共生院计划效果明显。因为连续3年疫情的影响, 南锣街区出入受限, 业态迎来又一轮应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高频词核心圈中“胡同”再次消失, 南锣作为北京商业街这一特征定位则日益明显。此阶段, 店铺数量延续2013年以来的下降趋势, 包括创可贴8这类南锣最早入驻的文创店在内的店铺关停, 小吃饮品类店铺大幅度减少。地方感三维度在这一时期轻微波动, 地方认知先降后平, 地方依赖先升后降,地方认同的占比在轻微起伏中于2022 年末达到17%, 是仅次于2008和 2009年的最高值, 亦反映游客对这些变化引起的情感可接受度变大。积极与消极情绪值的波动在这一阶段非常频繁, 呈现周期性变化, 与其他指标均无明显的关联, 推测与疫情的影响有关。
3.5 南锣变迁的机理分析
结合 Bourdieu[71]提出的资本4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象征资本)概念,纵观南锣 2008—2022年地方变迁的阶段性(图 7),印证了在市场和政府等力量推动下, 不同类型的资本相继出现, 并相互转化和作用, 地方感因此被逐步塑造。
如同大量的历史文化街区, 在发展初期, 总是基于其经年形成的历史传统风貌表征, 内部隐含的家园生活气息和街巷邻里交往温情隔绝人们现代生活中的单调重复和忙碌奔波, 成为都市人的心灵寄托和情感慰藉地。由于南锣临近艺术院校和机构,聚集在此活动的艺术家、文学青年和建筑师等以丰富的审美经验和思想情感, 将其打造成理想的家园模样和交友空间。商家对已有业态予以配套完善,原有的为居民服务的便利店、菜场和五金店等与其相安无事。居民、文创店主和普通商家等不同人群因南锣独特的区位和闲适的氛围聚集一处, 丰富了地方颇具内生动力的社会结构, 也促成这一时期休闲、文艺和原创等多元融合的地方特征。
历史文化街区初具知名度, 从而吸引大量人流,更多的经济资本逐利而来, 成为主导地方发展的资本类型, 打破其稳定守恒的状态。高涨的租金裹挟地方进入能量释放阶段, 沿街民宅不断地破墙开店,一个门牌号下出现3~5个门脸房。店铺数量井喷式发展, 业态结构剧烈波动, 与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
空间形成对立, 明显的建筑外观差异驱动整体氛围向商业化街道迅速转变, 早期静谧安宁的老北京胡同氛围几乎消失殆尽, 地方空间形态的变更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文化意象。在经济资本的推动下, 南锣逐渐符号化。“南锣景”“南锣故事”“南锣人家” “南锣部落”“南锣烟斗”等冠名“南锣”的店铺陆续出现,而南锣发展初期的一些知名店铺(如“喜鹊”“摩登红人”“小新的店”“火山人”等)招牌虽在, 但早已易主,经营业务与曾经的文艺咖吧大相径庭。游客们慕南锣之名而来, 却发现名不副实。初具规模的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强力结合, 使南锣成为游客口中的“小吃街”, 与前一阶段具有丰富地方意涵的历史街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日益同质化使地方脱离与本地历史和社会传统的联结, 地方意义在经济资本的形塑下日趋扁平和单一。无序发展引发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关注。政府机构的强势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南锣街区的商业化趋势。在政府主导调控和商会出面改造下, 调整业态, 整治环境, 商户联合, 乱象得到扼制, 进入重组阶段。当地历史文化信息在景观、功能甚至社会结构上被重新强调, 展现出政府力量与社会联合的潜力。主导南锣改造的南锣商会起到上通下达和推动发展的作用, 为南锣树立自治民主的形象。小吃等快消类店铺的大量关闭和业态结构的调整, 风貌上的传统回归, 显示政府力量的坚决意志和明确指向。同时, 从游客的地方感知和情绪表达上, 也能观察到其关注点的顺势转移。不过, 在转变过程中, 商户与居民之间依然缺乏沟通, 当地社会结构不够稳定, 社会–生态系统仍然处于逆向循环阶段,经济资本带来的非地方的人和物及其高流动性, 使南锣依然存在非地方化的危机。这一阶段对应系统适应性循环周期的“失衡重组”阶段, 是对前一阶段业态失控乱象的调整和对街道品质的重新提升。因此, 本文将其归结为“提升重构期”。
2019年后, 因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影响, 行政管制进一步加强。同时, 在景观的象征资本上, 南锣积累了大量意象, 日益成为一个“符号化”所在。作为早期文创小店代表的创可贴8闭店, 最早出现的过客酒吧将四合院分隔, 原有的院落格局消失, 堂食区变为小吃档口, 仅存“过客”招牌, 成为南锣当下最好的地方隐喻——其价值仅余一纸空名。加上国内旅游业受创震荡, 在市场萎靡和政府放松市场监管之际, 南锣进入自我消化和调整的状态。投机性短期资金大量撤离, 业态结构调整趋于温和式发展, 南锣作为一条北京特色商业街的符号化意象更加固定。本该迎来适应性周期的快速发展期, 因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 延长了重组时间,南锣进入更缓和的自适应调整期。
结论
本研究运用社会生态系统适宜性理论, 发现南锣地方感转变的规律。2008年以来的第一阶段承
接初始发展时的平衡稳定, 因地铁站开通和媒介宣传的影响, 刺激经济资本高速入场, 迎来第二阶段的野性生长和无序发展, 过度商业化导致历史文化特征符号化和南锣口碑崩塌。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商户自治的推动, 业态调整和环境整治双管齐下,南锣进入第三阶段提质重构期。第四阶段因为3年全球疫情的持续影响, 进入调整期和生长期之间的缓冲期, 业态占比逐渐趋向稳定, 其商业街的定位有逐步清晰化的势头。本研究还发现, 地方认同的占比与各类因素的综合平衡有较大的关联。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 社会元素带动文化元素, 约束了经济资本的无序发展, 直接影响地方的景观风貌和功能业态等的统一和整合,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感知到的氛围与情感, 使得这两个阶段的地方认同占比最高。文化和社会元素建构起历史街区的地方独特性, 以“乡愁”式的情感召唤吸引游客前来。然而,相同的空间生产逻辑和经济资本运作的惯性又会导致地方的消失, 缺乏社会元素与文化元素的合力,历史街区最终指向普遍化的消费性场所, 地方感将无所依托。文创产业与旧城的适配源于旧城文化的符号化与资本化潜力, 从南锣2008—2022年4个阶段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旧城文化的符号化是一个从景观要素符号化到空间制造, 再到街巷整体空间,乃至整个地方的符号化过程。待文化与社会元素消耗殆尽, 经济资本亦会离开。此时,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是在经济社会结构的震荡调整中重现社会和文化价值, 形成地方特色街, 还是随波逐流变成“无地方”的大众商业街, 是南锣下一步发展的首要考量。
参考文献
[1] 郭湘闽. 以旅游为动力的历史街区复兴. 新建筑, 2006(3): 30–33 [2]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 Oxford: John-wiley & Sons, 2007: 539–541 [3] Xu Z, Mei L, Choo K, et al. Mobile crowd sensing of human-like intelligence using social sensors: a survey. Neurocomputing, 2017, 279: 3–10 [4] 孙九霞, 黄秀波, 王学基. 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 制度脱嵌视角的解释. 旅游学刊, 2017, 32 (9): 24–33 [5] 王苑, 邓峰.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空
间生产——以苏州山塘历史街区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2009(11): 60–64 [6] 王昭雨, 庄惟敏. 情感语义视角: 街区更新后评估方法应用研究. 建筑学报, 2020, 22(增刊 2): 111–115 [7]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8] 唐顺英, 周尚意. 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地理科学, 2011, 31(10): 1159–1165 [9] 蔡建明, 林静. 中国新愿景下的文化与空间有机融合的地理途径与机遇. 地理研究, 2016, 35(11): 2001–2014 [10] 章锦河, 汤国荣, 胡欢, 等.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文化间性研究. 地理研究, 2018, 37(10): 2011–2023 [11] Wright J K.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 37(1): 1–15 [12] Pocock D, Relph E, Tuan Y F, et al. Classics in human geography revisited: Tuan, Y. -F. 1974: Topophil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4, 18(3): 355–359 [13]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memory: restoring the forgotten city pas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3): 209–231 [14] 周尚意, 杨鸿雁, 孔翔.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以 798 和M50 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66–1576 [15] Casakin H, Hernández B, Ruiz C.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Israeli cities: the influence of city size. Cities, 2015, 42(10): 224–230 [16]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修订版). 杨淑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7] 向岚麟, 叶雅飞, 潘劲东, 等. 基于生活世界的历史街区居民地方依恋研究——以新疆伊宁前进街为例.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8(3): 488– 502 [18] 黄向, 保继刚, Wall G.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 旅游学刊, 2006, 21(9): 19–24 [19] Shamai S . Sense of place: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 Geoforum, 1991, 22(3): 347–358 [20]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
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21] 吕宁. 旅游体验中的地方感研究[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22] Amsden B L, Stedman R C, Kruger L E.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ense of place in a tourismdependent community. Leisure Sciences, 2010, 33(1): 32–51 [23] Durie A, Yeoman I S, Mcmahon-beattie U. How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creates a sense of place. Place Branding, 2006, 2(1): 43–52 [24] Shamsuddin S, Ujang N. Making places: the role of attachment in creating the sense of place for traditional streets in Malaysi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8, 32(3): 399–409 [25] Gartner W C, Hunt J D. An analysis of state image change over a twelve-year period (1971–1983).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7, 26(2): 15–19 [26] 乌铁红, 张捷, 杨效忠, 等. 旅游地形象随时间变化的感知差异——以安徽天堂寨风景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08, 27(5): 1078–1086 [27] 王婷, 吴必虎. 基于关键词共现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北京城市歌曲中地方意象特征研究. 人文地理, 2020, 35(6): 57–65 [28] Mthatiwa S, Ngwira E. Moyo wa Mtauni: imagining the city in Malawian popular music. Muziki, 2020, 16 (2): 67–86 [29] 曹颋. 讲好都城故事: 北京影像文化记忆的历时性思维.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1, 176(8): 107–113 [30] 陈曦东, 毛凌潇, 陈丙寅, 等. 宋词中情感的时空特征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9): 1140–1148 [31] 陶玉霞. 论乡村旅游形象的结构生成及其历时性建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37(5): 64–72 [32] Attanapola C T. Were they ever ‘in place’? Sense of place and selfidentities among migrant female exportprocessing zone workers in Sri lanka.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6, 60(3): 217–226 [33] 王立, 张健君. 个体–家庭地方认同迭代的生命历程空间叙事.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6): 896–903 [34] Billig M. Sense of place in the neighborhood, in locations of urban revitalization. Geojournal, 2005, 64 (2): 117–130 [35] 白凯. 自我叙事式解读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意义.地理学报, 2012, 67(12): 1698–1715 [36] 黄坤, 吴文恒, 杨毕红, 等.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
例. 热带地理, 2022, 42(5): 751–761 [37] 朱竑, 刘博. 地方感, 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1): 1–8 [38] 李渌, 徐珊珊. "遗产自觉"与"地方依恋": 历史城镇居民文化延续力研究——贵州镇远古城的实证.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58–70 [39] 张原. 从“乡土性”到“地方感”: 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5(4): 6–12 [40] 胡宪洋, 白凯. 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建构.地理学报, 2015, 70(10): 1632–1649 [41] 白凯, 胡宪洋, 吕洋洋, 等.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 地理学报, 2017, 72(6): 1104–1117 [42] 孙九霞, 周一.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地理研究, 2015, 34(12): 2381–2394 [43] 姜辽, 苏勤.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地理科学, 2016, 36(5): 766– 771 [44] 徐小波, 吴必虎, 刘滨谊, 等.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地理学报, 2016, 71(12): 2212–2232 [45] 保继刚, 林敏慧.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研究.地理学报, 2014, 69(2): 268–277 [46]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47] Wang Y.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measuring tourist satisfaction. Report No. 10. Queensland: Griffith University, 2016 [48] Gieryn T F.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1): 463–496 [49] 刘瑜. 社会感知视角下的若干人文地理学基本问题再思考. 地理学报, 2016, 71(4): 564–575 [50] 涂伟, 曹劲舟, 高琦丽, 等. 融合多源时空大数据感知城市动态.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0, 45(12): 50–58 [51] Wang F, Hu W, Zhu Y, et al. The locality of Beijing historic areas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based on geo-tagged photo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Cities, 2019, 5(1): 75–89 [52] Vhaduri S, Poellabauer C. Hierarchical coopera-tive discovery of persona places from location traces.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2018, 17(8): 1865–1878 [53] Sheridan D P, Decker H K, Kloumann I M, et al. Tem
poral patterns of happiness and information in a global social network: Hedonometrics and Twitter. PLOS ONE, 2011, 6(12): e26752 [54] 程德年, 周永博, 魏向东. 旅游目的地意象固化与更新的动力机制研究——以苏州为例. 旅游学刊, 2017, 32(2): 42–52 [55] Stellacci S, Moro S. Travellers’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 squares and railway stations in Italian heritage cities revealed through sentiment analysis.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3, 28(2): 174–198 [56] Wu Y, Wang F, Mao W, et al. Difference in authenticity perception of old towns among China’s various cultural reg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Cities, 2022, 8(2): 546–566 [57] Münster S, Georgi C, Heijne K, et al. How to involve inhabitants in urban design planning by using digital tools? an overview on a state of the art, key challenges and promising approaches.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7, 112: 2391–2405 [58] Holling C S, Gunderson L H.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125–137 [59] Cutter S L, Barnes L, Berry M, et al. A place-based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08, 18(4): 598–606 [60] Berkes F, Jolly D.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a Canadian western Arctic community. Ecology and Society, 2000, 5(2): 213–218 [61] 刘斌, 杨钊.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化发展问题研
究——基于北京南锣鼓巷的旅游者凝视视角.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3): 190–195 [62] Ujang N. Place attachment and continuity of urban place ident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49(2): 156–167 [63] Droseltis O, Vignoles V L. Toward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ality and predictors of intrapersonal-level place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23–34 [64] Ning W.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2): 349–370 [65] 谷羽. 语义网络分析方法在传播学中的应用及批判.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41(4): 155–159 [66] 保继刚, 林敏慧. 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研究.地理学报, 2014, 69(2): 268–277 [67] 孔翔, 许杨博文. 历史文化街区餐饮业态与地方营造策略的空间分异——以黄山市屯溪老街街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20, 40(6): 147–155 [68] 萧清碧, 林岚, 林泓, 等.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商业意象感知及年际变化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5(3): 96–108 [69] 刘思利, 李鹏鹏. 历史街区街巷活力与商业业态的相关性探究及启示——以老门东历史街区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2023(1): 56–63 [70] 孙晶, 王俊, 杨新军.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综述. 生态学报, 2007, 27(12): 5371–5381 [71]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 Halsey A H, Lauder H, Brown P, et al.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