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做一颗扎根大地的种子/颜维琦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
如果不是 2017 年 9 月 25 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钟扬 53岁的人生已经有如此的厚度：
他 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 干部，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地带了起来，也将学科建设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 17 年，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用心培养了 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 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他是 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他说 ：“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篇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
他说 ：“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为社会做事，为时代做事，就是最大的意义。”
他还说 ：“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负你的人生。”
他的一生是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用生命，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写就最质朴、最绚烂的时代故事。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在离北极 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人们称其为“种子方舟”，建立 10年间已收集超过100万种种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有一座美丽的千年种子库，在那里，植物种子的保存条件是零下 20℃，保存时间标准为 80 年至 120 年。在中国云南，从2004 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主导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迅速壮大，成为亚洲最大的种子库，跻身世界三大种子库之列。
全世界都在关注种子，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人类未来。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有数据显示，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 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2001 年，当钟扬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了：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感到迫切，他决定行动起来。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 5000 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 500 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 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有时一天奔波 800公里，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 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他说 ：“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十多年来，他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 1000余个物种的 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 ；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 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十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 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 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他兴奋地向人们讲述在西藏收集种子的“浪漫”故事。他说 ：“在未来的 10年，可能再完成1/5。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
追梦——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
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钟扬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开始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做成，但他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
2004 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此前一年，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一度想放弃。“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那段时间，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2010 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 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 ：“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 3 个“太好了”。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作为援藏干部，一般一轮是3年。但每一轮援藏快结束时，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5 年，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抢救后的第 3天，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他在重症病房里口述记录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 10 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对两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 他来说有些痛苦，但他真的滴酒不沾了，包里多了个小药盒，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可第三条，他实在做不到，他戒得了酒，却戒不了西藏！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身边的人劝他把节奏放慢些，他却总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还要在西藏再干10 年呢。”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所理解的钟扬 ：“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如今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钟扬的学生拉琼发现，病后稍有恢复的钟老师开始变本加厉地工作，一天排满了各种事。他的衣袋里总是装着
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
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但再忙，他也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大家围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前放上胶水、针、线，一边做事，一边听他讲故事。
学生们说 ：“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 ：“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并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 ：“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我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 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过他的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 ：“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 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他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出自他的手笔，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 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也是他和团队翻译完成的。博闻强识，幽默风趣，“钟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他说 ：“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2017 年 9 月 25日凌晨 5 点多，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面包车和停在路边的大型施工装载机相撞。没想到，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扬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2017 年 9 月 9 日，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 15岁的生日。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妻子有个约定：孩子12 岁以前，你多管一点 ；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后来，这个时间又延到了 15岁。只是这一次，“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 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 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 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孩子们默默写下。
2018 年 1 月，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的，捐出的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3 月 12 日，很多人来到复旦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楼旁为他种下一棵棵树。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深厚情缘，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步，一系列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深入合作正在继续。
几年前，他在上海的海边种下了红树，他的愿望是，50年甚至 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这是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这些红树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他已采集了 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现在，他的学生在继续着这项工作。
他钟爱给中小学生讲科普，他的学生如今也已站上讲台……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