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写神到再造现实——试论谢洛夫肖像画的风格演变

——试论谢洛夫肖像画的风格演变

Arts Circle - - 刘曼文作品 - 赵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艺术运动相当活跃。受此影响,俄国画坛异彩纷呈,各种流派和团体争相涌现,俄国的绘画艺术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时期。谢洛夫正是这样一位处于世纪之交的画家,他才华横溢且富有创新精神,在艺术上承前启后,力求探索新的艺术形式,是研究俄国艺术史无法回避的一位关键人物。谢洛夫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他借鉴西欧画风进行个人情感表达的实践,为俄国传统肖像画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风。其次,他的肖像画开创了刻画人物精神世界和社会属性的新方向,是俄国现实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谢洛夫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俄国艺术在各种流派、思潮的交汇融合中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为俄国绘画艺术走向现代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一、谢洛夫的生平、师承与交游

谢洛夫(图1),全名瓦伦丁·亚历山德罗维 奇·谢 洛 夫(Valentin Alexandrovich Serov , 1865—1911年),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他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评论家,母亲也是作曲家、钢琴演奏家,谢洛夫自幼受到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1871年父亲去世后,举家迁往慕尼黑,年幼的谢洛夫在那里开始习画。后在巴黎期间,谢洛夫经俄国著名雕塑大师马克·安东科尔斯基(Mark Antokolsky,1843—1902年)建议,追随当时同在巴黎的列 宾(Ilya Yafimovich Repin, 1844—1930年,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继续学画。1875年,谢洛夫全家回到俄国,亦由此中断了向列宾学画。三年后,列宾回到莫斯科,才又恢复了他与谢洛夫的师生交谊。在列宾严谨且成系统的专业指导下,谢洛夫刻苦学习观察和表现物象的方法,师生两人还曾多次进行过艺术上的合作。谢洛夫16岁时,列宾将其送 至 圣 彼 得 堡 美 术 学 院(St.Petersburg Academy of Arts),在名师巴维尔·彼得洛维奇·契斯恰科夫(Pavel Petrovich Chistiakov ,1832— 1919年)门下继续习画,接受了严格的“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写实基础。加之此前从列宾身上学到的用线条和阴影造型的手法,以及自身丰沛的情感表达和敏锐的色彩感受,谢洛夫很快在画坛上崭露头角。19世纪80年代,正值“巡回展览画派”的极盛时期。谢洛夫与此派的风景画家列维坦是挚友。两人在思想、情感和观点上的一致促使谢洛夫很快加入了“巡回展览画派”。他们携手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继承传统又追求创新,将俄国绘画艺术由传统向现代推进了一步。1885年,谢洛夫从美院毕业,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理想:“当前的绘画大多刻板得使人生畏,我想取得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效果。” 19世纪90年代以后,谢洛夫集中进行肖像画创作,他的作品颠覆了既定的肖像画程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谢洛夫出于对艺术形式革新的追求,积极参加另一团体“艺术世界”的活动,并担任《艺术世界》杂志的编委。同年,谢洛夫凭借《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像》一作获得当年巴黎世博会的最高奖项,由此奠定了其在国际艺坛的声誉。在艺术求新的道路上,谢洛夫还曾与米哈伊尔·亚里山德罗维奇·弗鲁贝尔(Mikhail Aleksandrovich Vrubel,1856- 1910 年)、康斯坦丁·科罗温(Konstantin Korovin,1861- 1939年)和亚历山大·贝诺伊斯(Alexander Benois,18701960年)以及其他“艺术世界”的成员结下了长久的友谊。他们的艺术风格各有千秋,反映了当时俄国艺术精彩纷呈、流派众多的繁荣景象。谢洛夫大胆探索,积极尝试新的表现手法,但其形式上的创新最终是为了突显作品内在的主题性和思想性,这也最终奠定了谢洛夫现实主义的画风。

二、谢洛夫在俄国画坛的影响与地位

谢洛夫的父母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修养,这促成了他谦虚审慎、内敛自律的个性特征。而早年接触欧洲古典大师画风的经历又拓展了谢洛夫的艺术视野。这样的心理结构和艺术经历反映到个人创作上,就表现为谢洛夫尊重传统而又开阔包容,反对成规却能谨慎求变的特点。谢洛夫的艺术是对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他既是一名伟大的改革者、领头人,也是联结俄国绘画两大重要时期的关键人物。甚至有人夸张地认为,俄国艺术自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近30年间的发展,就是谢洛夫从《少女和桃子》(1887年,图2)至《鲁宾斯坦像》(1910年)的创作历程。19与20世纪之交,俄国社会正处于改革时期。当时的艺术家面临着种种困惑,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再现与表现……面对多重选 择,谢洛夫审慎前行,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1888年,谢洛夫在莫斯科展览会上展出了他最早的两幅成名作《少女和桃子》和《阳光下的少女》(图3),为年仅20岁左右的谢洛夫带来了极高的声誉。这种声誉来自于谢洛夫坚实的写实基础和他对色彩的敏锐感受。两件作品均体现出法国印象派似的色彩和光感,为俄国画坛对西欧艺术的借鉴树立了典范。随着农奴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高涨的民主运动也波及美术界。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感召下,“巡回展览画派”成为新时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谢洛夫即是“巡回展览画派”后期的中坚力量,他对俄国19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的绘画理论和艺术实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谢洛夫又在油画技法和色彩上进行了不少研究,曾参加另一个艺术团体“艺术世界”的活动,探索艺术的形成问题。他在艺术上的创新还对“蓝玫瑰社团”和“方块杰克”等后来涌现的诸多艺术团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在俄国绘画艺术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谢洛夫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开拓者。他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找到了全新的寄托与形式。谢洛夫的艺术天赋曾先后得到列宾和契斯恰科夫这两位艺术巨匠的交口称赞。列宾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位得意门生盛赞道:“谢洛夫的全部作品,包括最不成功的、自认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作品都是瑰宝,是稀世的珍品,要对它们做出充分的阐释和评价是很难的。”而美术教育家契斯恰科夫也认为,自己不曾见到过与谢洛夫能力相当的全面型人才。

三、谢洛夫肖像画的抒情风格

美院严苛的成规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艺术家的个性。1885年离开美院后,谢洛夫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出国后,谢洛夫目睹了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为他们对“人性之美”和“现实生活”的炽爱所折服。前人作品中的这种情感表达对谢洛夫的影响在他此后的作品中逐渐有所显现。而幼时家庭的艺术氛围则幻化为谢洛夫笔下不时出现的节奏、韵律和灵动的音乐气氛,令其早期作品具备了独树一帜的诗意情怀。此外,年轻的谢洛夫曾寄寓在阿布拉姆采沃和多莫特坎诺沃,那两段欢乐时光也促成了他早期肖像作品中鲜明的抒情格调。19世纪80年代,20多岁的青年谢洛夫凭借《少女和桃子》和《阳光下的少女》两件作品一举成名。作为谢洛夫早期肖像画抒情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它们是画家卓越的绘画技法与丰沛的情感表达相结合的产物。《少女和桃子》是谢洛夫在阿布拉姆采沃期间创作的一幅布面油画。莫斯科郊外的阿布拉姆采沃庄园风景如画,此地见证了诸多19世纪的艺术创新,其主人是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萨瓦·马蒙托夫(Savva Mamontov)。《少女和桃子》的主人公是马蒙托夫12岁的女儿薇拉。作品描绘了明亮洁净的房间里,身着粉红色上衣的少女薇拉坐于桌边的情景。在此作中,谢洛夫从光与色、形与质、动与静等各方面着手,充分抒发了对“青春之美”的赞叹和生活在阿布拉姆采沃庄园时的欢乐心情。从“光与色”的角度来看,画家在此借鉴了印象派的外光技巧和色彩表现。窗外射入的强烈阳光使少女和桃子都处在一片柔和的逆光之中,而宽敞明亮的墙壁和台布又反射出温和的光线,使处于背光的少女仍不失光辉。谢洛夫在此采用浅蓝灰、淡绿、粉红和嫩黄等各种明亮色彩,构成了一幅近乎透明的新鲜画面。这些

接近糖果色的色彩不禁令人联想到活力四射的青春与甜蜜芬芳的气息。作品的整体色彩可谓艳而不俗,亮而不耀,使人仿佛能闻到桃子诱人的香味,感受到少女袭人的青春气息。从“形与质”的布置来看,谢洛夫在形式上巧妙地借助“圆与线”的交响,营造出一种无声的韵律感。少女的脸庞、桌面的鲜桃、墙壁的饰物和拱形的椅背,这些大小不一的“圆”同窗框椅背饰栏那些粗细有别的“线”条相映成趣,这种内在的抽象意味传达出一种乐符般的秩序美。而谢洛夫在作品中对“质感”的统一,则形成了一种宛若天鹅绒般梦幻而诗意的气氛。画面中,少女的肌肤、粉红色上衣与桃子、白色桌布和背景墙面,都传达出一种温馨暖意的真切感受。在此,谢洛夫并未刻意营造“形与质”的复杂对比,而是用质朴的绘画语言将众多要素统一简化在几种共性之中,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艺术感染力。这种高明的艺术手段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很深的绘画功力。从“动与静”的经营来看,画家着力刻画人物清澈而敏锐的眼神,身上的光斑隐隐绰绰,与窗户外清风吹拂下的微颤枝叶遥相呼应。人们从作品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行将被打破的暂时静止。而在少女机敏眼神和窗外晓风拂叶的动感之间,穿插着桌椅、墙面、鲜桃、刀具和饰物等各类静物。物象自由分散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看似凌乱,实则是画家的一种经意安排。从画面 背景可见,少女生活在俄国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室内整洁明亮,却没有过度奢华的装饰,画家在此刻意突显的是充满阳光的少女形象。同样是赞美青春少女,《阳光下的少女》刻画的则是谢洛夫居住于多莫特坎诺沃的表妹玛丽娅·西蒙诺维奇(Maria Simonovich)。树荫下,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姑娘身上。画家在此利用光色的瞬间变化塑造人物的手法更具印象派的特点。投射在少女白色上衣上的阳光,使一件单纯的衣服和白皙的面孔变得多彩斑斓,形成一曲色彩的“和声”和一首阳光的“赞诗”。少女平静如水,人物与太阳、空气和环境的融合自然静谧。如果说谢洛夫的《少女和桃子》是在借助构图技巧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那么此画则完全相反。在此,画家是将前景中的静止人物与背景进行对比,创造出一种空间“击破”的印象。在上述两幅少女题材的作品中,谢洛夫均采用了一种平和、沉思的表现方式,规避了生命的矛盾与复杂,力求集中表现人物的“青春之美”。可以说,它们是画坛上歌颂青春的两大诗篇,其精神力量正是来自于谢洛夫在阿布拉姆采沃和多莫特坎诺沃时所收获的欢乐心情。值得一提的是,谢洛夫的上述两件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肖像写生”。首先,画家并未用模特的名字来命名这两件作品。其次,作品中的模特与画面背景密不可分,而这种背景虽是从现实中来,却也注入了一定的理想色彩。最重要的是,光线、空气、欢愉和青春所具有的“生命之美”才是作品的主题,而并非人物本身。谢洛夫这种抒情式的艺术风格特征深深影响了莫斯科画派的形成。科罗温、列维坦、阿尔希波夫和阿列克谢·斯特帕诺夫等画家在其影响下,纷纷开始摆脱既定的观念束缚,跳出分析法的窠臼,转而采取一种生命抒情主义,即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而谢洛夫的“生命之美”即是这种“诗意现实主义”最坚定持久的代言者。

四、谢洛夫肖像画的写神技巧

与绝大多数向往西欧现代绘画形式、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青年画家不同,谢洛夫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身份还是“巡回展览画派”最富才情的现实主义画家。但与该派一些画家的刻板严肃的“说教式”风格相区别的是,即使是要表达无情的嘲讽和辛辣的批判,谢洛夫也总是能够巧妙地借助高超的人物“写神”技法令观者透过形象看精神,自行体会作品内在的思想内容和时代诉求,自然而又深刻。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谢洛夫已不再局限于表现本人的“目之所见”,而是在调动“光与色”“形与质”“动与静”等各种辩证元素的基础上,逐渐强调对现实人物个性神态、职业气质和精神面貌等内在实质的“写神”。他摒弃模特身 上的偶然因素,将追求内在精神的酷似置于外在形象的逼真之上。这段时期,谢洛夫的肖像作品色彩趋于单一,以灰色调为主,印象派的特点逐渐弱化。其刻画的对象以演员、作家、歌唱家和艺术家为主。虽然这些模特来自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职业,但谢洛夫笔下的人物却都具备某种“创新个性”与“艺术气质”。在他看来,这种个性与气质背后的内心自由才是真正的“人性之美”。早在阿布拉姆采沃庄园期间,谢洛夫就曾经参演过当地的戏剧并扮演了诸多角色。因此,他也就特别关注舞台工作者这类人群。在他的笔下,演员和歌唱家是善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人物,他们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鲜明的个性。意大利歌唱家马西尼的艺术形象和不羁气质曾深深吸引了谢洛夫。在创作于19世纪90年代初的《马西尼像》中,这位听众的宠儿显得高傲而略带恣意。在此,画家刻意将色彩局限在黑、灰调子上,并采用了一种较以往更趋自由和宽阔的笔法以凸显人物的个性气质。同一时期另一幅表现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的作品是《弗朗西斯科·塔马尼奥像》(图4)。画面整体色彩较深,仅头部明亮,如处在舞台追光下一般,观众的目光自然聚焦于弗朗西斯科的头部。他虽然既未演唱,也没化妆,却依旧保持着鲜明的职业气质:头部高昂、喉部突出、目光坚定,似乎正凝神于艺术的思考之中。而在《康斯坦丁·科罗温像》(图5)中,谢洛夫将这位画家豪放纵情、喜怒随性、率真直爽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简率粗略的笔法下,模特的画家身份显而易见,这不仅可以由墙上的习作和桌上的颜料等细节探知,更在于人物本身所传递的信息:科罗温姿势放松,显然已经熟悉了肖像写生的状态;目光敏锐,似乎时刻在捕捉着美。粗鄙的墙面、蓝色的衣物以及红白条纹的垫靠物,画面上的每一个物件都传达出艺术家对生命的热爱和浓郁的创作氛围。另一幅重要的肖像画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像》(图6)。在谢洛夫眼中,高尔基既是一位革命者,也是公民权利的捍卫者。这位英雄与谢洛夫笔下的艺术家完全不同,他外形简单,但姿势与神情却坚定而果敢,其朴实的工人形象与高度的文化修养是并存的。这件肖像作品的表现力集中体现在深色人物与明亮背景的对比上,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既勾勒出人物的轮廓,也表现了人物坚毅的性格。画面上,高尔基双腿交错地坐在小凳上,脸部朝向画外的某位对话者。由于头部与身体的转向相反,因此这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姿势,观者由此可以体会到高尔基身上那压抑的激情和情感的振奋。可以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谢洛夫借助表情和姿势对人物进行“写神”的高超技法。

而事实上,不仅是人物的表情和姿势,谢洛夫还能运用画面上的一切形式元素——构图、色彩组合和美术风格来“以形写神”。《女演员叶尔莫洛娃像》(图7)是谢洛夫为民主主义女斗士所作的一幅“歌颂式”现实主义代表作。俄历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后,谢洛夫和叶尔莫洛娃站到了一起,对沙皇政府镇压平民的行为表示了强烈愤慨。在他的笔下,叶尔莫洛娃呈全身立像式,宛若一尊“立体雕塑”,其庄重的形象和高贵的气质扑面而来。画面色彩不多,主要是黑、灰和赭色,却令人感到层次极其丰富。《女演员叶尔莫洛娃像》被公认为“谢洛夫肖像画艺术水平的全面体现”。透过作品,我们能够体会到谢洛夫对叶尔莫洛娃的敬重之情和对民主自由的颂扬与追求。

五、谢洛夫肖像画的再造现实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艺术世界”在俄国画坛兴起,人们开始积极尝试以变形和夸张的手法折射社会和人生,现代派一时成为画坛的潮流。此时,谢洛夫却并未盲目走现代派的路子,而是巧妙而谨慎地将现实主义表现方法与现代派的美学意识嫁接起来。这期间,“艺术世界”还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较之早前的作品,谢洛夫在后期较为注重艺术语言和作品形式感的提炼,其作品既保持着现实主义真实感人的魅力,又体现出高度现代感的绘画语言技巧。而事实上,相较于“艺术世界”,谢洛夫的“再造现实”似乎更接近于“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做法,后者更强调绘画语汇的“装饰性”特征。经变形、再造后的现实成为谢洛夫笔下艺术形象的素材。这幅《鲁宾斯坦像》(图8)即是谢洛夫晚年在艺术创作上的一次大胆尝试,体现出俄国对“新艺术风格”的一种本土化诠释。它展 现了新与旧、传统与创新、过去与现在的和谐统一。③鲁宾斯坦是20世纪初风靡法国的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当亲眼见到鲁宾斯坦在《克里奥巴特拉》一剧中所塑造的形象时,谢洛夫被深深地折服了。他笔下的鲁宾斯坦呈背对观众、半躺卧姿态的裸体形象,营造出一种幽暗凄冷的氛围和脆弱敏感的印象。主人公瘦削的后背、修长的臂腿、精致的脸庞、冷傲的表情、尖尖的手指、蓝色的戒指和脚趾上精巧的蓝色蝴蝶配饰,无一不是对主题强有力的烘托。作品主要采用蓝、绿、棕三种色彩,未经调和和渐变的色彩使画面的每一局部都十分独立。作品线条清晰、色块简洁,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美感。谢洛夫笔下的鲁宾斯坦形象是抽象与真实的结合,具备“新艺术风格”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为俄国最重要的“新艺术风格”肖像画之一。“新艺术运动”强调装饰性的特点在谢洛夫的其他晚期肖像画作品上也有所体现。《玛丽娅·阿基莫娃像》(图9)是谢洛夫本人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阿基莫娃是当时俄国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气质高贵、雍容典雅。画面中的她头部微倾、脖颈修长,左臂搁置在深蓝的天鹅绒靠垫上,精心修饰的眉眼使其显得楚楚动人、风韵十足。画家在作品中用色绚丽大胆、质感把握准确,体现了谢洛夫卓越的技法和超常的悟性。抽象装饰的红色背衬、简率刻画的白色服饰和精谨细致的人物面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观众的目光自然会聚焦于阿基莫娃的面部。这种巧妙的虚实、冷暖、明暗关系处理体现出谢洛夫对传统写实技巧和装饰性现代艺术理念的兼顾。画家在背衬和服饰上所采用的简率笔法和抽象纹饰集中体现了“新艺术风格”的装饰性特点。他在此借助的是一种由轻擦与线条组合而成的抽象形式,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和韵律性。 除了笔触这种形式元素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画家在此力求表现的是双目所选择看见的东西,而并非实际目睹的对象,而这一点恰恰是促成谢洛夫晚期作品达到成熟的关键所在。谢洛夫其他体现装饰性的作品还有《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像》《索菲亚·博特金那》《娜伊达·郁索波娃公主像》等。可以说,谢洛夫对“新艺术风格”在俄国的本土化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结语

由此可见,自早期的《少女和桃子》《阳光下的少女》至晚期的《鲁宾斯坦像》,谢洛夫在肖像画领域进行了执着的探索,其风格也在发生着不断的演变。事实上,谢洛夫的创作题材广泛。除了肖像画之外,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插图和舞台布景装饰画等,无所不能。他的艺术面貌多样,出入古今、折衷中外,融合传统与新锐、抽象与写实、诗情与正义。可以说,在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历史与艺术发展背景下,谢洛夫是一个傲然独立的人物。他为俄国艺术界培育了一大批各有特色的天才画家,也是一位为他人铺设艺术道路的领军者。最重要的是,这位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所交付的任务,将俄国艺术领入了20世纪。

图2 谢洛夫/ 少女和桃子 1887

图3 谢洛夫/ 阳光下的少女 1888

图1 谢洛夫(照片) 19 80

图4 谢洛夫/ 弗朗西斯科·塔马尼奥像 1891-1893年

图5 谢洛夫/ 康斯坦丁·科罗温像 1891年

图6 谢洛夫/ 马克西姆·高尔基像 1905年

图7 谢洛夫/女演员叶尔莫洛娃像 1905年

图8 谢洛夫/ 鲁宾斯坦像 1910年

图9 谢洛夫/ 玛丽娅·阿基莫娃像 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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