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大学教育研究

在中国近现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中，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等诸多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其丰富多样的精神面貌，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要史料文献研究则是依靠美学、美术史、美术批评学、美术风格学等一系列的理论学科作支撑，因此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互为表里，共同架构了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价值体系。从创作与研究的总体性来讲，中国画、油画等一系列技法类的创作工作是直接通过美术视觉图像的形态为主要手段表现主题，不断进行探索尝试创新，同时在主题性创作方面进行拓展，并寻求在创作思路上的全新突破，继而将这方面的视觉经验与心得体会，以文字语言为辅助，使之宣传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与之相反的是，美术理论、美术史以及其他相关的理论学科主要是以文字语言作为主要媒介去梳理、研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相关概念，丰富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阐释与体悟，然后将这些用文字语言所建立起来的研究体系，以文献记录的方式世代地传承下去。文章将“创作中心”和“理论中心”作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基本类别，以便于接下来的梳理与探讨。然而由于研究范围所限，其两个中心之间必定有着诸多的关联与交集。创作中 心在实践领域的探索当中往往需要理论中心的文字理论来加以辅助。反之亦然，在理论中心研究的课题与案例中，又有相当的元素选择是来源于主题性美术作品和美术创作过程，也就是指创作中心基本的美术创作。创作中心和理论中心在途径手段与价值取向方面还是有所出入的。“创作中心”的运行主要是按照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艺术形象，故事情节，具体情境来呈现历史社会的人文变迁和现实生活的时代风貌。“理论中心”的运行则多是用文字语言作为传播手段，展现并分析出与主题性美术创作相关的知识信息，强调共同理想，对时代精神和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记录解读，而其重点就在于文字语言的参与介入。现如今在国内高校，无论综合类还是艺术类大学，通常将创作中心和理论中心在机制上分离。例如说，美术创作为中心的教学科研机构以其特性区分出详细的学科门类，一般都是设置在大学“艺术”学院里，或者是隶属于独立的美术学院之中。而语言文字为主导的理论中心则在大学的文学院或是美术（艺术）学院中设置为史论系。由此，作者试图从两个角度厘清现象下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将主题性美术创作视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研究，另一方面把它作为艺术创 作来研究。主题性美术创作从思维意识方面影响着社会发展，同样也受社会环境所制约，它能够把一群人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共有的过去以及对未来的希冀，以某种形态展现出来。换句话讲，主题性美术创作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能够帮助人去寻求一个大我，无疑在各种艺术形态中，它的力量是最具有包容性与全面性的。主题性创作作为美术形态中的重要一环，它具有创新的成分，能刺激思考，并且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它是被认作在依托图像叙述的同时强调表现手法的本体深入性，且具备内涵的根本价值，在文化空间的领域，这样的价值有能力超越其边界并得到升华。但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意义并不仅仅停留在美学上或者是个人创造上，由于其本体所包涵的独特历史与社会价值，往往体现着民族精神、国家意志和时代特征。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写到“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记载有“成教化，助人伦”。因此在历朝历代的主题创作中一直被延续，而其中一些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代表性，如：顾恺之《列女仁智图》、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等都属于主题性创作范畴。由此可见美术创作的意义，往往能够在社会动荡时激发整个国家民族的反抗斗争精神，而在和平年代也能够帮助团体、制度、国家、社会在某种意识形态上达成共同认识。主题性创作在这方面的价值、功能与潜力被大学里的美术组织深刻地意识到，进而能够影响创作、研究、教学等诸多领域的规划与推广。语言文字就好像是引导航线的明亮灯塔，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潜在力量好比是一阵风，它们能够成功地将帆船推向大陆。因此要更好地引导高校师生去准确了解创作中所表达的含

义，就需要理论家和作者使用语言文字来阐释。他们可以写一篇文章，甚至也可以在创作中运用题目、跋文、图章作题解。美学家、评论家通常会用文章来提高主题性作品在社会的影响力，有些时候他们还会用语言文字去衡量作品内在价值，进而波及影响到观者对于作品的总体印象与评价。这也就是为何要将研究中心设立在大学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也是高校所需要承担的教育责任。理论中心的师生需兼顾创作与研究，他们在两种传播信息媒介中间来回往复，即创作作品与书写文字，因此除了要具备美术创作规律的基本能力，了解创作技法外，就像高校中的其他专业的师生相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行查阅书籍、思考问题以及撰写文章等专业活动。他们经常会牵扯到评论方面的问题，通过研究写作等工作，辅之以理论上的根据以及假设，对历史、主体、形式、情节等诸多方面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使用语言文字作出的褒贬看法会产生独特影响力，在之中也会多少地影响群众的态度与观点。作者试图列举国内外的两个案例来阐明这一观点。在传统思维印象里，西方主题性创作艺术家雅克·路易·大卫的作品被公众认为是优秀的，并且有关大卫有着不胜枚举的研究资料，不管是抒发性情的散文小品，还是学术严谨的图书画册，都汇聚成为最佳的学习研究范本。而又有谁没观赏过《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或《皇帝加冕礼》英雄史诗般的画面呢？也正是因为观众在观看大卫作品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的共鸣与感动，才引起那么多的文字表达，但也是因为有了无尽赞颂的文章才促使更多的观众了解大卫的生平，研究他的作品。另一个案例是20世纪的五四运动以来，画家学者们在主题性美术创作方面做出的大刀阔斧地改革。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画家意识到传统的文人画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已经无法展现出它的价值，因此一些文艺界领导和大学教授通过自身的言论影响力，直接地促进了主题性创作（首当其冲的是人物画）的普及化。他们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文化复兴的一腔热血，推动了社会对于主题性创作的态度和评价的好转，这也恰恰体现的是语言文字在这一方面的独特影响力。所列举的这两个案例表明的是艺术工作者往往能使用撰写文字或者发表言论等手段或多或少地影响美术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大学高校教育在有关主题性美术创作上的工作和责任义务，并不仅仅是创作教育和展览宣传的问题，还应适当地结合艺术评论、研究以及写作等多方面的培养。师生们在发表学术性论文和书籍时，虽然最直接的读者受众只是美术领域的同仁，但在此基础之上却能够在知识舆论方面间 接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一般性的短文，可直接向人民群众提供讯息之外，还可撰写学术性的理论文章，不管是哪种形式方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即教育、创作、研究工作务必视野要放得长远些，撇除个体的主观喜好，且不能仅仅把主题性美术创作当作娱乐和艺术来看待，而应当注重主题性美术创作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确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引导。也正是因为我们具备美术创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可以兼顾利用语言文字去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在社会各界都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美术工作者来撰写与主题性美术创作相关的文字。而这些观点看法都发表在大众传播媒介，并且更加直接以及非常有效地影响着社会群众的舆论氛围。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在大学里具有社会上难以比拟的各种优良条件和丰富资源，与同行们相互学习交流的框架。更加重要的是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和其他院系专业相互交流的宝贵机会。各个专业师生的研究问题、内容、学术目标及方法多少会有一些不同，但师生们都能够有语言文字方面的沟通。这种效应是高校大学的特殊体制结构所能发挥出来的最大动力。若是我们能充分利用这种机制效应，师生们的观察会更敏锐，眼光会更长远，进而让撰写的文章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正是将理论中心的教学研究安置在高校中的直接要素。主题性美术创作中涉及了众多的学科门类，其中很多需要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辅助。如果我们给历史研究下一个定义即系统地收集和评价数据，以描述、解释，并由此理解过去某个时间所发生的行为或事件的研究。那么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的相当一部分也应该在这个范畴之内。虽然全人类都有艺术活动，但是每个民族却出现了不同的美术作品和创作活动。毫无疑问，诸多的人文科学是引起主题创作多样的形式与风格的重要因素和基础。我们对有关社科类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增加了解之后，也就能够帮助培养发挥创作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发展经济、政治、科学乃至军事、外交等各项措施上都占有中心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综合性的大学往往都会有很多的学科院系，这为学生教师们提供了跨专业、跨院系学习的契机，以及协同合作的优良条件。大学的本质就是全面博大之学，不仅是指各学科都存在于学校校园之中和整个框架之内，而且更具有跨学科和跨专业的探究知识追求真理的多层含义。因此，把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研究，作为美术学科领域中的重要一环也好，视为传播社会风尚和国家意志的途径也罢，它要是能够成为大学教育研究的一个环节，就能够将全面性的研 究工作向前推动，从而让人们能够多方面的了解主题性美术创作。以上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和看法，强调了在制度层面将主题创作研究放置在高校中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发展的积极作用。另外我想再提出两个理由，是在体制上把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安置在大学里的优势，来做为文章的结尾：第一，综合类的高校人员编制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教研工作者共同组成，他们想必会因为接受到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作品和理论的精神感召，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并产生集体共鸣，也更容易吸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成果，进而正面的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教研、工作乃至生活。第二，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很多人的意识中经常被误认作不过是涂涂抹抹，无关紧要的一种美术创作活动，而要是能够将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工作与其他学科相互并峙，这将会在象征性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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