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时期《音乐与美术》期刊抗战美术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作为大后方的桂林成为了西南一带政治、军事、文化的重心。“随着大批进步文化人相继聚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抗战救亡文艺活动蓬勃发展，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勃兴，使桂林获得抗日救亡‘文化城’的美誉。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客桂的较知名的画家，就达二百五十多名，几乎集全国画坛高手于一地，其中包括著名的美术家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赵少昂、关山月、李桦、黄新波、叶浅予、廖冰兄、周千秋等。” ②期间，美术家们以笔墨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战，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和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音乐与美术》是由徐悲鸿主持成立的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在桂林组织编写的期刊，是一份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的刊物。其出版发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专业教育机构编写的刊物，它刊载了大量的抗战美术作品与文论，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独特而重要的传播媒介，有效地推动了桂林抗战美术的传播与发展，在整个桂林抗战美术运动宣传中极具代表性。本文通过对1940年至1942年《音乐与美术》刊登的抗战美术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梳理，从刊物的创刊发行，抗战美术作品、抗战美术文论刊载进行切入研究，从史料图例中分析其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作用和地位。一、《音乐与美术》期刊述略

据不完全统计，桂林文化城时期，在桂林正式发行的与美术相关的刊物（包括报纸美术副刊）大约有30多种，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时代艺术》《木艺》《战时艺术》《抗战画刊》和《音乐与美术》等。其中《音乐与美术》是唯一由专业教育机构编写的刊物，最具专业性和学术性。“该刊 1940 年1月创刊于桂林， 16开本。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办，广西

艺术师资训练班编写发行。《广西日报》社印刷，桂林生活书店经销。主编是张安治和陆华柏，从 1941年7、8月2卷7期起改由徐杰民担任，翌年8月3卷4期起徐杰民辞去该职。1943年月8 23日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勒令停刊，终期刊不详。” ③本文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期刊数据统计，现存刊30期，即 1940 年1月起至 1942 年8月，共刊行了30期，其中由于经费短缺有五次为合期（ 1940 年7、8合期， 1941 年1、2合期， 1941 年7、8合期， 1942 年1、2合期，

1942年4、、5 6合期）。此刊主要刊登音乐与美术方面的理论文章、作品以及艺术讯息，涉及中西方音乐美术史、音乐美术技法理论、艺术美学、艺术教育等领域。编者在创刊号发刊词中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其办刊宗旨：“1.介绍富有建设性的时代作品； 2.供给青年艺术工作者进修的参考资料； 3.辅助战时艺术教育。” ④二、《音乐与美术》中的抗战美术内容

(一)抗战美术作品在抗战时期，美术被看做是“辅助文字的不足，它能使一般文盲感动，而且最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 ⑤。当时美术作品的传播除展览以外，报刊媒体的刊载是最便捷有效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音乐与美术》共刊登了108幅美术作品。其中，除了部分外国美术作品和技法示范作品外，还刊登了大量反映抗战救亡的美术作品，主要以木刻、国画、钢笔画和速写为主。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揭露帝国主义暴行，表现战争残酷与人民苦难的作品。如1940年第3期陈晓南《袭击》、夏光《轰炸下》，1940年第1期夏光的《流亡者》，1940年第6期李明就的《疏散》，1941年第1、2期合刊中张安治的《避难群》，1941年第4期陆其清的《逃难者》，1941 年第 10期卢巨川的《炸后四会街》，等等。抗战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美术家的作品严厉谴责了日军的暴行，记录了苦难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的画面。这些作品揭露了战争残酷的同时，也起到了唤醒民众、激昂斗志的作用。第二，描绘军民团结英勇斗争的作品。如1940年第1期张景德的《哪怕山高水又深》、徐杰民的《青纱帐里》，1940年第2期张安治的《深山立马》，1940年第4期张景德的《出征》、”张安①治的《游击队员》，1940年第6期刘昆的《雨中行军》、陆其清的《前进》，1940年第9期毕萍一的《打到敌人后方去》、李明就的《夜袭之前》，1941年第4期龙廷霸的《反攻开始了》，1941年第6期陈蕴玑的《别征人》、李桦的《爸爸我也要去打鬼子》，1942年第1、2期中刘元的《流血者与流汗者》，1942年第3期刘元的《太行山防军的生产运动（打草鞋）》，等等。作品一一展现了全国一心军士奋勇杀敌，抗日军民团结抗战，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同时也对中国人民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进行了颂扬。

该刊刊载了大量抗战美术作品，成为抗战救亡的宣传阵地，推动了抗战美术的传播与发展，有力地宣传和推动了抗战，激起了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二)抗战美术文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美术家中的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感空前迸发，自觉承担起时代使命，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术家社会责任的文章论述，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发起全民抗战号召，还就艺术如何为抗战服务、艺术如何面向大众、艺术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1.美术家的责任和使命抗战时期，积极投身抗战、宣传抗战、教育引导大众是美术家应该肩负的责任，渐渐成为了美术家的共识。作为辅助战时艺术教育的刊物，在创刊号1940年第1期中，张安治的《画家的正义感及其责任》一文明确指出：“在这样祖

国垂危的时候，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负起救国的责任，画家亦不能例外，但仍有许多仅以描写一点风景为能事，亦有装聋作哑，悠闲度日，尽管烽火连天，流亡载道，他们好像与国事无关，仍旧流连于往日的梦境。这一种缺少责任心，怠情而自私的人物，自然难免为人所指摘。”他认⑥为，抗战救亡是每个国民的责任，画家自然也不例外，主张艺术家应该认清自身的责任，用实际行动为抗战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对抗战置身事外、充耳不闻的画家提出了批评。还有陆其清的《宣传画的新型展览》，1940年第6期吴适宜的《艺术与战争》，1940年第9期徐杰民的《抗战三年与绘画》，1941年第3期谢曼萍的《谈战时美术》、道诚的《抗战的艺术》，1940年第10期陈明道的《漫谈战地绘画》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战时艺术的关系。2.推动美术运动的大众化、民族化抗战时期，文化运动大众化、民族化的号召得到广泛的认同，该刊刊登了主张适应抗战救国需要，美术作品应该走大众化、民族化路线观点的文章，呼吁文艺工作者应创作出为民众所接受、为时代所需要的作品。1941年第1、2期合刊中张安治的《中国绘画的民族形式》便对中国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见解，文中指出“要评定一幅作品是否是民族形式，绝对不能单从‘工具’方面去分辨，不问它用的是中国工具也好，西洋工具也好，只要他的作法能充分流露出中华民族朴厚的作风，同时表现的是民族生活的特色，并且是为大众所了解，时代所需要的，便不愧为民族形式的绘画。”他强调作品表⑦现出民族作风、民族生活特色又为大众所了解便可以称作民族形式的作品，而只有为大众喜爱、时代所需要的艺术形式才能真正地教育大众、感动大众。此外还有1940年第2期徐德华的《美术到民间去的问题》、1940年第4期陈明道的《目前中国绘画的动向》等。这些文论都成了推动美术运动大众化、民族化的重要文章。

另外，该刊作为教育机构刊物很重视战时中小学美术教育，在各期相继有战时美术教育文论展开讨论，并产生积极影响。如1940年第2期张安治的《战时的小学美术科教材》、1940年第5期艺术教育特刊中张安治的《改进推行我国艺术教育之建议》、卢巨川的《宣传画与儿童心理》、澄子的《战时中学美术科教材》、钟惠若的《中学艺术科之我见》等。

三、对相关抗战美术活动的刊载

《音乐与美术》除了发表大量的抗战美术文论及抗战美术作品外，还开辟信息专栏，每期以“艺坛消息”（也使用“画坛消息”“桂林乐讯”）等固定版，全面、详实地报道了抗战期间中国美术家们为抗战贡献力量的种种活动。（一）美术家战地创作及抗战展览活动抗战期间，各美术团体组织文艺工作者奔赴战场，深入前线进行采风创作，体验前方战士们的战斗生活，创作出了大批富有战斗气息的作品，并举办抗战宣传展览，极大鼓舞了人民大众的抗战热情。如1940年第1期“青年画家陈晓南氏，随‘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前线工作数月，收获甚丰，近已返抵重庆，闻将于四月间举行个人战地画展”；“艺术师资培训班自元旦起在桂林街头举行‘抗敌宣传流动展’三日，一切装置改用新型，移动及收藏均极便利云”。

1940年第2期“阵中画报社社长梁中铭氏，近考察桂南前线，适值昆仑关大捷之后，作速写稿甚丰。最近梁氏并拟出版抗战画集一册，凡二十余幅，现正付印中”；“紫金艺社发起儿童绘画慰劳运动以来，已收到儿童作品一万余件，经审查完毕，分送桂南及粤北前线”。1940年第12期“画家冯法祀来桂，将赴前方觅取画材”。（二）美术家抗战募捐活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战事、经济、民生方面内外交困，战争消耗日益剧增，为减少政府财政压力，以支持长期抗战，兴起了救国兴亡献金运动。社会各界以各式各样的募捐在物质上贡献了大量的财力、物力，美术家们也积极开展了募捐活动，为抗战筹集了大量资金。如1940年第1期刊登了“徐悲鸿氏在新加坡之画展，获款万余元，捐赠政府。结束后已于十一月尾，远赴印度，将在该处再作大规模之展览，为祖国募捐并宣传民族文化，三四月间即可返国云”；“张善孖氏近在美国各地举行画展，经于斌主教之鼓吹，已获款三万元，寄返祖国”。1940年第2期刊登了“重庆励志社于元旦日起举行抗战画展一周，并售出一部，作为冬赈献金，结果极为圆满”等消息。美术家为抗战募捐的义举不但精神上鼓舞了抗敌前方的士气，同时对抗日做了积极地宣传。

结语

抗战美术是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期间，中国美术家们以手中的画笔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战，将民族兴亡的责任与担当变成了一幅幅鼓舞人心的作品，一篇篇激发斗志的文论，宣传抗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美术大众化、民族化的发展，为新中国的现实主义美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音乐与美术》期刊在抗战中刊载了大量美术作品与文论，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全民抗战救国的爱国热情，推进了美术的大众化、民族化进程。美术家以笔墨为武器，为抗战呐喊，在文论中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于当今美术工作者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肩负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启迪意义。诚如黄宗贤在文章所说：“我们去追忆波澜壮阔的抗日美术运动，去认识抗战美术历史与文化价值，不仅有利于激发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民族责任感和创作激情，同时对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思考和建构中国当代的艺术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 ” 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