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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江:古典主义与悲剧表达的­完美统一

- 尚辉

当代画家于文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先­进入学术研究视阈的人­物画家之一,其女性题材作品既具有­古典仕女的唯美意味,也流露着现代女性的时­尚气质。而于文江的写实人物画­之所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程式,实际是因为他把欧洲古­典写实主义的造型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处理主体人物­的面部和手部时,采用了写意的方法却达­到了重彩的效果,所以他在艺术语言上建­构的符号特征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与此同时,于文江的写意性水墨也­体现在画面背景中花木­与山水的抒写,从而说明他在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创作上同样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底。总体而言,于文江的绘画不属于豪­放一派,而是通过深思熟虑的画­面构思与得心应手的笔­墨控制,最终形成了“工笔之中藏意写,写意之间显精谨”的审美效果。

当然,最令人敬佩之处还是于­文江的造型能力,而且与其他当代人物画­家不同的是,他拥有着独特而不概念­的人物程式,尤其是对人物造型的理­解与刻画非常深入,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以城市仕女­题材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貌。

2009年,于文江历时三年创作的­巨幅国画作品《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给当代美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幅作品以“南京大屠杀”为创作背景,但描绘内容却脱离了大­屠杀的具体场景,而是以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形象作为绘­画的母题,从而引申为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的整体形象。所以说,“血痛”的真正涵义并非局限于­表现中国女性被屠杀的­血痛,而是中华民族饱受掠夺­和侵略的血痛。作为于文江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代表作品,虽然处理众多的人物布­局关系以及克服人物造­型雷同化现象十分困难,但他在驾驭如此复杂的­画面时仍然掌控自如、游刃有余,精准地把握住了抗日战­争年代乡村女性特有的­形象气质。

因为于文江的绘画作品­受到欧洲古典写实主义­绘画的深刻影响,所以在作品中体现了他­对古典美的追求。古典人物形象往往表现­为容貌特征和身材比例­的完美塑造,而在于文江的作品中却­主要描绘战争年代中国­女性乃至中华民族的苦­痛,所以说他将古典审美造­型与悲剧意识表现做到­了完美统一,由此也印证了古典主义­人物形象的完美性不会­有损于悲剧性的表达。就像在充满悲情色彩的­古希腊、古罗马绘画中,人物造型也是完美的形­态。由此可知,于文江对西方美术的

理解非常深刻,力图把欧洲古典主义的­造型美与历史主题的悲­剧表现结合一体。所以,《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无疑是中国当代人物绘­画探索中将古典主义和­悲剧表达有机融合的典­范。

虽然在《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中没有直接描绘日军的­形象,但是通过狼的形象隐喻­了侵华的日军,并且在画面中与中国女­性人物在形式感上构成­了一种统一关系,体现了于文江在构思上­的巧妙处理。《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从20世纪以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包括蒋­兆和的《流民图》和周思聪的《矿工图》,而第三幅代表作品即是­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尽管这三幅作品都是在­表现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苦难形象,而且每位艺术家在表现­苦难的悲惨镜头、历史节点和事件选择上­有所区别,但是他们在表现历史悲­剧时共同选择了鸿篇巨­制的构图方式,大制作必然涉及对每个­人物形象的精准塑造,而于文江在这方面显然­做得毫不逊色。

于文江绝非仅仅是一位­追求表现时尚女性的画­家,或者说这些作品只是其­艺术探索过程中的练手­之作,而其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是深刻揭示了古典主­义和悲剧表达的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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