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遗珍

Beijing (Chinese) - - CONTENTS - 文/余闯 标题书法/夏薇

徽派刻书对推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典籍刻书家吴勉学所­刻的《二十子》更是被世人所称道

明代中期以后,安徽地区出现了许多大­商人,他们经营有道,因而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尤其以徽州府的商人居­多,被人们称作“徽商”。 慢慢地,这些商人开始参与刻书,他们开设书坊,并凭借着丰厚的财产刻­印了大量的书籍,使徽州府的刻书达到了­极盛。而在徽州府的私人刻书­家中,大商人吴勉学可谓独

占鳌头,他一生刻印了三百多种­书籍。

明万历年间,吴勉学四处寻访秘本珍­籍,并将先秦时期诸子的代­表作汇为一编,最终刻印了一部丛书——《二十子》。如今,吴勉学所刻印的书籍就­广泛收藏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中,用那黄纸润墨讲述着吴­勉学的刻书故事。

徽派刻书 精善追宋版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49岁的焦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第一名,夺得了当年的状元,被授翰林学士,并成为了皇长子朱常洛­的侍讲官。焦竑曾写了一部《养正图解》,该书记录了上自周文王、下至宋代的传说和典故,并绘有插图六十幅,内容十分有趣。书成之后,书稿交由徽州的刻工绘­刻印行。不久,这部徽州刻本《养正图解》被运到了北京,一时洛阳纸贵,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文­人,无不争相抢购,被人们“珍为奇货”,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徽州­的刻书“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而书中的版画更是“图像俱精,字纸兼美”。由此可见,徽州刻书是何等的精良。

明朝前期,安徽地区的刻书仍然承­袭了宋元时期的官刻和­家刻两种形式,私人书坊微乎其微。明代的官刻机构为府、州、县署,官学及官立的书院,所刻书籍以正统的经书­和史书为主。据明朝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中记载,明万历之前安徽地区的­官刻本有89种,其中,徽州府有31种,而实际上刻书的数量远­不止此。安徽地区的官刻本因资­金取之国库,以敬呈朝廷和欣赏为目­的,所以大部分以宋元善本­为底本,一般都审校严谨。这些书刻印精致,内容正统,纸张和印刷质量均佳,多为当时的名版,流传至今的多为善本。家刻本也是安徽地区刻­书的代表,这一地区的名儒显宦都­很重视刻印祖先、家庭以 及名人的传世之作。如休宁县的朱升、赵汸、程敏政及绩溪县的胡宗­宪等名士所刻的书籍都­是徽州府著名的家刻本。安徽地区家刻的另一个­主要书种是谱牒,这类谱书品种多,部头大,印制精,印量也不多,资料丰富,其主要种类有家谱、族谱、家乘、房谱等。这一时期,安徽南北地区刻印家谱­都很普遍,尤其以宗法思想浓厚的­徽州府的休宁县和歙县­为甚。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安徽地区的明代谱牒­就有二百多种,这些谱牒大都为家刻本,只有少数为明抄本。

明代中期以后,徽州经商者日渐增多,因而也诞生了不少富商,当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新安就是对徽州和歙县­的别称,徽州一带的商人就被称­为“徽商”。徽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歙县人多以布、茶、杂货为业,休宁人则以典当业为主,而绩溪人则主要经营 酒菜面馆,一时“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这样就为私人书坊的壮­大提供了条件。随着徽商势力的日渐增­强,他们便逐渐进入了刻书­行业,依靠雄厚资本和徽州刻­工的强力支持,使徽派刻书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大派别。慢慢地书商遍及大江南­北,伴随书商而问世的刻工­更是不可胜数。明代安徽地区的书坊大­都在徽州府,而到隆庆、万历以后,徽州府坊刻崛起,使安徽地区的官刻、家刻顿显逊色,徽州府也因此很快跃居­全国的刻书中心,并直至清代仍保持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地位。

当时,徽州的手工业也极为发­达,盛产纸和墨,徽墨更是名闻于世,而且出现了许多雕版的­能手。在徽州府歙县的虬存就­有仇姓和黄姓两个大家­族,从明弘治年间起,这两个家族便多以刻版­为业,尤其擅长雕刻版画,艺术造诣极高,世称“徽派”。特别是黄氏刻工,一直延续了几代,人数众多,良匠辈出。徽州书家们对刻书技艺­的推陈出新也作出了贡­献,明代万历以后,刻书字体出现了横细竖­粗的嬗变,其渊源便出自徽刻。而徽州的书坊业就是在­本地特别是歙县拥有大­量优秀刻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徽州“书铺比比皆是,时人有刻,必求歙工”,明代万历以后,发展更为迅猛,以致“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他们不但在本地刻书,而且奔走四方,其中很多人子承父业,累世以此维生,故而徽州刻工人数多,足迹广,技艺精。可考的著名书坊就有十­余家,最为有名的便是吴勉学­的书坊师古斋,吴勉学所刻的《二十子》中《庄子》和《楚辞集注》因为非常精良而常使书­贾剜改冒充宋本。徽派刻书对保存古籍,传播传统文化,推动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博学多识的歙

县典籍刻书家吴勉学所­刻的《二十子》更是被世人所称道。

弃官刻书 吴本传天下

正如其他徽州商人一样,吴勉学的祖上也是世代­为商。吴勉学小时候十分喜爱­读书,后来官至光禄署丞,但不久厌倦官场,于是弃官回家,建立了一个专门藏书和­刻书的书坊——师古斋,凭借雄厚的家产和丰富­的藏书,他以“师古斋”的名义刻印了大量的书­籍。师古斋是吴勉学的藏书­楼和刻书坊,以规模大,分工细,雕刻精而著称。虽然吴勉学的祖上世代­为商,但他却“于医学独加意焉”,因此刻印了许多医书。吴勉学生平最喜搜集和­收藏典籍,尤以刻书著称于世,“博学多识,家富藏书”,一生致力于藏书和刊刻­图书事业。据统计,吴勉学一生所刊刻的书­籍达三百余种,尤其是以刊刻大量的医­书而闻名于世,他的刻本也被人称作“吴本”。其刻书皆校勘精良,版式划一,多为精善刻本,为书林珍视。

吴勉学算是一位弃官从­商的徽商,他年少时非常喜欢读书,尤其对医学兴趣浓厚。民间传说,吴勉学曾经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被阎罗王抓到­了阴间,他十分恐惧,便叩头求生,说自己“愿做好事”。阎罗王就问他“汝做何好事”,吴勉学回答说“吾观医籍,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阎罗王又问他“刻几何书”,他回答“尽家私刻之”。于是,阎罗王便将他放了回去,让他刻印医书。吴勉学醒来后便散尽家­财,“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刻印了一部大型丛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 “医有统有脉,得其正脉,而后可以接医家之统。”由此可见,他在刻书时是十分 讲究书籍的正统,因而被人们称赞。吴勉学的刻书虽为私家­坊刻,但所刻之书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正统书,如《十三经》《性理大全》《二十子》等,以此来弘扬正统文化。

明代中期以后,刻印书籍的书坊十分繁­盛,这些私人的书坊所刻之­书就被称为“坊刻”。当时,坊刻虽然兴盛,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书坊为了追求利益­而不惜粗制滥造,肆意剜改,因而常被文人所诟病。然而,吴勉学的书坊—师古斋所刻之书却极为­精良,这在当时首屈一指。吴勉学刻书十分严谨,他“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极受人们的推崇。曾写下博物学名作《五杂俎》的明代中期大学者谢肇­淛看到吴勉学的刻书后,极力称赞,认为吴勉学的书不亚于­宋版。可 见,吴勉学的刻书质量是何­等的精湛,并受到了清代四库馆臣­的肯定。

吴勉学在追求刻书质量­的同时,他还联合其他的徽州书­商共同刻书销售。他在刻书时,或是自己出资,请他人校勘,或是自己校勘,请其他书商代为刻印,并联合其他书坊主共同­经营,他曾联合了同族的刻书­名家吴养春和吴琯等人,这样,就能增强自身校勘刻印­的力量,同时还可以缩短刻印周­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当他刻印《古今医统正脉丛书》时,就和著名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合作,最终完成此煌煌巨著。他在刻印《二十子》时就请了徽州校勘名家­黄之寀负责校勘,自己负责刻印。

吴勉学去世后,他的儿子吴中珩继承父­业,继续刻印书籍,成为明末清初

有名的刻书大家。吴氏父子所刻之书总数­超过三百种,多达三千卷,特别在校刻医学典籍上­贡献最大,而师古斋书坊直到清康­熙年间仍在刻书。师古斋刻本大多注明“新安吴勉学校刊”,后来,师古斋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吴勉学的大量书版便被­黄之寀买去,并将吴勉学刻书中的牌­记改为“新安黄之寀校刊”。黄之寀曾为吴勉学校勘­过《二十子》,他在买到师古斋的书版­后,偷梁换柱,夺人之美,成为刻书史上的一个笑­柄。

百家争鸣 诸子论春秋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政治的变动也使学术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当时,官学衰败,民间私学兴起,这就导致学术分裂,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因此“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先后出现了 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学派,他们著书立说,各持己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渐渐地,人们认识到,各家学说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根据,很难说孰是孰非,而他们的著作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而当孔子开始整理文献­时,他将儒家的经典按类编­为“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每类都各有其书,从此开了按类编辑书籍­的先河。到了西汉时期,刘向父子将所存文献编­为《七略》,即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大部分,其中辑略实为总序,因此又称为“六分法”。渐渐地,文学、历史、佛经、阴阳家、五行家的文献逐渐增多,这种分类方法已无法满­足分类需要。到了西晋武帝时期,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书籍,又得《汲冢竹书》,便仿照《魏中经薄》,编成了《中经新薄》。这种分类法改变了原先­的体制,将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唐代初年,一代名臣魏徵在编修《隋书·经籍志》时,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正式确立了四分法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在编纂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便深­入人心。

而在明代万历年间,吴勉学广泛搜集古本秘­笈,他将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汇为一编,收录二十位作者的著作,命名为《二十子》,并延请歙县著名的校勘­大家黄之寀校勘该丛书。黄之寀校勘严谨,一丝不苟,为人所称道,其中《庄子》被人称为“不下宋版”的善本。该从书有221卷,用明代安徽所产的竹纸­刷印,纸色略黄,墨色浓郁,可见徽州所产的徽墨果­然名不虚传,字体则采用明万历时期­形成的长方体字, 而这种方体字也是徽州­刻工的首创,清代以后字体变得更为­方正,这便是所谓的“宋体字”,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印刷品的通行字体。该书每卷的卷端题写书­名,卷下镌刻“明新安吴勉学校”字样,极易判断。

翻开这部汇集诸子著作­的丛书,里面有庄子的绝妙文章,可以感受那种超尘脱俗­的意境和汪洋恣肆的文­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巨大无比的鲲鹏让这位­曾经梦为蝴蝶的庄周无­比逍遥。大文学家鲁迅曾高度评­价庄子说“先秦诸子,莫能先也”,而吴勉学所刻的《庄子》更是校勘精良,甚至有人将吴勉学的牌­记剜掉后而冒充宋版书。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辅佐齐桓公,使他成为第一位霸主,因而他也被称为“华夏第一相”。深知荣辱之道的管子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的见解,管仲认为,只有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在《劝学篇》中,告诫人们学习要坚持不­懈,善始善终,而不能半途而废,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是战国时期极为有­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得意弟子李斯就做­到了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丞相,而他的《劝学篇》至今还被人们传诵。这部《二十子》里充满了诸子的智慧,也流传下来了一些不朽­的名篇,是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

先秦诸子流传下来的这­些遗珍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也使当今的人们能够领­略到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盛景,而这一切又与明代刻书­大家吴勉学息息相关。

吴勉学所刻书籍中医学­图书占据相当比例。上图为《性理大全》

明代刻书家吴勉学所刻­的书籍雠校精准,版式划一,多精善本,为书林珍视。此图为《二十子》之《晏子春秋》

吴勉学的书坊师古斋所­刻医书《金匮钩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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