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火枪手》

Beijing (Chinese) - - CLASSIC BOOK 跟《北京》读传世名著 - 文 / 刘禹 标题书法 / 夏薇

如果你此刻正在去往巴黎的旅途中,会不会想起那个“三剑客之父”?十多年前,发生了一件轰动法国文坛的事。在亚历山大·大仲马诞辰二百周年之际,法国政府为大仲马补办了国葬,让他从家乡小镇维莱科特雷搬进巴黎的先贤祠。先贤祠始建于1764年,坐落在风光如画的塞纳河左岸,永久“居住”在这里的文人先前有五位,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和马尔罗,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大仲马成为第六位有资格长眠于此的作家。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报纸引入连载小说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大量连载的通俗小说涌现,当然也就催生了一批通俗小说作家。但在众多通俗作家中,只有大仲马和欧仁·苏并驾齐驱,名声甚旺。

大仲马当然与芸芸众通俗小说家不同,他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另类,他能轻而易举地将历史传说、自然奇观和异域风情糅合起来,呈现出雄奇瑰伟的浪漫气势。他创作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等从未闪现出被时间巨轮碾压的颓衰,而是一直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赏阅,在沉淀中愈发沉香,展示出极强的阅读生命力。

终其一生惟笔耕不辍

大仲马1802年生于巴黎附近的县城维莱科特雷,其父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员将领,后因对拿破仑远征埃及的侵略行径不满而遭到排挤和冷遇。青年时期的大仲马受其父影响,曾参加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的战斗,当过拿破仑三世的反对派,长期流亡布鲁塞尔、德国、瑞士,晚年曾去意大利协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战斗。

略显复杂的生活经历,让大仲马有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性格。他有时柔情似水,待人彬彬有礼,有时却暴躁鲁莽,和人争吵以致需要决斗。他和许多女人交往,喜欢举行豪华的宴会招待亲朋,为此不得不债台高筑……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才华横溢的现实,大仲马在有生之年以非凡的精力写下了数量惊人的戏剧、小说、游记和随笔,其中虽良莠混杂,但仍担得起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之一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大仲马是一个天才,时代需要会写作的天才。大仲马的学识主要靠自学得来,早期他曾当过公证人书记,在奥尔良公爵处管理过图书, 1823年在巴黎与一些演员、诗人相遇后投入戏剧创作。首先获得成功的作品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阴谋的浪漫主义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年在法兰西的剧院上演后,便给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戏剧以猛烈冲击,从此大仲马加入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1830年3月,他创作的历史剧《克里 斯蒂娜》同样获得了成功,次年《安东尼》一剧更是震动巴黎。

19世纪30年代中期,三十来岁的大仲马结识了一位历史教师,从此转而创作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两个人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搭档:先由这位历史教师提供故事轮廓,大仲马负责叙述和对话。

法兰西是一个积极创造过历史、经历过巨大变迁的民族,沉缅于过去的历史生活是法兰西人所喜爱的度日方式。因此,历史小说首创者、英国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广受欢迎,许多法国作家都曾相继效法他的创作手法。大仲马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写作套路”做过研究:一开始就要设法抓住读者,尽快展开情节,制造悬念,再在紧要关头戛然而止,使读者产生不得不继续读下去的渴望。这个方法当然屡试不爽。

一次,当这位历史教师送来一部关于路易十三、红衣主教黎塞留、法国王后和英国白金汉公爵的小说梗概时,不用说,大仲马没有拒绝,他准备将其创作成一篇历史小说。

这个小说梗概是根据一部名为《国王火枪手第一连中尉达达尼安先生回忆录》的作品完成的。传记作家库尔底兹·德·桑德拉发现达达尼安这个不安分的加斯科涅人曲折生动的生活后,写出了这部小说,并于18世纪在德国科隆出版,几年后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再版一次后就不再被人提起。在被湮没了一个多世纪后,此书被这对拍档发现。

大仲马根据提纲重写这部小说时,虚构和设计出一系列新的人物,加入了更多的细节,使故事显得合理动人、有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原来在库尔底兹·德·桑德拉的笔下,达达尼安和他的这几个伙伴都是一些不讨人喜欢的冒险家,经大仲马改写后,他们都成为读者们喜爱的传奇人物。

这本书取得巨大成功后,大仲马趁 热打铁,在第二年写出了续篇《二十年后》。1848年到1850年,大仲马再次乘胜追击,又写出了续篇的续篇《布拉热洛纳子爵》,向读者们介绍达达尼安等四个英雄中年和晚年里的事迹。“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圆满了。

1844年的《三个火枪手》和1845年的《基督山伯爵》无疑成为大仲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使他在法国和世界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名利双收的大仲马沉溺于奢侈豪华的生活,为了偿还债款,常被迫以极高的速度写作,随后《布拉日罗纳子爵》(1848~1850年)、《玛尔戈王后》(1849年)、《黑郁金香》(1850年)、《昂日·皮图》(1851年)、《沙尔尼伯爵夫人》(1852年)等一批作品出炉。最终,他创作小说超过200部,塑造的人物多达3万余个。不论作品质量,这澎湃奔腾的创作力已非一般作家能及。

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

大仲马擅长戏说历史,把历史作为小说创作的宏大背景,但他不是历史学家,历史是他“用来挂小说的钉子”,《三个火枪手》正是挂在1625年到1628年这段法国历史的钉子上的一部小说。

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结束胡格诺战争在南特城颁布敕令。敕令内容包括:保证不追究胡格诺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胡格诺派获得信仰自由,有权建造教堂和召集教务会议;在法律上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在审讯新教徒时组成新旧教法官混合法庭;在政治上与天主教徒一样,新教徒有权担任各种官职和向国王进谏;在军事上允许胡格诺教徒保留一百多座城堡,拥有军队和武器。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保证宗教宽容的文献,也正因为此,胡格诺教徒依然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为了法国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1628年,红衣主教黎塞留亲自指挥军队攻下了新教最后一个堡垒拉罗舍尔

城,从此剥夺了新教的军事和政治特权。

这段历史是当时法国重大的政治事件,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便是以此为背景,只不过真实历史背景是被大仲马借用来渲染主人公的冒险奇遇,演绎法国社会风貌的。大仲马更在意的是把历史中出现的事件和人物加以升华,由此构筑成一部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文学巨著。

在《三个火枪手》这部小说中,大仲马主要讲述了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从1624年出任首相到1628年攻打并占领拉罗舍尔城期间所发生的事。黎塞留为了帮助国王路易十三,千方百计要抓住王后与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暧昧 关系的把柄,而主人公达达尼安与他的好友三个火枪手为了挫败红衣主教的阴谋,不惜冲破重重罗网,前往英国取回王后赠给白金汉公爵的十二枚钻石别针。最终,他们保全了王后的名誉,但也因此与红衣主教结了怨,性命被黎塞留握在手中。与此同时,神秘女人为了要达达尼安的性命,奉红衣主教之命,去阻止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发兵救援被法国大军围困的拉罗舍尔的新教徒。

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在这场较量中快速且精彩地展开,社会、历史都不再束缚其铺张洋溢的发展,故事朝着神奇的方向一路狂奔。

不被束缚的人自成逻辑

大仲马从不追求情节及人物行为和感情的合理性,为了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更具有艺术真实和典型意义,他甚至对人物进行大胆虚构,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小说中不只是对唐代斯、达达尼安等主人公进行了有血有肉的刻画,就连路易十三、火枪卫队队长德·特雷维尔、红衣主教黎塞留、英国首相白金汉、法国王后奥地利安娜等其他重要人物,也从历史书中被叫醒,为大仲马的小说助阵。历史人物成为历史小说人物后,性格、命运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

些人物受忠诚、友谊、正义感驱使,也受贪欲的诱惑。

向上追寻,这样的安排和希腊宙斯等神所开创的贪欲和复仇传统一脉相承,又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发扬。一生放荡、夸饰、豪放的大仲马,文如其人。大仲马本就生活在贪欲的笼罩下,过着躁动疯狂的生活,他将自己所面对的诱惑套写在小说人物中,下笔时可谓轻车熟路。但大仲马很聪明,他让忠诚、豪爽与贪欲进行调和,这毫不掩饰的消极一面,就转而成为人物真实可信的一面,得到读者的接受。

大仲马写的不是命题作文,也不专门探讨某一社会问题,只是讲好这些人物的故事,求生动而不求深刻,结果是出人意料地创造出一个异常生动的大世界。

文学性和审美价值,自然也是这部小说风靡于世、畅销不衰的原因。大仲马无意做现实主义作家,不尽心刻画社会画卷,小说中的场景频频转换,却大多不被他详细描述。但当小说中的人物走过这些场景,这些哪怕只是一笔带过的地点也有了大仲马的印记。

他当然还有一套个性鲜明的写作风格。如《三个火枪手》的正文第一句便是“话说1625年4月头一个星期一,《玫瑰传奇》作者的家乡默恩镇一片混乱,就好像胡格诺新教派要把它变成第二个拉罗舍尔。只见妇女都朝中心街方向跑去……”故事情节就此展开,读者的注意力也被这种开门见山的写法抓住了,呼啦啦一路小跑般跟着其中的人物走进小说中。这种写法也被他用在《基督山伯爵》的创作过程中。

不驯大江狂奔向中国

据说当年大仲马创作的这部《三个火枪手》出版后,整个法国社会几乎人人都在阅读,人人都在谈论书中的达达尼安和他的三个伙伴创造的奇迹。人们把此书引起的轰动与当年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在英国引起的轰动相比,甚至猜 想,如果当时某个荒岛上真有个鲁滨逊,那他一定也在读这本《三个火枪手》。

2002年大仲马诞辰二百周年之际,法国举行仪式向大仲马表示敬意,希拉克总统不惜赞誉,称“他的作品像不可驯服的大江,浩瀚无际”,并表示,大仲马是法兰西语言文化在世界的最好传播者,向世人展示了他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大仲马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工作始于20世纪初。1907年,伍光建以“君朔”的笔名,译出《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大仲马的小说翻译出版了多种,仅《三个火枪手》(又译为《三剑客》)便出版了18种译本,不仅有英汉对照读本,还有缩写本,更有插图本,在国内不同出版社翻译的更是举不胜举。《三个火枪手》的续集《二十年后》也有3种译本。

大仲马的作品在中国传播之时,也正是清末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出现,文学逐渐贴近城市生活和市民趣味,世俗的实际取代了某些高雅的趣味,小说成为沟通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重要桥梁之一。这就要求小说除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外,还应有“通俗性”和“趣味性”。正因为这一点,大仲马的作品在当时广受中国读者欢迎。

不得不提的是,大仲马作品的翻译语言从文言到半文半白直至白话的历程,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促进了“白话小说”的形成。在书籍排行榜上,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就有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和《二十年后》)。由于两书的巨大影响而受到语文教育界的重视,因此还曾被列入中学国语文科的补充读本。

“三个火枪手”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的故事通过舞台剧、影视剧等各种形式反复演绎,广为流传。图为2011年版电影《三个火枪手》海报

《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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