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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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国家博物馆推出“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展览不仅细致梳理了古蜀文明纵向发展的各个阶段,更突出呈现了这支瑰异的青铜文明在中华文明生成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成都平原被群山环抱,四季分明,气候温润,降雨充沛,土壤肥沃,河渠纵横,种种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中重要且瑰异的一支—古蜀文明。这种文明历经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这一历史事件后正式终结,并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等一系列开发项目的推行,全面融入华夏文明的版图,并在中华文明生成过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今夏,国家博物馆推出“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此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雅安市博物馆、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青川县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参展。 丰富文物的支撑下,古蜀文明纵向发展的各个阶段得到了细致梳理,促成了关于古蜀文明的首次综合性展示。展览至9月19日结束。

伴月三星

一件高66厘米,宽138厘米,厚85厘米稳妥端放在展柜中的硕大青铜面像,拉开了展览的序幕。这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近方、宽颐,眼形像是一个“臣”字。最独特的地方,要属其巨大的双耳,纵出的瞳孔,仿佛蜀人将自身的精神世界投映其中,只要与它对视过,便不会将它忘记……

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从有着纵目。这座纵目青铜面像应当就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古蜀人还在人面像的基础上做了艺术性升华,将它视作神像,祭拜、供奉它。

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出土的人像、头像、神坛、神树等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动物形饰等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内外。纵目青铜面像就是当年在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中出土的,它曾经受到过怎样的注目和崇拜,在那文明时期又有哪些未曾被后人知晓的秘密?

人们不断挖掘,不断分析考据。原来,三星堆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8世纪初,止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遗址四面均发现有夯筑城墙,城内另筑有小城,著名的“伴月三星”土堆正是大城内划分小城的城墙遗迹。1986年现世的这两个大型埋藏坑是三星堆遗址最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两坑内出土文物1700余件,包括青

铜大立人、青铜头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杖、有领玉璧等一系列造型奇诡的器物,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风格大相径庭。本章中展示的文物绝大部分来自这两个埋藏坑。

其中不乏铸造精美的器物,爬龙柱形青铜器格外亮眼,其上有一只趴于顶端的龙,龙首有盘卷的大犄角,龙口大张,颏下有须,龙身、尾垂于柱侧方,两后爪攀附在柱侧。残器的龙与柱身构思巧妙。这只盘龙应是古蜀文明独有的艺术创建,古蜀人精神世界是怎样的,或许能从这件出土文物身上窥见一二。可惜的是,这件爬龙柱形器的性质一直存疑。有学者提出它与另一件足径7.8厘米,残高10.8厘米的虎形柱座分别为权杖的首尾,原是装饰华美的权力之器。

古蜀文明的自然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太阳崇拜,又依次提炼出鸟类作为崇拜的借代物,并以鸟类或眼睛为媒介,实现蜀人与太阳的沟通。太阳轮形青铜器是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之一,构造呈正圆形,中央凸起,周围放射分布五芒条与外围的晕圈相连接。从埋藏坑中其他器物上的太阳纹饰来推断,这件器物应是太阳的抽象写照,是古蜀文明太阳崇拜的物证。展出的组合型眼形青铜器也极具代表性。

人首鸟身残像平头顶,就像戴着一具面具,双眼外凸,与纵目面像的造型十分相似。二号坑一件残损的小型树枝上立有相同造型的人首鸟身像,展览中这只残像猜想原是小型树枝上的圣物。同坑出土青铜神坛上层正中也有这样的人首鸟身双翼伸展的形象,它们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象征意义。

三星堆文化遗存与其文化面貌奇特有关,缺乏历史文献的记载。三星堆遗址两个埋藏坑内的奇珍异宝给人以富饶且发达的观感,但事实上两坑内集合了举国之力创造的财富,是政治、经济结构极度失衡 的另一种表现。有学者推测,这两个埋藏坑反映了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的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国之重器被损毁掩埋,古国的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间发生了改变,三星堆文化由此没落,十二桥文化旋即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则由三星堆遗址迁移到金沙遗址。

这种推测在十二桥文化的遗存中得到了一些支持:金沙遗址作为十二桥文化的中心,其中发现的器物仍保留有三星堆文化特征,显现出两个文化的密切传承;十二桥文化的聚落分层明显,中心聚落中的珍贵礼仪用器埋藏分布有序,是对前一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建设的调整。

尽管四川盆地四面群山环绕,天然的陆路、水路交通极为不便,但却从未阻碍过盆地内外的文化交流。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从中原地区吸收了青铜牌饰以及玉璋等重要礼器,并进行器物类型的改造与用器制度的创新,形成古蜀礼仪文明的核心,影响深远。

展览就展示了一件1987年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可以说,这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在夏代便流行于中原地区。在甘肃天水、新疆哈密都发现有形态相似的青铜牌饰,三星堆遗址地处上述三地的南部。蜀陇交通线路至少在夏商时期已经开通。

璋的起源很早,古蜀文明的玉璋多属于牙璋,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类型。古蜀人把这种中原地区射部微凹的牙璋改造成丫形射部,并在金器中也引入了这种造型,形成古蜀文明又一个重要的礼器门类。展览中展示的一件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的射部凹陷略深,又尚未形成丫形。玉璋在古蜀文明中本土化过程在此留下掠影。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尊内盛有贝壳,同坑内还有青铜铸制的贝形挂饰,古蜀文明与盆地之外的往来远达海滨。远方珍奇的海贝不仅传入古蜀文明的中心,还被吸收和再创造。

金沙光芒

十二桥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6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已经进行考古发掘的该时期遗址有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岷江小区、金沙村等,它们与十二桥遗址邻近,绵延十余公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遗址群。

自199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对金沙遗址进行发掘,已发现有房址、墓葬、陶窑、灰坑、象牙堆积坑、玉石分布区等,出土珍贵文物逾千余件。目前确认的金沙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包括大型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墓地等,各区功能划分明确,区内布局结构清晰,加之发现大量礼仪性器物和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遗迹,表明金沙遗址应是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的都城。

由于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发展早期的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具有显著的传承特征,本章中择选了 金沙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采用与前一章三星堆文化时期相同的陈述结构,从族群、权力、信仰、礼仪等几个方面表现出两个时期互相遥望的历史景观。

从出土文物推测,古蜀文明发展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人的族群构成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变化。前一时期主祭祀的笄发族群不再被发现,辫发族群取代笄发族群,掌管社会的宗教事务,他们可能已然成为上层社会的唯一构成。展览中,发现自金沙遗址的小立人像脑后编有一条下垂的麻花长辫、平头顶、戴有日芒形的头冠。那发饰显然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辫发族群的后裔。小立人右手右上,左手左下,像是正捧持着什么物品参加奉献仪式,与在三星堆发现的笄发大立人如出一辙。二者相比较,体量上一大一小,时间上一前一后,行为动作完全一致,发饰上有所区别,宗教权力在两个族群间做了先后更替。

展览还展示了一件大体上可以与在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小立人、青铜头像匹 配的体量微小的黄金面具。十二桥文化时期,尽管古蜀人铸造的青铜人像或头像体量不如以前,但以金箔覆面的传统却传承了下来。与三星堆金面具的菱形眼廓不同,这件略显玲珑的面具眼廓呈椭圆形,这也暗示了权力中心族群的变化。

可以与金沙遗址的小立人像、黄金面具对比观察的是一件跪坐石人。石人双手被缚在身后,双膝跪地。尽管石面残泐严重,但依旧可以看出石人的后脑勺画有一条麻花长辫。人们推测,这石人的族属与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小立人相同。但它与上层社会人物的发型不同,被用作人牲的跪坐石人顶着中分发型,应当是当时处在底层社会的人物。其实,这样的中分发型石人在20世纪初的三星堆遗址内也有发现,古蜀国的底层社会在发型上传承了一定的特性。

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信仰依旧承袭前一时期以太阳崇拜为核心,兼有鸟类崇拜,并且以鸟类、眼睛作为人日沟通媒介的信仰体系。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片上的太阳、鸟类的刻画十分简练,辨识度极高。与前一时期的物件比起来,艺术形式不尽相同,但手法可谓相近。展览展示多件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眼形器,它们同样也是信仰系统传承的证明。古蜀文明对于外来艺术形式的态度也从这些文物上找到依据。仔细看,其中一件眼形青铜器的瞳孔近于圆形,内眦勾回明显,这些小小的细节都是从中原地区兽面纹上取材。

至于礼仪,十二桥时期的古蜀文明礼仪总体上继承前一时期的礼器门类,并发展出相应的青铜质地器物。在权力表现形式方面,三星堆金杖表面的带冠人纹,到金沙遗址中演化出了立体的带冠青铜立人形象,传承性极强。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出现了权力具象的新形态——金冠带。有意思的是,展览展示出的冠带上刻有箭射穿鱼、鸟的纹饰,这纹饰又是对三星堆金杖

上的纹饰的直接继承。各时期的紧密传承关系随处可以被发现。

除金沙遗址外,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重要发现还有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彭州竹瓦街发现的两个青铜器窖藏。这两个窖藏的青铜器,见证了古蜀文明在商周之际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相比于三星堆文化时期零星的交流,这种互动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

马家风尚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

青羊宫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衔接并不十分紧密,加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古蜀国灭亡而蜀文化尚延续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因此这一时期的古学文化也被统称为“晚期蜀文化”,是相对于以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的一种习称。

目前考古发掘的青羊宫文化遗址较少,仅有成都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址,但发现的蜀墓数量众多。这批蜀墓中,最著名的当属1980年发现于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此墓规模宏大,虽多 次被盗,但置于椁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腰坑内出土铜器近二百件,多五件成组,少数两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来看,足可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宏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一代蜀王。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蜀墓中发现的文物依旧表现出古蜀文明瑰异的文化气质,并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产生了难分你我的文化面貌,且与盆地之外的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

特别是秦并巴蜀后,蜀国亡,但蜀文化还活着。秦国向四川地区大量输入移民以发展农业、军工,蜀国遗民也加入了建设。秦蜀文化在此交汇。展览中,一支战国时期的青铜矛上铸有巴蜀图语中的代表性虎纹,同时矛上还刻着秦文字“成都”字样。两种文化互相融合在一件实物上。

秦国还在巴蜀故地推行商鞅变法中“坏井田,开阡陌”的农耕政策,按《秦田律》统一规范田亩面积的大小,还根据巴蜀地区的气候特征,规定除杂草、整道路、修桥梁、兴水利等基础建设时限。

展览展出一件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的青川木牍,正面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则为与 该法律履行有关的记事。这件木牍是目前发现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四川地区曾被如此大规模开发过,此件文物也可作为物证。

展览结束,再来回看展览起始处一卷出现在电子屏上的古蜀文化重要遗迹示意图。手指点开图上写有遗迹名字的标签,一席席介绍便会悠悠展开,图上现代市县城市和遗址位置,铭刻下华美古蜀文明交汇的足迹。逛一遍“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就是在这片土地神游了几十个世纪。

弦纹青铜盏

纵目青铜面像

爬龙柱形青铜器

虎形青铜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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