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银江口水底藏谜

Beijing (Chinese) - - APPRECIATION EXHIBITIONS 乐享北京 展览 - 文 / 刘禹 摄影 / 赵猛 图片提供 /中国国家博物馆

江口古镇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646年,才建立大西国政权两年的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1606~1647年) “率众八万,蔽江南下”,转移财物。明朝参将杨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分左右翼冲拒,别遣小船载火器以攻贼舟。兵交,风大作,贼舟火。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百千,悉沈水底”。这是清人彭遵泗编著的《蜀碧·杨展传》中关于江口之战的记载。江口沉银,300余年间,人们不曾遗忘。

今年,有一个展览给北京的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这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 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政府一同举办的“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展览共展出各类发掘文物500余件,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大西政权的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还有属于明代地方藩王的金宝、金册和银册,以及大量武器、金银货币、首饰和日用器具等。

这是考古界第一次公开全面展示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曾经回荡着惨烈厮杀之声的地方,如今还可以听见历史的回响。

沉银之谜

江口古战场遗迹,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遗址保护范围东至公路,西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南1000米,北至岷江、府河汇合处向北500 米,南北外延500米,遗址保护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汤汤流水畔,延续着百姓生活,流淌着古老故事。关于这片遗迹的文字,不只《蜀碧·杨展传》,清初的《蜀难纪实》也有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因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后来部队遭到阻击,江船阻塞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中华宝藏兴,民族昭千古。”文字之外,市井之间,江口地区世代流传着与沉银有关的童谣。那些银发老人不知这童谣从何传来,也便继续传给自己的儿孙,当做一味生活的调剂,几句不同于日常琐事的有趣话。

事实上,石龙雕刻于宋代,“江口沉银”发生于明末,没有证据证明石龙石虎

与“江口沉银”有关系,流传的童谣也只是说“金银万万五”,并未明确指向张献忠“江口沉银”。

世间常有让人再生念头的记载。《彭山县志》中写道: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有渔民在江口河中获得一把刀鞘,转报到了总督孙士毅那里。他派人到江口打捞多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清咸丰帝也曾让成都将军裕瑞在此处设法打捞挖掘,但一无所获。中华民国时期,也有川军专门打捞,收获甚微。

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有重要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发现。时而希望燃起,时而音信杳无的往事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果然,2005年和2011年,装有银锭的圆木、金封册、一枚印有“西王赏功”的金币,以及一些碎银陆续与后人重见。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等单位的10多名专家对沉银遗址、文物进行研讨,终于出具意见书,基本确定了“江口沉银”记载可信,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从这里考古发掘的42000余件文物,破解了“江口沉银”的历史之谜,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直接展示。

大西浮沉

1644年,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与李自成齐名的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大西政权建立了各级机构,实施过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治理措施。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上千件与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物,为探索明末农民战争的政权建立、军事制度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明末农民战争的政权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军事制度和经济活动?相关的问题在物证下,变得不必多言。

那时候,奖励有功部将时用钱形奖章,铸造于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有金、 银、铜三种材质,均是圆形方孔,钱面上用楷书写着“西王赏功”四个字。在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之前,这种赏功钱存世量极少。

大西军如何设置?展中文物也自会回答。“骁右营总兵关防”铜印是大西政权铸造颁发的军备铜印,印面阳文篆刻“骁右营总兵关防”,印背左侧阴刻楷书“大顺二年五月口日礼部造”,右侧阴刻楷书印名,左侧壁阴刻楷书“大字九百五十三号”。大西军共分一百零二营,并按一定政治或军事含义命名,如振武营、骁右营、援剿营、骁骑营等。每营设总兵官统领,颁给关防印信,编号立字,通行全军。

而那时的营中生活又是怎样的?展览中一张由大西政权向军队和官员发布的禁约文告碑拓片—《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似乎可以从侧面回答这个问题。仔细看拓片,此碑横额刻着“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为大顺二年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所立。文告碑中列举了官员、军人不允许违犯的纪律,比如不许擅 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擅自动用驿站人夫马匹;坐守武职者不许擅自受理民间的诉讼;不许无赖进入军队;不许守备文武官员娶本地妇女为妻等,纪律可谓森严。

大西政权建立后,与明朝地方武装发生了多次战斗,1646年与明参将杨展进行的江口之战,就是其中的一次。江口古战场遗迹发现大批的兵器,尤其是火器的发现,更明确证明这里就是江口之战的古战场。

展览展示了一件三眼火铳。这种火铳外形有如今天的棒球棒,可装二三枚弹丸,当敌人相距三四十步时,可进行齐射和连射,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就算弹丸用完,壮实的火铳本身也可以作为棍棒继续击敌。

战争中摧毁船只,散落下来的大量船钉、船具成了后人寻找沉船的线索,也可见蜀舟发展情况。

展览中有还一件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现的木鞘。当时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了这块相对完整的木鞘,周边有银锭散落着,木鞘中间也塞满银子。据考古学家考证,木鞘的做法,就是把一根完整的木头剖成两半,把中间掏空,再装进银子,最后用铁或者铜片箍紧。用木鞘装银后,两个人

一抬即走,运输起来十分方便。史书上对张献忠水下藏宝也有大量记载,这件文物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

真金白银

江口沉银遗址,少不了金银。部分银锭、金银册等文物上,详细记录了其年代、地域等信息。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记录的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范围含括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

虎钮金印的印面阳文九叠篆书“永昌大元帅印”,印背左侧阴刻楷书“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右侧阴刻楷书印名。印背上装饰虎形钮。它的出现,对考证江口古战场遗址的年代和性质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展览还展出了国内首次考古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明史》记载,亲王册封授金册金宝;亲王世子承袭爵位,只授金册,传用金宝,就是说每个藩王府只有一枚金宝。展览展示的册封金宝,正是蜀王府金宝。首代蜀王是明太祖朱元璋十一子朱椿,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就藩四川成都府。如今,这枚金宝只残存一角,只见一“蜀”字。江口古战场遗迹还发现了多件与明代荣王府相关的金册、银册……这对历史上的诸多记叙做出了验证。

明代政府对白银采取先抑后扬的政策。明初,政府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但到了中后期,全国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基本以银两方式征纳,白银成为绝对主要的流通货币和政府税收。人人都把白银视作财富的象征,充足的国库存银更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江口古战场遗迹发现了大量白银。展览用一组展柜陈列银饼、银板、银锭等等。银锭被制成元宝形状,最大的银锭重达五百两,作为非流通使用的镇库银,一百两一个的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也是极为罕见 的。普通银锭重五十两,中锭重十两,再小一点的重五两。明代的“一两”约为今天的37克。江口沉银之所以令人能念念不忘,觊觎财富是一部分人的念头,更大的原因则是解读其背后所刻录的历史。

遗址中的部分银两明显是明代税银,大批银两上刻着时间、地点、用项、官员名及银匠名,涉及的税种包括“粮税”“饷银”“义助银”“禄银”“税契银”“行税银”等等;地域涉及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广西、广东诸省,不但是明代中晚期征税制度的反映,也是张献忠主要行军路线的佐证。

一块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可以想象将它握在手中的分量。金锭内底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匠赵”,这是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是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1643年8月,张献忠攻克长沙,这枚金锭可能是从吉王府中得到的。经过清理后的金锭在展柜中依旧富贵炫目。

堆垒成山形的金银,让人忍不住猜想张献忠到底有多富有?据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撰文记载: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 户”。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旧时风尚

战争不断,生活仍在继续,在江口古战场发现了众多生活里能用到的各式物品。

明代金银饰品类型繁多,样式丰富,制作精良,设计和工艺水平超群。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了众多精美奇巧的金银饰品,发饰、帽饰、耳饰、项饰、腕饰、指饰、腰饰等等,不一而足,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制作工艺,让后世人窥见当年生活的一鳞半爪。

花鸟纹金牌饰装饰着镂空梅花、喜鹊纹饰,边框细做成竹节纹。展览中的龙纹金牌饰镂空成型,材质象征富贵,纹饰寄托美意。虽然它因挤压严重变形,但仍不失为一件精品,可以想象出呈圆形时是何等的完美。

展览还特别展出了一套“三事儿”,名

字摸不到头脑,但见到东西就能明了。这是明代人随身携带用做修颜、清洁之用的卫生用具,常包括剔牙、耳挖和镊子,“三”是个泛数,想用什么小工具都可以挂上,甚至可以同时挂大小型号不同的同种工具。“三事儿”的主要构件包括勾环、链条、连接件、挂件等,有些还带有收纳筒,男女都可以佩戴,以便随时保持精致状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这些金银器物并非孤立发现,而是和金册、银册、银锭一起发现的,属于一个器物群,可以确定是同一时期的器物。从形态来看,这些金银器物很简洁,该雕琢的地方精雕细琢,符合明代的审美特征。

人们不禁会问,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出大量日用品,是不是都是张献忠的?人们猜测,这些金银首饰可能是在战斗过程中,尤其在逃亡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仅有张献忠本人的,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的,比如随军人员的。即便是张献忠留下的,也不能推断是他掠夺的。

考古新声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的历史遗迹此前一直埋藏在灰褐色粗沙、灰褐色砂卵石夹粗沙和黑褐色砂卵石夹粗沙这三层遗址堆积层里,堆积层以下是红色砂岩结构的河床。河床经流水长期侵蚀,形成多条冲刷槽。42000余件文物就藏在这些冲刷槽里,因此才没有漂散。

文物“出土”和出于水中,有着明显差异。在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创新工作理念,大胆探索和运用新科技新方法,在中国开创性进行了内水区域围堰考古发掘,成为内陆水下考古发掘的全新实践。如一般区域以探沟法进行发掘,采用机械配合人工的方式,大型机械进入发掘现场,挖掘泥砂和鹅卵石。洗净后,再经过改装筛选机过筛,避免遗漏文物。重点区域以“探”的方法进行发掘,采用人工方式,按照水平层位进行清理,收集文物。

在展览尾声,一系列考古过程中使用 的设备被隆重展出,墙上悬挂的照片清楚地揭示了工作人员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使其协助工作,使其发挥作用。如,为了确定发掘区域,前期通过金属探测、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物探手段;发掘过程中采用PTK技术,精准记录每一件文物的出水位置,在重点区域安装,搭建整个遗址的考古数据管理系统等。这些经验将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现提供重要的实践规范和经验借鉴。

除展示大量珍贵文物外,展览还特别设置了视频、沉浸式投影等高科技的展陈方式,展现了在考古发掘中应用最新考古方法和技术的原创性。

附和着四季脉搏的奔流,河床顺势形成的冲刷槽已不再年轻。但江口古战场的故事,流传几百年后,仍有新的情节发生。

金封册

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三眼火铳

展览首次全面展示了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

花鸟纹金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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