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铁马 金戈 遥远宝城的模样

过去的一个世纪,有众多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它们具有里程碑意义和重要的考古成就,是人类自身活动结果的“再现”。这些永恒的遗产带领人们走上了回望历史、发现自我的旅程。“北平好像永远是这个样儿,永远像是个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优哉游哉地过日子。”这种不止一人有的感觉,靠的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也因为这片土地上保留着过去的足迹。正在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举办的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带领人们再次回望了那一段属于北京的往日时光。

Beijing (Chinese) - - CONTENTS 目录 - 文 / 刘禹 摄影 / 修雨辰

从金中都水关遗址,到辽阳、沈阳两地以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种类丰富、风格多样的辽金文物,人们对历史的探寻永无止境。当然,若在考古故事中加入英雄冒险财富魔幻等关键词,一切会变得更有看头

水脉城史

那一年,北京的秋老虎尚有余威。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建职工宿舍楼,在距凉水河以北70米处挖地基时,一处遗址偶然被发现,施工作业立即暂停。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了局部清理工作后,确定其为金中都南城垣下出水口。

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首先在原施工基槽以南进行:将表土去掉,发掘深度达两米,发掘面积660平方米。金中都水关遗址工程的宏大面貌终于重现世间。八百年前,金中都水关遗址跨城墙而建,水流经过木石结构的水涵洞,由北向南穿城而出,流入护城河。

而今,金中都水关遗址的存在,让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成为地下遗址与历史陈列相结合的考古专业性博物馆,也为金中都城和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悠悠金中都

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继位后,在天德三年(1115年)颁布诏书决定自上京迁都燕京(今北京);完颜亮任命张浩等营建都城,参照北宋都城汴京的规划和建筑式样,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往外扩展。120万人,历经七百多个日夜,这项浩大的工程终于在天德五年完成。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定名为中都大兴府。

将金中都算作北京建都史的肇始,北京已有860余年的建都史。金朝最强盛时期,疆域北至外兴安岭,东至鄂霍茨克海及日本海,东南与高丽为邻,西达陕西北。然而到了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军队攻破,城池完全被毁;金朝统治者迁都洛阳,自此金中都 被废弃。金代水关遗址中出土了众多零碎物品,做给小孩子们玩的小瓷狗,围棋棋子,带柄人物铜镜、海水飞龙带柄铜镜,破损后又补全的钧窑瓷碗、磁州窑瓷碗,甚至还有圆炮弹。这些遗散的生活杂物是无意丢失,日常所弃,还是在混乱时期舍弃的,人们不得而知,只余遐想。

金中都水关遗址的地层堆积厚度达5至6米。在堆积最底一层沉积物的辽金时期,北京地区先后被契丹、女真两个少数民族统治,燕京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契丹国志》内记载,“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当时的绢帛锦缎、瓜果茶酒、衣帽和各种日用品都有专门店铺,还有建筑市场和马市,许多刻印作坊设有书肆。

卓绝引水脉

水是城市的命脉,水关是城市的重要建筑,在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口水道建筑。有人说,之所以称水关是由于古代把出入城的水路城门作为关口把守,以防外敌从水道入侵。

金中都水关遗址呈南北长方形,距地表5.6米,南北长43.4米,中间宽7.7米,进水口和出水口均呈喇叭状,宽为12米。现存的遗迹主要有水涵洞地面铺石,两侧残余石壁。水关建筑整体采用古建筑常用的木石结构,采用“插木为基”的方法,底层为基础,密植木桩:用成排成行的直径15厘米左右、长1至2米长的1800根柏木插入地下,露出地面部分做成榫卯,木桩上铺排列整齐的衬石枋,装上粗大的方形横木;衬石枋上铺石板,石板为流水面;衬石枋与木桩用榫卯结构连接,衬石枋之间用银锭榫连接,衬石枋与石板用铁 钉相连;也有的在条石中间凿一圆洞,用柏木钉插入地下,将石板固定,这样使木桩、衬石枋、石板上下左右紧密相连,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水关设在城墙券门之下,使城内的莲花池、鱼藻池(今青年湖)的水及雨水从水关流出,汇入凉水河。这个水关是金中都金水河的出口,金水河与凉水河在此汇合。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姚汉源教授考察水关遗址后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金朝南迁开封后,蒙古人火烧金中都另建元大都后废弃而逐渐湮没的;水关上部结构可能是券拱,由于券拱在城墙废弃后露出地面太多,历史过久而遭破坏。

即使这样仍可以确定,水关遗址的基础建筑结构与宋《营造法式》一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时绕不过去的重要实例。

促成博物展

金中都水关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都城惟一一处有营造结构的建筑遗存,其设计之合理,结构之坚固,规模之宏伟堪称罕见;它确立了金中都城内河水流出的位置,为研究金中都的建筑风格、水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1995年4月开放,并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博物馆是以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为基础兴建的,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地上两层,为展览馆,设置常年展、临时展;地下一层,金中都南城墙下的水道建筑豁然眼前。

馆内馆外,皆是历史。放眼看去,由卢沟桥乡凤凰嘴村至西罗园办事处四路通一线为金中都南城墙旧址,凤凰嘴和万泉寺残墙、金中都水关遗址均在南城墙的旧址上,两者相距约2公里,可称为金中都城垣的姊妹遗址。

渤海妖氛已荡平,辽东山色马头迎。短箫尽唱铙歌乐,车驾归来铁凤城。清代诗人陆长春的一首《辽金元三朝宫词》,让人们忆起昔日的铁凤城。

辽金两代实行五京制。五京乃辽金帝国进行地域集团控制、民族调和与文化整合的据点,不仅是各民族杂居之所,也是各种文化汇聚融合之地。在辽金两代,东京道(路)都被划成东京辽阳府所管辖的区域。公元919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修葺辽阳故城,改其名为东平郡,并在这里设防御使,“铸铁凤以镇之”,辽阳从此有了“铁凤城”的别称。

近年来,位于东京道(路)中的辽阳、 沈阳两地以及周边地区出土了大量种类丰富、风格多样的辽金文物。了解了这批文物,人们便似到辽金百姓家串了一趟门儿。山色、铙歌、奔忙的车驾, 铁凤城的日常风采值得人们花时间领略。为此,北京市文物局主办,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阳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共同承办了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展览汇聚了鸡冠壶、三彩盘等特色生活用瓷器,纹饰奇巧的铜镜,可盈盈一握在手中的冮官屯窑玩具瓷器,小小的银耳环,令人肃然的佛教造像、经幢等形形色色的文物,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民俗等多方面,展现了千余年前生活在北方的契丹、女 真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地域风采。该展览展期至2019年3月。

瓷韵居常 民族特色

辽金时期的制瓷业已十分成熟。来自中原的陶瓷工匠把中原陶瓷器的形制带到了辽金,且这批工匠数量可观,自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辽金的制瓷业。技术上看,辽金陶瓷深受唐、五代和宋朝的影响,但在造型和装饰上又有新的创造和抹不去的民族特色。

在辽人使用的饮食和贮藏器中,除了和中原传统一致的杯、碗、盘、碟、盒、盂、瓶、罐等器皿外,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器物当属仿照契丹传统的皮制或木制容器烧造的陶瓷器,鸡冠壶、长颈瓶、注壶、鸡腿瓶等,件件风格独特。特别是鸡冠壶,它通常是扁的,下腹部肥硕,上腹部一端有向上直立的管式短流,余部边缘

呈板平的一半云头形或满弓式提柄,与流连接,很像公鸡的顶冠。鸡冠壶有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这五种式样,年代的早晚通常以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容器特点的多少来区分。

契丹族原是北方民族,四处游牧,因此扁体弧底、适于悬挂在马鞍上的皮囊壶成了他们必备的生活用具,装水或盛酒都很方便。契丹族入关建立辽国后,生活方式与以前有所变化,皮囊壶也开始被陶瓷鸡冠壶所取代。鸡冠壶可谓游牧生活的产物,它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壶,连皮革的接缝和细密的针脚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展览恰选取黄釉鸡冠壶、绿釉鸡冠壶、白釉绿彩鸡冠壶进行展示,壶上的纹饰让人不觉联想起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白云一样星星点点的羊群。

若是辽代墓葬里埋了鸡冠壶,它便是 这处墓葬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考古发现的鸡冠壶很多,形制变化也较为明显,越早期的与皮囊壶越相像,带有契丹民族传统的装饰风格;越晚期的鸡冠壶则越脱离皮囊的原形,如1954年辽宁赤峰辽驸马墓出土的白釉鸡冠壶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壶,就只有皮囊壶的某些特征,而失去了其原有韵味。

至于展览中一排摆放在展柜中的其他瓷器,也都拥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引着人们的想象:白釉划花大碗、白釉花口碟、白釉对蝶纹方碟、白釉褐彩碟、白釉高足小碗等等组合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该是怎样一种美?白釉八棱鸡冠耳酒壶、白釉雕牡丹纹三系六棱注壶、双耳褐釉壶、黄釉长颈瓶,曾经装盛着何种琼浆玉液,滋润了谁的喉咙?白釉黑花粉盒、影青菊花瓣形印花粉盒、白釉三连粉盒,又摆在谁家姑娘的妆台,完美了谁的脸?

镜花水月 民窑有趣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在现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金国,又以武力灭掉了辽和北宋,与南宋政权相对峙。随着经济、军事的发展,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女真人的文化迅速提高,尤其是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后,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对北方女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金代铜镜、冮官屯窑瓷器便是了解当时金代文化的一种独特视角。

金代出现了很多仿汉、唐、宋的铜镜,也制造出大量具有本族特色的铜镜,创造出一些新的铜镜纹样,有些表现当时期耕作、猎狩、游戏的现实生活画面,有些则表达了对多子多福、吉祥富贵的美好生活向往。

金代铜镜上也体现了对当时政治风气的吸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但这种吸纳影响并非笼统全盘式的,这些铜镜上还具

有北方民族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金代女真人的智慧就闪烁在对一面面铜镜的精心打磨上。

辽金瓷器在展览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一组来自位于辽代时属东京岩州的辽阳市小屯镇冮官屯村,此地有一处冮官屯窑,初建于辽代,金代达到全盛,元代时渐衰落,算是辽代东京附属瓷窑的代表性的窑厂之一,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古调查时被发现。经考古发现,这处烧造时间长、规模宏大的古代瓷器民窑遗址的窑场范围很大,主要以冮官屯为中心,周边的燕州城、英守堡、钓水楼也都有窑址存在。

冮官屯窑址的产品以白釉粗瓷为主,还有较少的白釉黑花和黑瓷,器型多为杯碗盘碟瓶罐等等。展览还展出了一些小型 人物和动物,如冮官屯窑黑釉兽首形瓷埙、猪头形瓷埙,白釉褐彩佣、彩羊、彩瓷马,白釉骑马瓷人,它们体态玲珑,作为随手把玩的小物,单是摆着看也会觉得有趣。

此外,玛瑙围棋子、铜车轮、金戒指、银耳环、琥珀猴子吊坠、磨光石印、兽面瓦当……这些小物材质各异、样式极具特色,也从多个方面展示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种种细节。

佛影纶音 缭绕硝烟

辽朝崇佛,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社会各个阶层也普遍是信仰佛教,甚至到了“辽以释废”的程度。佛教的兴盛,对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辽朝是多 民族政权,疆域内生活着个多民族,汉传佛教成了境内各民族普遍接受的共同信仰后,有力促进了这些民族的交往交流甚至融合,对维护契丹人的统治、对辽国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展出的镶嵌绿松石金牌、金刚杵,玻璃佛珠,铁丝编海棠花形盏托,卷草纹铜风铃等文物,每一件都与佛教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

金朝也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多数时期政府对佛教实行的是既保护又整顿的政策。一张金朝的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通慧圆明大师塔铭拓片,揭开了一段陈年往事:

那一年,金世宗完颜雍之母李洪愿于辽阳出家。金廷特殊性拨金钱三十余万为其营建“大清安禅寺”,并建“垂庆寺”尼院供其独居,诏李氏法号“通慧圆明大

师”。金贞元三年(1155年)完颜雍任东京留守,与母亲李氏在辽阳相见,母子俩往来于官邸与寺院之间。金正隆六年五月十六日(1161年) 通慧圆明大师圆寂,葬于垂庆寺塔园,李颜隆撰写塔铭。

辽阳白塔坐落于辽阳中华大街北侧,因为塔身、塔檐的砖瓦上都涂着白灰得名,是东北地区最高的砖塔。它的基座塔身都以雕砖的佛教是图案为饰,塔身八面都建有佛龛,龛内有砖雕坐佛;塔顶配有铁刹杆、宝珠、相轮等等。展览中的“白如梅”字样铁风铎就曾挂在辽阳白塔上;风铎黑铁色,其上的文字含义至今仍是谜,有说是供养者的名字,有说是风铎铸造者的代号。

历朝历代,有佛影纶音,也少不了烽火硝烟。

金人灭掉北宋后,不仅占有了北宋北方广大地区,同时也获得了火药、火器和制造这些兵器的工匠。金朝在宋人的基础上制造了各种火器,从前由北宋人制作出来用于抗击辽军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武器,后来又被金人用于实际的作战中。

展览中的蒺藜陶弹因为造型奇特,像是受到袭击、竖起防御尖刺的刺猬而颇引人注目。这种陶弹是当时一种装置火药并放置引火线的武器,它的中心为定心药室,里面装有小铁块。这种装置的原型应该是来自于当时已经普遍在战场上使用的装填火药的陶罐。陶弹被作为燃烧性火器使用时,器壁当然是越薄越好,抛出后一着地面或落在建筑物上即刻摔得粉碎,有利于火种散布燃烧;但又薄又易碎的陶片 很难重创敌方,于是工匠们便在陶罐表面加上刺;后来这刺越做越大,提高了陶弹的杀伤力,便成了瓷蒺藜火球—这种陶弹的升级版。种种兵器引发的火光与硝烟,昭示着热兵器时代的来临。展览还展出了一顶铁胄,这是中国古代将士用来防护头部的装具,常与护体的铠甲配套使用。铁器制造业的发展扩大,也直接关系到金朝军事力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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