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 传奇华夏第一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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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庄严厚重、气象恢宏的商代大方鼎,它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这便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后母戊鼎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庄严厚重、气象恢宏的商代大方鼎,它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不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这便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甫一出土就面临着被掠夺的命运,可最终化险为夷。该鼎以形体巨大、纹饰精美而著称于世,具有凝重和精美相结合的艺术魅力。这件重达832公斤的重器造型雄伟,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见证了3900多年前中国青铜器铸造的高超工艺和艺术水平,是商代时期青铜文化的精品之作。

国之重器 历经劫难

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安阳武官村的村民吴希增正在野地里秘密探宝,当探 杆探到十多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取出探杆一看,头上带着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深知这次挖到了宝贝,于是,等到夜幕降临时,他找了十多个人,趁着夜色动工挖掘。当时,安阳已被日军占领,为了防备被日本人发现,挖宝的村民到天亮时会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四十多人,在连挖了三个晚上之后,他们费尽心力终于抬上来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铜鼎。

这只大鼎出土后,被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希增堂弟吴培文的院中,并用柴草伪装好;可不久,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黑田荣很快就来到了吴培文家,绕着大鼎端详许久,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吴培文的家里。

日本人走后,吴培文他们提心吊胆,觉得再留着鼎可能有性命之忧。经过商量

之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打算将鼎卖掉。肖寅卿看过大鼎后,出价二十万大洋,但要求将大鼎分割后再装箱运走;于是,村民们便用钢锯、大铁锤分割大鼎,可很难锯开,用大锤砸也只砸掉了一只耳朵。见到这般情形,吴培文便阻止村民继续砸鼎,并决心要把大鼎保护起来,于是就将大鼎重新埋入地下。

果不其然,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鼎。第一次,日军来了一百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遍,最终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士兵,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见大鼎仍在,深感欣慰。

之后,吴培文花了二十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军再次进村,扒开吴培文的土炕,抢走了那个赝品。但由于日本人仍旧盯紧了吴培文的行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文及一些村民为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当时的安阳县政府有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时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的陈子明和安阳县县长带着一队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这一事件登载于当时的《民生报》: “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结果,风声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 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后正中下怀;于是,大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后来被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

1948年,大鼎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首次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展览期间蒋介石曾亲临参观。1949年,国民党兵败,退守台湾,在转移物资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便流落在南京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历史学大家郭沫若,他称这只大鼎命为“司母戊鼎”,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了下来,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 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后母戊”的名称比“司母戊”要更合理,其意义相当于“伟大、受人尊敬”之意,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1959年,司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藏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国家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5年,司母戊鼎回归安阳展览,时隔59年,已经83岁的吴培文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吴培文用中国人的民族骨气和智慧,舍生忘死地与日军周旋,三次转移大鼎,保护了国之重器。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并改名为“后母戊鼎”,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据考证,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重要作品。

武丁修德 孝子作器

1948年,再次出土的后母戊鼎被运往南京中央博物院。当年,为后母戊鼎所

饕餮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代表性内容,传说它是喜欢吃各种食物的凶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寓意丰年足食,也使礼器显得更加神秘、威严。

震撼的蒋介石还拍摄有一张站在没有鼎耳的后母戊鼎前的照片。新中国成立后,被锯下的鼎耳经过多年战乱,也只找回一只。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此鼎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调拨这尊大青铜鼎之前,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女士与山东文管会主任王献唐商量后,决定请山东博物馆修复青铜器的大师潘承琳到南京,对缺耳大鼎进行修复。

修复前,专家们首先对青铜鼎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经检测,后母戊鼎含铜、锡、铅的比例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铸造此鼎总共用了金属原料1000多公斤。后母戊鼎的四个柱足是中空的,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范”即用来铸鼎的模子。由于工艺极其复杂,因而鼎的修复几经周折耗时数月。潘承琳先将后母戊鼎腿上的锯痕填满,然后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鼎耳,并进行了装配。1959年,配好了鼎耳的后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

后母戊鼎饱经沧桑,终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并有了“后母戊鼎”这个响亮的名字。据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以及甲骨文中记载的研究,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便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jìng)的庙号;根据铭文可知,这个鼎是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妇妌而制。

武丁是商代第二十三位君主,在位五十九年,是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贤人,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被视为商代的“中兴之主”。武丁频繁对外征伐,先后征服了西北、东南的少数民族部族,极大地扩大了商朝的版图,史称他统治的时期为“武丁中兴”。《史记》记载:“武丁 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武丁一生共有三位王后,即妣辛、妣戊和妣癸,称为“武丁三配”。其中,妣辛便是大名鼎鼎的妇好,而妣戊便是后母戊鼎的主人妇妌。在商代,方国林立,妇妌便是来自井方国(今河北省邢台市)的一位女子。在卜辞的记载中,妇妌是一位农业专家,尤其擅长种黍。此外,她也参与过征伐,但是次数非常少,在卜辞中只见到她伐龙方的记载。根据卜辞来看,她的儿子曾经被立为太子,在殷人的祭祀中和武丁配享,还是三配中唯一葬入王陵的王后;死后庙号为“戊”,商王祖庚、祖甲时期称之为“母戊”,廪辛、康丁以后称之为“妣戊”或“妣戊妌”。根据卜辞的相关记载及学者的研究,妇妌也可写作“妇井”。

武丁有三个儿子,长子祖己,次子祖庚,三子祖甲,其中长子祖己便是他和王后妇好所生的儿子。而且祖己是一名孝子,很有孝名,所以又被称为“孝己”;他每晚要起床五次,看父母是否睡得安 好,因此深得武丁的宠爱,又是嫡长子,是王位继承的不二人选。但是由于他的母亲妇好33岁病逝,而新立的王后妇妌不太喜欢他,又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便在武丁面前诋毁祖己;后来武丁果然把祖己流放到外地,因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祖己不久就忧愤而终。

武丁去世后,王位由祖庚继承,可祖庚即位十年左右就病逝了。之后,祖甲继位。因此,学者认为后母戊鼎便是由祖庚或祖甲为其母亲所制。而祖己由于去世早,没有继承王位,导致了妇好墓里出土的后母辛鼎形制相对比较小,仅重138公斤左右。后母辛鼎被发掘出来后,现存于殷墟博物馆,也堪称“镇馆之宝”。

工艺精湛 纹饰绝美

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青铜鼎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精致、神秘,是中国青铜器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鼎在古代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古人将王朝的更迭称之为“定鼎”、

“迁鼎”。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陶制的鼎。传说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用来象征九州,也是国家统一昌盛的标志。自此,鼎就被视为立国重器, “鼎”字也被赋予了“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

商朝和西周时期,中国青铜器鼎的铸造水平达到了顶峰。《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后来“藏礼于器”,青铜鼎逐渐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德。殷商时,“国家大事,在祀与戎”,而商朝人的青铜主要用于制作祭礼器和兵器。后母戊鼎铸造于商代晚期,在当时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采矿、冶炼、合金、铸造到修饰成形,过程想必十分漫长。

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公斤;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前后各道工序均需大量熟练工人协作配合;所需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公斤以上,而且必须有巨大的熔炉。该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也有的认为是地坑式浇铸鼎身,后加铸鼎耳。难度是器身各部分的厚度不同,几种合金溶液冷却的速度不同,必须要做好协调快速浇铸才能完成。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使用八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三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四块陶范:商周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大多应用陶范法。陶范就是陶制的模具,把熔化的铜液浇灌到模具中,待铜液冷却、凝固后, 拆掉模具,便得到了成型的青铜制品。而将这些众多的不见拼合为一个整体,则需要高度熟练的技巧。在灌注过程中,溶化的金属液热得快,冷却也快,这就要求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注完,否则就会形成冷隔,影响质量。

经过推算,制作后母戊鼎需要使用二十余块陶范,才能铸出硕大的身形。而重达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双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浇铸成型的,这本身就是铸造工艺上的一个奇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大鼎四足却被铸成空心的。如果将四足铸成实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却慢,器壁冷却快;依据热胀冷缩的原理,由于它们的膨胀系数不同,大鼎完全冷却后,四足与器身的连接处将会发生扭 曲。当时的工匠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热力学原理,有意将四足铸成空心,从而避免了不同膨胀系数所造成的扭断。后母戊鼎作为商王朝的重要的王室器具,它代表着商王朝的最高铸造水平,是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性器物。

后母戊鼎的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充分显示出了商代独特的粗犷原始之美。鼎身四面中央是长方形的素面图案,剩下的部分都有各种图案,主要是云雷纹,在四个面的连接处铸有牛首图案。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露峰芒。

后母戊鼎的耳廓纹饰俗称虎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可这个人却镇定自若。在商代,虎是人们崇拜的动物之一。传说商代人的祖先去世后,魂魄化为白虎,人们把虎当做自己的保护神。鼎耳的侧面铸造有鱼的图案,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代表性内容,传说它是喜欢吃各种食物的凶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寓意丰年足食,也使礼器显得更加神秘、威严。四个鼎足也铸造有不同的图案,各种各样的野兽图案被铸造在三道弦纹的上面。造型厚重典雅,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

后母戊鼎历经了三千多年的沧桑岁月流传至今,它以巨大的体量、丰富的内涵和传奇的故事,呈现着商朝曾经的辉煌与强大,被称为“中华第一鼎”是当之无愧的。今天,伫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的后母戊鼎,不仅以它伟岸的身躯展现着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也彰显着商王的一片孝心。

鼎是中华文明的见证,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今天,伫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内的后母戊鼎,不仅以它伟岸的身躯展现着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也饱含着商王的一片孝心。

后母戊鼎上精美的纹饰。除饕餮纹饰外,后母戊鼎的耳廓部分还有俗称虎噬人头纹的纹饰,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可这个人却镇定自若

这个大鼎曾长期叫做“司母戊鼎”,后来有学者提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后母戊”的名称比“司母戊”要更合理,其意义相当于“伟大、受人尊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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