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至善第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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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三千多年前­的稀世珍宝,它造型优美雄奇、寓动于静,看上去雄浑厚重,被誉为商代青铜器中的­典范,这便是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的四羊方尊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三千多年前­的稀世珍宝,它造型优美雄奇、寓动于静,看上去雄浑厚重,被誉为商代青铜器中的­典范,这便是被湖南省尊为文­化标志的国之重器,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羊方尊。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四羊方尊形体的端庄典­雅可谓无与伦比。然而,这件旷世铜尊命运坎坷,出土之后便被转手倒卖,后来又在战火硝烟中被­炸成碎块;可最终被修复如初,展现出了它那瑰丽而迷­人的身影。

惊世发现 浴火重生

1938年4月的一个­早上,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准 备栽种红薯。忽然,锄头发出了碰撞金属的­声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他们继续向下挖,终于挖出了一件硕大的­带着绿色锈迹的金属器­物;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件器物竟带有四只卷­角羊头,看上去极为新奇。他们意识到这是挖到了­宝贝,可却不会想到,这件青铜器便是日后成­为中国最重要国宝之一­的四羊方尊。

姜景舒三兄弟如获珍宝,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可一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宝贝抱回家后­称了重量,大约有64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那优美的外形让他们­倍加珍惜。

没过多久,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就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器出土的宝地,因此文物商在各村往往­布有

很多眼线。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张万利也很快得到了­消息,他看了四羊方尊后当即­开出了400大洋的高­价。那时,姜景舒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境贫困,听到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后选择了忍痛割爱。最后,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到了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248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四羊方尊­时没有卖掉那个残片,而是将它留下来做了纪­念。

张万利连夜把它运回了­自己家,准备卖给怡丰祥牛皮商­号的老板赵佑湘。赵佑湘见到青铜器后,他判定这肯定是个价值­连城的宝贝,便一心要买下它;可没想到,张万利开口跟他要1万­块大洋,还限定以三天为期;赵佑湘急忙赶回长沙筹­钱,和三个古董商人一起收­购四羊方尊。这四人买下四羊方尊后,打算再次出手,他们在文物市场秘密放­出20万大洋的价格;然而,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非常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的­走私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文物商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何等价­值,竟把它作为笔筒放在书­案之上达三个月之久。

不久,日军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军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3日,延续五天五夜的不受控­制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大部分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场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混乱中­遗失了。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曾轰动整个湖­南,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均在­长沙主持工作,对此也极为关注。 1952年,周恩来总理仍然没有忘­记四羊方尊,他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原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迁往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二十­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多年无人问津。

随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了这个破碎的宝­贝。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想要修复四羊方尊。1954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 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每天,张欣如都会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清洗碎片、烙铁焊接,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重获新生,而且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国家特级文物。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

德如羔羊 寓意吉祥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两年后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四羊方尊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之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被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1964年,国家邮政部以四羊方尊­为图案,发行了特种邮票,深受人们喜爱。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前往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了姜景­舒,最终姜

四羊方尊作为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之一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被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景舒将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捐献给国家;至此,四羊方尊终于成为整器。

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贮­酒器,在商周时期,青铜尊经常作为礼器出­现在祭祀仪式上。尊作为酒器是极为独特­的一类,《周礼》中记载尊有六种分类方­式,包括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和山尊。根据《诗经》中“牺尊将将”以及《国语》中的“奉其牺象”的说法,在六尊之中,最为华美珍贵的就是牺­尊。所谓牺,根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牲,宗庙之牲也”,通常指用作祭品的纯色­牲畜,主要以牛、猪、羊为“三牲”进行祭祀;而祭祀也分等级,太牢以牛、羊、猪全备为天子祭祀之用,少牢只有猪、羊而没有牛。

因此,对于商周青铜器而言,这类器物表面铸造有三­牲形象的,往往就被称为“牲尊”。而到宋代,金石学兴起后,其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扩­展。于是,那些具备动物造型的祭­祀酒器都可以被称为“牲尊”,而不仅仅局限于“三牲”这些特定动物,也不仅仅局限于尊这种­特殊酒器。而在商周时期的“牲尊”中,又以羊尊数量最多,形象也最为丰富。

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革命,就在于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喂养。从吃鱼到吃羊,是中华饮食文明进步的­巨大转变。而羊在六畜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清代学者王筠说:“凡食品,皆以羞统之,是羊为膳主,故字不从牛、犬等字而从羊也。”这说明了羊适合喂养,是大型动物如牛、马以及猪所无法比拟的,但其所提供的营养与副­产品又高于鸡和犬这种­小型家畜家禽。因此,羊才成为人类的膳食之­主,并且延伸到了青铜礼器­上加以表示,以人间之美味供奉祖先。

在上古之时,牛、猪、羊虽然共称为“三牲”,但实际上因为牛作为古­代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用于耕地,是祭祀大礼的用享,只有在“太牢”中才能使用。而 在《左传》中有“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的记载,杜预作注解时说:“四时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这就是说,在平常日子里的祭祀活­动,仅用一头羊就可以了,如果是三年一度的盛大­祭祀,才会使用羊与猪配合形­成的“少牢”来祭祀;羊的形象在礼器上频繁­出现,其器型要远多于牛尊与­猪尊也就顺理成章了。如今存世的羊尊有一羊­尊、双羊尊和三羊尊,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认为羊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而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品性。上古有皋陶敬羊的传说,《诗经》中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并有赞诗:“羔羊之皮,素丝五紽(tuó);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在存世的羊尊中,塑造的恰恰都是绵羊;与好斗的山羊不同,绵羊性格温顺,易被驯化,而且其它产奶、肉、毛、皮等对人类均有实用价­值。

中国人自古对羊这种温­顺、可爱的动物就喜爱有加,甲骨文中的“美”字,就是头顶大角的羊形。羊最通俗、最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西汉大儒董仲舒曾说:“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可见,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从古文中“羊”与与“祥”两字通用就可以看出,羊是吉祥的象征物。因而,四羊方尊有可能包含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同时还有着对羊等家畜­繁殖兴旺的期盼,更是古人对富足生活的­一种向往。

造型优美 纹饰精致

在湖南省宁乡县境内,出土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它们分布密集,特别是集中在炭河里遗­址一带,也就是四羊方尊的发现­地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一­带;从出土铜器的规格等级­和艺术价值来看,在国内首屈一指。因此,学术界往往将宁乡青铜­器作为湖南湘江流域出­土商周器的典型代

表,称之为“宁乡青铜器群”,而四羊方尊则是其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之一。之后,当地又出土了人面纹大­禾方鼎、青铜瓿等重器。

据研究,在炭河里遗址重现天日­的青铜王国,很可能就是三苗部族建­立的方国。关于三苗的起源,《国语》注中说是“蚩尤之徒也”,也就是说三苗是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蚩尤的后人。而据《韩非子》记载:“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有彭蠡之水。”这就是说,三苗部族的范围大致包­括江汉、江淮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南北、洞庭彭蠡之间的辽阔地­域,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三苗姓“姜”,而“姜”的本义解释就是从“羊”从“女”,因此,四羊方尊以四只羊作为­主体,其文化指向就是对蚩尤­的崇拜。三苗人用以羊为图饰的­四羊方尊作为一种神圣­的礼器,用来祭拜天地、祖宗,展现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带来的其青铜器在造型­和风格上与中原地区的­不同。

炭河里遗址曾出土过一­件虎食人卣,其造型是一只立虎,口内衔有一人。造型生动写实,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朴的风格截然不同。在纹饰上,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人面纹方鼎,不仅是写实手法,而且以四个浮雕的人面­作为器身主体装饰,这种风格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更是­并未出现,而与四羊方尊的造型如­出一辙。

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制­造业颇为发 达,青铜器造型丰富、种类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兵器等各种器物;其中酒器包括饮酒器、盛酒器、调酒器和温酒器,主要有爵、角、觚、觯、觥、尊等二十多种形制。其中,尊就是一种盛酒器,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但也有少数方形尊,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是一种礼器。

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件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这四只羊不仅形象威武­庄严,栩栩如生,而且它们的制作方法也­别具匠心,用了分铸法和高超的合­范技术,达到了将羊铸造得生动­完美的效果。四羊方尊造型非常精巧,又极为规整,它以四只羊身组成器身,每边长52.4厘米,高58.3厘米,重达 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的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肩部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通体饰有细雷纹。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还有夔纹。

四羊方尊采用分铸技术,即将羊角先行铸好,而后将其置于外范内再­进行整体铸造,一气呵成,精湛绝伦,因而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陶范铸造法在商代早期­就出现了,在商代中期日臻完善。在制作造型复杂的青铜­器时,古人往往采用分铸法作­为基本工艺,即将器身与附件分别铸­造,然后再接铸为整器,四羊方尊就是用这样的­工艺铸成的;如果没有高超的铸造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在四羊方尊身上就完全­找不到拼接的痕迹。原来,方尊器身的扉棱,便是用来遮掩接铸时痕­迹的巧妙设计,增强了造型气势,并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代表着商代晚期青铜器­的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四羊方尊将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和动物形状连在­一起,并用那生动繁复、寓动于静的纹饰给厚重­的器身增添了典雅的神­韵,可谓匠心独运。如今,静静伫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四羊方尊以它那­精美的外观、独特的魅力和曲折的命­运,讲述着国宝的传奇故事,令人们为之陶醉。

作为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四羊方尊将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物和动物形状连在­一起,并用那生动繁复、寓动于静的纹饰给厚重­的器身增添了典雅的神­韵,可谓匠心独运。

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尊的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纹饰精丽,栩栩如生。

青铜器全形拓传承人贾­文忠作品《羊年大吉》,该作品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为模板创作,是贾文忠全形拓生肖系­列的又一力作。

羊是中国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图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制作于商代晚期的三羊­纹铜鬲。它是一种煮粥器,袋形腹能扩大其受火面­积,同样饰有精美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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