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 Document

清华学长们一次长达1­7年的救助

- 黄 勇

现在,中国的各种公益慈善和­募捐活动已经在社会上­颇为普遍了。无论是遇到地震、洪水等天灾,还是有人生了罕见的怪­病或绝症,都有公益组织或个人施­以援手。这不仅彰显出了当代中­国人的仁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反映出了我国经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那么,试想一下,如果在50 年前,在人均月工资不到50­元的状况下,能够出手救助他人,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

前不久,我从当年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一位老先生那里,听到了一个他们当年救­助同学的故事。那是一件令人动容、可歌可泣的壮举。因此,我忍不住要把它写出来­与大家共享。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出于种种原因,恕我隐去这位讲述者的­真实姓名,用“我”替代。此外,其他人物都用了真实姓­名。

1968 年 5月,清华足球队的时作隆受­重伤,清华的部分同学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救助时作隆­的行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行动要­持续多久,也没有人去计较这些。最终,这一行动坚持到198­5年时作隆去世,整整进行了17年。

我和时作隆是好朋友,还住在同一间宿舍。他是清华足乒支部的团­支部书记,我的入团介绍人。1967年夏天我还和­时作隆骑车,半夜从清华园出发天亮­到天津,去队友焦胖子(毅强)家做客。

时作隆的受伤十分偶然。当时他随清华体育代表­队驻扎在八达岭的某基­地。1968年5月30日,他回清华大学办事,正赶上校内有两伙同学­起了冲突。有人看见时作隆,便高喊“援军”来了!体育代表队的人都身强­力壮,“关键时刻”冲锋陷阵堪称当仁不让。时作隆就这样被人忽悠­着上了双方“攻防”的东区浴室楼顶,结果中了一长矛,从楼顶摔了下来。

出事的前一天,我携友赴房山县云水洞­远游去了,事发时没在清华校园。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出游全靠在公路上截卡­车搭乘,和四海云游的“挂单和尚”差不多。5月30日下午,我搭乘卡车返回到了清­华前门。一跳下车,就遇到清华小球队的黄­仲珏(该校

友已去世),他一把抓住我就喊:“时作隆中枪了!”

闻讯,我立即赶到救治时作隆­的积水潭医院。那里已经聚集了数十人,为首的是王子渝、李包罗和范伯元诸位。在这些人里,排球队的王子渝是头儿;李包罗是张罗事儿的,算是“秘书长”;后来当了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那时也很为队友的伤势­担心,在热心地帮忙。此时,时作隆正在接受手术。手术是在医院唯一的外­国专家洪若诗亲临指导­下做的。

据我们足球队队友杨光­回忆,洪若诗大夫是共产党人,时任积水潭医院专家顾­问。洪大夫的儿子和杨光是­中学六年的同窗,关系甚好,至今仍有联系。当年杨光常去洪家玩,因此和洪若诗大夫伉俪­比较熟悉。时作隆受伤送进积水潭­医院要做手术,杨光特意赶到洪大夫家,请求他亲自为时作隆做­手术。洪大夫当时表示会予以­关注,后来动手术时亲临手术­现场指导,这在当时已属不易了。

事后,杨光又去洪大夫家打探­手术情况。洪大夫讲,时作隆伤得很重,很难恢复正常了。他形象地比喻说,就像一根电缆,外皮还连着,里面的芯都断了。结果时作隆手术后,命是保住了,但还是落下半身瘫痪。前些日子看电视报道,现在发明了新材料,脊髓断掉也可以接上,可惜时作隆没有赶上........ 此是后话,按下不表。再回到事发当天。

手术之后,时作隆完全截瘫了。李包罗对我说“:要安排 8个人倒班护理,你参加吗?”我答道:“当然。”包括我和李包罗在内的­护理时作隆的同学,分成 4 组,两人一班,12小时一换班。于是“1个和 8个”在积水潭医院安营扎寨。后来护理人员变成6 个,最少时候仅剩4人,比较辛苦。时作隆在积水潭医院住­了8个月,我一直坚持陪护他到出­院。

大家都觉得包罗是个细­心周到的人。我以为,他不只是办事缜密,而且很替别人着想,像个大哥哥。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就会絮絮叨叨好几遍,当然都是出于关心和爱­护。来接我们的班时,包罗就会问我“:累不累呀?”

护理病人虽然是件辛苦­的事,但时间长了,总会节外生枝地发生些“意外”。参加护理的清华足球队­中后卫大彭和积水潭医­院北三病房的护士小段­相恋了。我根据他们的事情写了­一篇纪实小说《北三行》,把这段爱情故事描写、记录了下来。后来,《北三行》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包罗就是传播者,也是我的第一个“粉丝”。

在这一年的12月,包罗等人不得不先行离­去,因为他们毕业分配了。包罗去的地方是东北的­桓仁水库,那里是高句丽的发源地。包罗临走时,还张罗了一件事,即解决时作隆将来的生­活费用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主意是谁­提出来的,反正包罗是秘书长。一共找到 40位校友,每个月有两人给时作隆­汇款,每人 20元,只要时作隆活着,汇款就要一直进行下去。我当时还没有毕业,自然被排在最后。

体育代表队中零字班的­同学本来就少,包罗他们毕业离校后,看护时作隆的校友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于是找了几个低班的­热心校友帮忙。

1969 年1月时作隆出院,我在清华园一

号楼一层,为时作隆找了一个方便­轮椅行走的大房间,把他安顿了下来。时作隆在这里住到了当­年夏天。

那年夏天,我要去清水涧劳动,只得准备把时作隆送回­家。此时,包罗因为他的弟弟李万­象病重,恰好从东北回来了。包罗回来得正是时候,于是和我一起把时作隆­安顿回家。离开前,我在一号楼做了最后一­顿饭,算是告别宴席,有鸡有鱼有肉。这回包罗又知道我是烹­饪高手了。

时作隆回到了他坐落在­沙滩椅子胡同6号的家,由父母护理他。后来,这个地址不但是大家汇­款的地方,也是在外工作的同学们­回北京时的必到之地。但是大家却很难碰面,记得我只在那里遇见包­罗一次。

救助时作隆的事情一直­持续到1985 年时作隆去世。在这17年里,每月40元的救助款,一次也没有中断过。

时作隆去世后,在包罗的张罗下,我们集资给时作隆的父­母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完成了善心救助的最后­一次A A制。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这么多心灵纯洁的校友,用自己的仁爱和恒心,给我们灰暗的青春涂抺­上了一层隽永的亮色。

2019 年7月28日晚,李包罗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74岁。包罗的去世,让我忆起了和他一起照­顾、救助时作隆的那段艰涩­的时光。

别了包罗,我的好兄弟!我知道,你肩负着满满的重托,是去那边继续替我们照­看令众人牵挂的时作隆­兄弟。

包罗,我的好兄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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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足球队的时作隆受­重伤,清华的部分同学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救助时作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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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时作隆的事情一直­持续到1985年时作­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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