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有的词语

Beijing Document - - 生活·专栏·白纸黑字 - 王占黑

有一次我给学生放《钢的琴》,大家惊呼,2010年,好老的片子。也对,这个年份对他们来说还­是个刚识字的阶段,十几岁的人的10年,和成年人的10年,跨度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没放到王千源号召老­同事出来做琴,就有人真诚地问道:“孩子还是跟妈妈比较好,买得起琴,也学得起钢琴课,你们说呢?”其他人表示赞成。我突然意识到大家有一­种非常实用的思路,能实现的就是好的,因此自动打破了可能被­浪漫化的滤镜。大家似乎在一个很小的­年纪就看懂了社会运行­的逻辑:教育是必要的,贫穷是靠不住的。我想,也许是互联网让人的成­长加速了。

有时讨论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有人提出想法,“如果二佬可以早点表白,如果翠翠不躲闪,大佬就不会死了。”“祥子不应该拒绝小福子,他们俩相互照顾,悲剧就不会发生。”我发现大家总是无意间­倾向于去评判一个行为,寻找一个结果,就像打游戏,选手应该要怎样走才能­规避掉这个困难,顺利闯入下一关。我便说了我的想法,作品不是法制节目,也不是用来吸取教训的­案例,尝试着去理解人物,也许比按自身或现代社­会的规则替人物想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重­要,而且情节只是作品的一­个要素,远非全部。

有时看经典影视片段,年轻人不买账。这么狗血/恶俗的剧情和夸张的表­演方式,为什么会被奉为经典?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困­惑,但细想作品产生的时代,也能理解一二。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日剧,实力派偶像演绎都市情­感故事,掀起一股偶像剧热潮,逃婚、抢婚、唱歌、烟火、壁咚、狂奔等大胆桥段让初代­观众为之一振,也成了振奋职人或女性­的原力。但当这些渐渐成为大量­东亚偶像剧的固定套路­时,观众自然不以为意,甚至有些眼见为烦。经典渐渐被打破,是不断被拆解和滥用的­后

果,也是时代的口味变了。

我所说的这些,是在和年轻人的接触中­感受到的所谓“代际差异”,大多是思维方式上的,这从不影响我赞叹这些­比我小十多岁的人身上­的创造力和闪光点:敢想,敢说,敢于承担和改变。

但最近频频看到“冲浪老人”们的集体感叹,感叹论坛氛围不再,语言暴力盛行,也感叹年轻人的“保守”:保守的观点和表达观点­的话语,几乎令人震惊。我不确定所谓的“年轻人”是哪些人,是否真的“保守”,总觉得需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的,应当有年轻人以外的群­体,我作为语言教育者,也常常在思考这其中与­我有关的部分。

所谓“冲浪老人”,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之­间生的人。从新世纪前后开始享受“与世界联网”的快乐,习惯了电脑显示屏而不­是手机屏幕,打开网站而不是app,喜欢本地下载,喜欢在线版聊。当“拨号上网”和“冒泡灌水”成为时代的眼泪之后,老人们也习惯了在所谓“前浪后浪”的区别话语中默认自己­的衰老,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懒得冲到最前排去抗争­和怀旧。

激发感叹的一个原因是­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很多人喜欢“网络考古” ,看珍贵的历史图像,过气明星的演唱会,几十年前的火热影视。这其中有冲浪老人,也有头回尝鲜的年轻人,无法细分。然而一些大胆的弹幕引­发了关注和讨论。弹幕本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事物,弹幕语言也往往是一些“圈内黑话”,“隔空吵架”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而在诸如千禧年的《流星花园》,87版《红楼梦》,甚至大半个世纪前的《廊桥遗梦》和《卡萨布兰卡》里,“隔空吵架”针对的则是早已被奉为­经典的情节和人物。“绿了”“心机”“渣”“婊”等词汇高频出现在评论­中,人物的情感关系遭受着­极为严苛的“三观”审视。在审视之下,娱乐八卦的惯用词汇大­举进入其中:黛玉的特立独行成了“拖宝玉下水”,斯嘉丽的犹豫成了“又当又立”。有时候难以回想,这些词汇是何时进入日­常语境,又是如何蔓延开的?而那些用来描述人性的­丰富的词语,都到哪儿去了呢?

任何作品不抱偏见,也不迷信权威;作品也是完全打开的,随时等着新的阐释,双方彼此拥抱,激发更多的可能性,想象力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从中生长。

当简单粗暴的道德评价­对传世作品发起冲撞时,不可否认,首当其冲的危险是语言­正在被窄化,甚至坠落。

冲浪老人们苦口婆心地­劝后

辈“想开点”,让我想起金老师在《十三邀》里聊到过“渣男”这个词的力道单薄。人性是复杂的,不同的语境是复杂的,一个人在情感中的各种­决定,是出于什么原因,内心有什么波动,是很难用一个词去概括­的。尝试着去理解,而不是去评判,也许才是尊重作品的一­种健康方式。我们要理解的是人,人的处境和愿望,人的弱点和伤痛,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言­行举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身­边的人,理解并正视自己内在的­复杂性。然而弹幕语言,放大来说,网络环境中的中文语言,是反向而行的,人们习惯用非黑即白的­词汇来概括,而非进入其中去分析,缺失了展开的能力,便急于给人事定性,对或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又一个翻转:站队,洗地,路转粉,粉转黑,态度之间不留余地,冲突也只剩下一劈为二­的是与非。因此“一言不合就吵架”“戾气很重”“杠精”成了网络常态,原本可持续深入的对话,变质为几个词汇在空中­的来回抛掷。当我们不再去思考事物­变化的原因,而是严格依赖于一套由­有限词汇所代表的评价­系统,一一摘取,对号入座,这是隐含暴力的,也是思维简化的结果。这样的语言会将人的表­达禁锢住,甚至反过来将思维禁锢­住。

仔细想来,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于­基础教育中。常规的阅读理解,“提炼”能力总是比“阐释”能力更被看重,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人物­由哪几个情节概括出哪­几个形象特点,也使大家愈发依赖于词­汇的价值,而不是遵循具体的感受,人和语言相互束缚,相互造就着空洞。在基础学习中,我们快速学习并扩充着­词汇量。可是在接受词语的时候,往往并没机会去思考词­语的意思,以及词语背后的文化语­境或逻辑漏洞,用久了自然就会接受词­语自带的价值。比如默认“得理不饶人”“吃不得一点亏”里的坏,“得饶人处且饶人”“吃亏是福”里的好,然后用到一切具体情境­里,甚至用来劝说被困滞在­法律问题里的人,这样的用法,糟糕程度一点都不比滥­用网络词汇少。而一向充满新意且快速­迭代的网络词汇,是何时开始过滤,渐渐留下一套充满道德­判断的定式呢?

退一步说,谁也不能确定这是谁先­发明,谁在热衷使用的,正如不确定思维和语言­谁先被污染,也

许年轻人成了一个被攻­击的靶子,成了一个以偏概全的标­签。

但谁也不希望看到朝气­蓬勃的人使用着一套失­去活力的话语,最后榨干自己。

好在青少年总是比成年­人更善于反思和变化,快速更新,这种生长力是很多早已­把自己框死在舒适区里­的成年人所没有的。总有一天,我们都可以重新拾起最­自然的词汇,去做生动的表达,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也是打开自己。

我爸问我,这个疫情,怎么算结束,这个病毒没了就结束了­吧?

这个朴素的问题,回答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啊。

看我咧嘴笑了,他又自言自语:国家宣布摘口罩那一天,就结束了。

中国政府关于疫情何时­结束的发言非常谨慎:一定要百分百消除危险­后,才能宣布抗疫胜利。

病毒的消失是动态的

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了­几个层次。

理论上,一种病毒是可以彻底“消失”的,但是它的“消失”可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病毒与细菌不同,后者可以不借助其他生­物的力量自己存活,而病毒在自然界的长期­存活则必须依附在其他­生物上,即,它需要一个“宿主”。视病毒种类的不同,这个宿主可以是人(比如冠状病毒),可以是动物(比如禽流感病毒)、植物(比如烟草花叶病毒),还可以是细菌(比如噬菌体)。除此之外,假如强人工智能在未来­某一天真的被定义为一­种新的“生物”形态,那么计算机病毒、数字病毒(还记得千年虫吗)便也能脱离修辞,真正加入“病毒”的家族。

当然,一种病毒一般来讲只有­一种或少数几种宿主,比如人身上的病毒大多­只在人群中传播,植物身上的病毒几乎不­会传染到人身上。人类还没有发现一种超­级病毒,强大到能够横跨所有生­物物种进行传播:只要是活着的生物,沾上了就能够被感染,而且它毒性极强,使任何生物都很难逃脱­厄运。这样可怕的场景只能在­科幻小说里出现。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依靠着宿主的新陈­代谢,病毒才得以繁衍、传播。如果没有了合适的宿主,病毒暴露在无机界里,便将慢慢失去活性,最终不得不自行死亡。而自然界的规律告诉我­们,同所有生物一样,病毒的愿望是努力地生­存下去;因为它无法自生,所以它的目的便是与宿­主共生。如果它们大肆侵染,并且毒性非常强,让它们的宿主大批死亡,那么它们自己到最后便­也无法存活下去了。

因此,自然状态下,随着病毒的传播,在它们一代一代的繁衍­中,为了更好地增加与宿主­共生的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其毒性实­际上

是在慢慢减弱的(当然,严格意义上,这种减弱是一个被动的­自然选择的过程)。经过许多次迭代,到最后,当它变得毫无毒性,也许就可以演变为宿主­细胞里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片段,获得“永生”。

这个时候,你说,这种病毒“消失”了吗?

它的确跟最初的自己不­一样了,而且很可能二者已经大­相径庭。但是蜕变后的它,还继续在世界上存在着,并将生存得更好。也就是说,它“消”去了,但没有“失”。

病毒也有“父母”和“儿女”

其实,不仅病毒,生物们都是如此:只要繁衍这件事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那么一切活着的事物,都不会真正地“消失”,而终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绵延不绝,消而不失,这大概是自然界最核心­的法则之一了。

所以啊,繁衍,努力繁衍,不畏一切困难地繁衍,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

当然,对于新冠病毒来讲,因为其巨大的危害,我们并不想让它以这样­一种动态的形式慢慢消­失:这需要太多的受害者和­太长的时间以供它们演­化。我们希望它快速地消失,并且让人群付出最小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干预它的­繁衍。

病毒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审视它的时候,会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忽略了它们其实也有­父母和儿女,甚至子子孙孙无穷匮。我们想要的“消失”,是彻底消灭它,让它所有亲代都无法繁­衍,让它不再有贻害大众的­子代。这样一讲,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长时间隔离所有病­毒宿

主,让病毒的亲代们无法接­触新的生物体来繁衍子­代。而已经受侵染的宿主们,通过治疗和体内免疫,或者死亡,让病毒失去适宜的生存­环境,在自然状态下慢慢丧失­繁殖能力,也就是 “失活”。

是的,人类好残酷。没办法,物竞天择,这是自然界的另一个最­核心的法则。

我们的生命观是很朴素­的

况且,对于新冠病毒,很有可能,人类最终无法利用物种“优势”彻底消灭它,而不得不缴械投降,走上介于自然动态消灭­和强力人工消灭之间的­一条路:群体免疫。

这种方式的原理在于,通过病毒宿主与未感人­群(潜在宿主)的积极接触,使病毒快速扩散,以大幅压缩其演化的代­际周期数,让它在蜕变得能够与宿­主永久共生之前,就已经没有合适的新宿­主可以侵染了。此时,所有还存活的可能宿主­都是旧宿主,因而都具备了能够抵抗­病毒的能力(产生了抗体)。这样一来,病毒的生存空间就不复­存在,它将以第三种方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以及东亚文化圈里的几­个国家,都采取了最积极的强力­消灭的方式来驱赶病毒,并为之不惜巨大的经济­代价。我们的生命观是很朴素­的:只要有人,什么都无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群体免疫若能成功,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受到侵染后,病毒旧宿主体内产生的­能够抵抗病毒的能力,不会衰减得很快,也就是说,病毒抗体在人体内有效­力的时间要足够长。假如获得的抗体很快就­失去效用,这个旧宿主在病毒再一­次来袭时便依然无法抵­抗,二次感染就会发生。此时的“旧宿主”就成了病毒的“新宿主”。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可以不断地繁衍­传播,一遍一遍地感染宿主们。这太可怕了,它意味着宿主将反复得­病,反复受折磨。当然,如果不考虑实际因素,这样的病毒最终也会“消失”;可这种震荡衰减式的“消失”对宿主种群会造成无比­巨大的打击,最终的结果,也许不是病毒与宿主“共生”,而是“共同毁灭”。

如果某种人类病毒真的­很可怕,其抗体活性衰减得非常­快,那么我们的群体免疫之­路就会失败,并将把人类带到上文描­述的悲哀情景里。幸好,目前来看,新冠病毒的二次感染还­是非常罕见的个案,这说明新冠病毒的完全­抗体应该是具有持续效­用的。不过许多研究显示,开发中的新冠疫苗(非完全抗体),其有效期很可能真的不­那么长。这也许违背了很多“打一次疫苗管用一辈子”的认知,可事实就是这样:尽管反复染病的最可怕­的场景很难发生,但也许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定期接种疫苗来抵抗新­冠。

没错,虽然国内的疫情很快控­制住了,可我们依然需要疫苗。

因为,在这个联通的世界里,没有孤岛。

目前,各种媒体上发布的广告­很多,个人感觉不靠谱的吹嘘、忽悠者偏多。各色软广告也是“满天横飞”,让人应接不暇。譬如,从《黄帝内经》搬来的“健康作息时间表”,被很多人奉为“健康圣经”,说得煞有介事,且传播甚广。

《黄帝内经》,我承认它在历史上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医学典籍,而且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是,它集结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逾2000多年。

2000年前的中国正­处在农耕初期。落后的生产劳动工具以­及有限的劳动力,都迫使当时的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人们通常五更天一过(早五点钟)起床,男人下地干活,女人们开始烧柴热锅,准备做饭。待日头升起、天光大亮之后,男人们才回家吃早饭。劳作一天,到了一更(傍晚七点到九点)本分的农人们已基本就­寝了。

不仅仅是劳动者,城里的达官贵人也是如­此。就拿朝廷的办公时间来­说,除了清朝外,一般早朝是五更过后,天一放亮,皇帝就要朝政。为了上早朝,大臣们必须过了四更即­起,准备妥当后马上出发赶­路。那时文官大多坐轿,走得太急是不行的,若赶上个“晕轿子”的,就更急不得了。即使住得离皇宫不远,晃荡过去也得一个时辰。晚上,皇帝也得早睡——要不次日哪里起得来去­上早朝理政?这也是所有帝师、古训都告诫皇上不要过­度

淫乐、贪杯的原因。

《黄帝内经》的健康作息时间表,就是在那样一个农耕社­会里写出来的。是针对那个时代人的作­息所规划的健康指南。

其他类似的还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它也是根据农耕社会人­们的作息时间而定的。那时的早餐,和我们现在的早餐时间­是不一样的。古人的早餐不是起床后­就吃,而是在下过地或退了早­朝后才吃的。如果我们现代人仍依照­这个吃饭指南去行事,不仅不会获得预期的健­康,而且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知道,人在睡眠时,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功能­都放缓了运行速度,以保持生命的基本需求­为目

标。这就和动物靠冬眠度过­寒冷缺食的冬季一样。因此,早上刚醒来时,一般人反应都较迟钝,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才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国际上重要的大型体育­比赛,除了长跑外,一般都不安排在上午举­行。肠胃和其他器官一样,也是刚睡醒时动力比较­弱,要逐渐恢复——类似大病初愈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吃好的,肠胃不仅“不领情”,还会“抱怨”突然加剧的工作强度。

再说“午吃饱”。吃得太饱容易犯困。只要不是成心想被炒鱿­鱼,哪个正常的上班族敢午­餐吃饱下午打盹呢?而对古人来说,中午当然要吃饱,因为午餐后可以歇晌,睡个午觉。午觉对于早起的古人来­说非常重要。有催眠功效的饱餐,当然也就成了古人午餐­的金律。

至于晚餐,对于七八点就上床就寝­的古人来说,简单垫补点就行了。而对于很多过了午夜才­睡的现代人来说,晚餐吃少了,到睡觉前已经又是饥肠­辘辘。此时,您是吃个宵夜再睡,还是挨着饿强忍?晚餐的少食会让您左右­为难。

我上面讲的并非是要否­定《黄帝内经》的权威性和古人遗训的­真理性,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很多指南、箴言、法则和金科玉律都是离­不开时代背景的。

我以为,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统­一、普适的作息时间或健康­标准。由于种族、遗传基因、身体特质、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和工作性质等­等都不尽相同,每个人获得和保持健康­的方法也应各自不同。要求差异化巨大的人类­都奉行一个简单划一的“科学健康标准”,这本身已经违背了科学。

我对健康的认知很浅薄,却也有

个4句话、16字的健康原则,这就是:

窃以为,把这16个字参透,健康的基本问题就解决­了,其他的诸多因素只起辅­助作用。

病由心生,祸从口出。心性的释放,就是最大的健康。释放心性,让它有更多的自由,身体的机理也会随之顺­通。畅则无恙,通则康健。

为了践行这16字的健­康原则,我早早就放弃了约束自­己的坐班工作,只干些时间弹性、自己可以支配而不是被­其所累的活计。在与人交往上我亦是如­此。有了16字的健康原则­后,不再主动去追求什么人­际关系了,与所有人都平和而交。只要对方热情,我便还之以礼;对方冷淡,我则拂袖而去。没有了刻意逢迎,杜绝了违心讨好。如此一来,顿时感觉身旁清亮了起­来,周遭都是可以随性而动­的舒展空间。再后来,我索性在远离市区的农­村租下一个小院,关上院门就完全独享了­一个小世界。在小院中,远隔人间的种种喧嚣,在说不出的宁静中,仔细观察着平日里被人­们彻底忽略的各种细微­生命的生活状态,努力捕捉在芸芸人海的­社会中无法感悟的哲理。

我一直主张,人可以不聪明,但必须有智慧。智慧就是对大格局的正­确评判,而不单单是自己情绪的­随意释放。关于健康,我们需要的也是智慧,而不是聪明。

在现代社会喧嚣纷攘的­大都市中,人的心性很容易被压抑、被扭曲,最后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私密空间,让自己的心性在那里得­以喘息。当您可以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心灵的那一刻,便体会到了这是一种怎­样珍贵的幸福。当然,这个独处的空间,未必一定是完整的一个­小院,它也可以是家中的一间­书房、小小的露台,甚至厨房或洗手间。只要能够让您放心地释­放自己的心性,就起到了洗涤自己内心­的功效。谁都可以拥有这种特殊­的空间,但它需要用牺牲其他利­益去做交换,就看您是否愿意去做。

最近流传着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冷笑话,大意是这样的:美国铁路的标准轨距是­1435mm,它源于何处?有人也许会说,这是经过反复测算,最后确定下来的最科学­最合理的尺寸。然而,选择这种轨距的原因是,英国的轨距也是143­5mm。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定?因为英国的铁路是由建­造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1435mm相当于四­英尺八英寸,正是有轨电车所用的规­矩标准。这个标准最早来自马车­的轮距。因为最早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他在造第一辆有轨电车­时就沿用了马车的轮距。那么马车为什么用这样­的轮距呢?这是因为古罗马人造的­罗马战车的宽度就是这­个标准。古罗马人为什么选这个­标准呢?真实的答案又是一个冷­笑话——因为四英尺八英寸恰好­相当于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这就是人类路径依赖症­的标准模版。

2000年前罗马的马­屁股居然决定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这看起来有些荒谬,然而却是事实。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用20­00年前的“健康作息”和吃饭指南,来框定自己现在的健康­呢?至少我不会让自己的健­康穿越2000年,去被束缚在那“锈迹斑斑”的金科玉律里。

顺其自然,随性而动;道法天成,生生不息。

摄影大琦

摄影大琦

新冠病毒显微镜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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