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铁站名 一段北京掌故
经常在北京坐地铁的人会察觉到，北京地铁站的命名多采用古地名或古建筑名，这种命名特点突出了古城的历史韵味。一些站名早已经是大名鼎鼎，比如天安门东、天安门西、雍和宫、王府井、西单、东单。还有一些站名以古城门命名，随着老北京古城门古城墙的记忆被不断打捞，这些城门的典故也逐渐让人耳熟能详。除此之外，大量被用作地铁站名的地名，听起来很有历史感，但因何得名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为此，我们特选取北京最早开通的地铁线路1 号线、2号线、八通线的多个站点，聊聊地名的由来。
苹果园：清代已无苹果树
苹果园初称“苹果村”，始于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从山西等地移民至京畿，由此形成许多村落。这些村庄由“四署”统辖，即蕃育署、嘉蔬署、良牧署、林衡署。京西的移民专门负责果树的栽种，谓之“果户”，由林衡署管辖。另据《明史》（卷186）记载：林衡署的管理太监多达32人，是“四署”中人员最多的衙署。
果户们除苹果外，还栽种桃、杏、李、桑葚、樱桃、石榴等。为了生产这些上乘水果，果户们采用移植、引进、嫁接杂交以及选育等技术手段。经过数年，林衡署果园的果树陆续开花结果，其果实为明廷御用。
明朝灭亡后，苹果树被砍伐殆尽，果户被遣散，果园成了清八旗兵的演武场，康熙皇帝曾在此举行阅兵仪式。民国时形成村落，称“苹果园村”，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此后村域逐渐扩大。20世纪 50年代首钢公司在此兴建宿舍区。
古城：远望像城堡的小村落
据传，这里因邻近西山脚下而被称为“西山村”，最初只是一个有着30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四周是庄稼地，村子周围生长着许多高大的白皮松，像一道高高的围墙，将村子包围起来，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城堡，俗称“古城”。
民间曾有“古城无城”之说，但经史学家考证，历史上此地确实建过城，且历史极为悠久。清光绪年间《顺天府志》记载：古城曾经是五代时期（907 ～ 960年）玉河县城所在地。另有学者考证，古城与辽宋时期在此驻军防御外族入侵和防治无定河（今永定河）泛洪所建的安祖寨有关，是一座土城。
相传，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义军攻打北京城的一个夜晚，义军来到今天的古城村一带，见西边隐约有一座城池，怕城中有埋伏，不敢贸然攻城，便下令待天明再攻打。谁知天亮以后再看那西边的城池，原来是个小小的村子。只是村子被两行枝叶茂盛而高大的白皮松合围起来，朝东的方向是村口，合围的白皮松在此有个很大的缺口，远远望去，很像打开的城门。当李自成得知这个村子叫“西山村”时，觉得不够好，于是将它改名“古城村”。
八角游乐园：更过名的站点
八角游乐园因邻近八角村得名，而八角村由来已久。据明代《宛署杂记》等史料记载，八角村距今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相传村民的祖先是明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逃荒的灾民，最初在鳌山（今老山）附近定居下来，以给朝廷充当果户、菜户或饲养骡马牲畜为生。因最先迁徙而来的是索、果、王、梁、左、肖、冯、赵八户人家，故称“八家村”。由于山西洪洞口音称“八家”为“八角”，故“八家村”被谐音为“八角村”。
1971 年 11月北京首条地铁线路延长至古城站时，在此设“八角村站”。1996年一座大型游乐场在此建设，因游乐场位于八角村附近，故称“八角游乐园”，后更名为“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八角
游乐园开放后，邻近的地铁站更名为“八角游乐园站”。
八宝山：曾为宦官养老之地
八宝山原名黑山，由东西两座山峰构成，最高处海拔103米。据《辽史·韩延徽传》和《宛署杂记》记载，汉代韩延寿（汉宣帝时期著名的士大夫，燕国人）家居此山。韩延徽及其子孙葬于此山南麓，故名“韩家山”“罕山”，后又讹称“黑山”。关于八宝山由来，另有几种说法。一是八宝山得名于八种矿物质，它们被当成八种建筑材料而广泛使用，故有“八宝”之称。所谓的“八宝”，指的是马牙石、白垩、青灰、红土、坩土、黄浆、板岩、砂岩八种黏土矿物质。
二是源于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八宝山脚下的山洞里藏着八件宝贝：金碾子、金磨、金笊篱、金簸箕、金笸箩、金老太太赶着金驴磨金米。人们说是山神老爷怕山洞里的东西被坏人偷走，就把洞中的宝贝变成了八种土，让更多的人用这些土维持生计。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人们就靠挖掘这八种土维持生计。
三是因传说山上藏有佛家的八宝物件而得名。所谓的“八宝”也称“八吉祥”，有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人们将藏着八件宝物的小山称为八宝山，并认定它是“吉祥之山”。
明永乐初年（1403年），司礼监太监刚铁墓修筑于此，旁边建延寿寺，后改名“褒忠护国寺”。以后成为明朝及清朝高级宦官年老离宫后的世代养老地，俗称“吉祥所”。 20 世纪 50年代，在八宝山南麓的元代灵福寺旧址上改建革命公墓，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从而使“八宝山”这一地名为人们所熟知。
玉泉路：因遥望玉泉山而得名
“玉泉路”这一地名只有70多年的历史，早年间是一条乡间无名小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北平（北京）。出于日本的利益与目的，曾对北平的城市发展布局进行了规划，在北京城西
部建设所谓的“西街市”，也称“新市区”，俗称“新北京”。1940年绘制的《北京市东西郊新市街地图》上已有“玉泉路”的标注。
1945 年 8月日本投降后，“新市区”的建设随之搁置。围绕这个中心地带，开辟数条纵横街道，“玉泉路”是其中之一。最初为乡间土路，1939年扩建成 4米宽的砾石路，因其北端与“三山五园”之一的玉泉山遥遥相望而得名“玉泉路”。
五棵松：出城之人相约之地
五棵松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一位邵姓官员病逝，遂葬于京西沙窝村附近，其墓周围有五棵高大的松树。这五棵松树有近 20米高，傲然挺拔，直冲云天，是当时京西一带的标志之一。
早年间出阜成门往西南有一条去往门头沟的大道，许多从门头沟往京城送煤的、拉骆驼的人大多走这条路，五棵松附近是必经之地。民国年间，出阜成门往西越走越荒凉，人烟稀少，时有打劫的强盗、土匪出没，许多人都不敢单独行走。为了安全起见，去往京西的人们就相约在五棵松树下聚齐，然后结伴而行。日子一长“五棵松”三个字便被叫习惯了，逐渐成为地名。
民国时期五棵松一带逐渐成聚落，称“五棵松村”。“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看上了五棵松这块风水宝地，在其周围构筑碉堡、炮楼，还修了一条土马路，美其名曰“新亚大路”。
万寿路：命名出自万寿寺塔
据《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载：因该路北有慈寿寺塔，俗称万寿寺塔，故名。”慈寿寺塔（又名“永安万寿塔”），俗称“万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神宗母慈圣皇太后出资兴建，为密檐式八角形十三级实心砖塔，通高约50米，为京西的标志性建筑。
“万寿路”这一地名只有70多年的历史。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北京）后，曾对城市发展布局进行规划，即在北京城西部建设所谓的“西市街”，也称“新市区”，俗称“新北京”。规划区域内设置数条纵横街道，“万寿路”是其中之一。
至 1949年时，该区域大多仍是荒丘、旱地和砂石坑。1949年后在该地陆续盖起居民房，形成居民区。
日本占领北京时，曾在万寿路地区建起日本兵营，常有驻军近万人。日本兵营司令部为三层楼房建筑，是当时北京西郊的最高建筑。1947年国民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裁撤前，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单位是“华北剿总司令部”，其总部机关便设在万寿路一带。
公主坟：确有两位公主埋葬于此
公主坟到底埋葬的是历史上的哪位公主，众说纷纭。一说是顺治的干女儿，另说是乾隆的义女，还有的说是奇女孔四贞，等等。其实早在1965 年修地铁时，文物部门就对这座公主坟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参考历史资料予以考证，将公主坟内埋葬的公主身份谜底彻底揭开。这座公主坟所葬的是清嘉庆皇帝两位下嫁蒙古王爷的公主。
2017 年第4期《海淀史志》载：20世纪 60 年代初，公主坟地区还是荒郊野外，但公主坟整体风貌还是很规整的。1965年北京修建第一条地铁时，两座公主墓正好在规划线上，所以在施工中被拆毁。因该站建于“文革”期间，故取“破四旧立四新”之意称“立新站”，后更名为“公主坟站”。1994年修西三环路新兴桥，仅存的陵园风貌被破坏，如今的公主坟已难寻其踪，但古树尚存。
木樨地：苜蓿的谐音
关于这一地名的来历，历来存在争议，有几种说法。
一说此地明代时种植过大面积的苜蓿，为皇帝的御马提供饲料。清代成村，称“苜蓿地”，民国时被讹化为“木樨地”。苜蓿为多年生豆科草本植
物，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优良，各种牲畜均喜食，素以“牧草之王”著称。
二说清代时门头沟去往京城送煤的骆驼队多出入阜成门，当时这一带生长着许多野苜蓿，所以赶骆驼的人时常在此歇脚，以便给骆驼喂些草料，日子一长，这里就被称为“苜蓿地”，后谐音为“木樨地”。
三说此地曾种植过许多桂花，因桂花树统称“木犀”，“樨”与“犀”同音义，木樨地即桂花之地。
四说此地曾是白云观的菜园，以产黄花菜闻名。黄花菜即金针菜，可食用，色泽金黄如桂花，俗称“木樨”，故称此菜园为“木樨地”。
从有关的史料记载来看，第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因为《明世宗实录》中就有关于明代军队在九门之外种植苜蓿的记载。而其他说法只是传说，无史料记载，难以考证。
南礼士路：礼士原本是驴市
南礼士路最初称“驴市路”，其得名源于驴市。清末民初至20 世纪 40年代，在阜成门附近曾设有驴市。那时去往京西门头沟等地，交通十分不便，骑驴是一种比较方便而经济的交通方式。驴市上的驴贩子守在城门西侧，见有雇主走过来，就主动搭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雇主交完租金就可以骑驴上路了，每天都是人来驴往的很是热闹。在驴市南面不远就是著名的白云观，每年春节要办庙会，于是骑驴逛白云观便成为很受人欢迎的活动，所以一到庙会期间，到阜成门驴市骑驴逛庙会的人很多，特别是初一和十五两天，驴市上的毛驴甚至供不应求。此外，在复兴门等处也有好几处“驴市”，日久天长，从西直门经阜成门直到复兴门，这条南北绵长数里的小街被人们称为“驴市路”。又因骑驴的人往来频繁，道路上到处是粪便，俗称“驴屎路”。
1949年以后，随着北京城市交通的发展，驴市逐渐消失了。没有驴市，再叫“驴市路”，名不副实，更不雅观，于是在调整地名时，依照“驴市路”的谐音更名为“礼士路”，其典由“礼贤下士”而来，后又将该路北段称为“北礼士路”，南段称为“南礼士路”。
复兴门：没有城楼的新城门
复兴门并不是京城的老城门，是70 多年前在老城墙上开凿的一个“门”。
1939 年占领北京之后的日军，在西郊筹建用了商业和住宅的“新市区”，俗称“新北京”。为沟通新区与城内的交通，便在内城西城墙，即在当时邻近邱祖胡同和卧佛寺街西口的城墙上扒开一处缺口，虽然称为“城门”，并无门楼，初名“长安门”。随后由此向西开辟了一条宽 10米的水泥路，时称“长安大道”。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亦为“复兴中华”之意。次年 11 月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一座十米宽的拱劵门洞，并安装了铁门，而门洞西侧的“长安大道”也被改称“复兴路”。
积水潭：从码头到小湖泊
今天的什刹海古称“积水潭”。《宸垣识略》记载：“禁城中外海，即古燕市积水潭也。”什刹海原为永定河故道所经之地，形成湖泊后被称为“积水潭”。元至元四年（1267年）以积水潭为中心兴建大都城，因“北人（蒙古人）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俗称“海子”，又因在皇城之西，所以也称“西海子”。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后，积水潭成为漕运终点，并建有码头，时有“积水潭港”之称。元朝时的积水潭包括现在的前海、后海、西海三湖，总水域比现在的三个湖还要大不少。元朝政府打造了8000 多艘运河漕船，把江南的漕粮运到大都积水潭码头。
元末明初，积水潭水源上游的村庄、人口增加，大量开垦，导致河道淤塞，积水潭的来水渐渐减少；另一方面，明代建的皇城将流经元代皇城东墙外的运河圈入，以保证皇家用水。水路被切断后通惠河与积水潭的联系因此中断，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点的积水潭也与京杭大运河失去了关联。不通航后，积水潭到大通桥的水系渐渐干涸，到民国时修马路便被填埋。此后，大运河运输来的物资，一般都到通州便弃舟，改用马车运进朝阳门。
明代漕运废弃后，积水潭逐渐内缩，并形成几个彼此相连的小湖，除沿用积水潭、海子的旧称外，也称“什刹海”。从明清开始，虽然积水潭失去了漕运功能，但由于邻近钟鼓楼，附近仍然是人口密集区，保持着前朝的繁华。
今天依然被称为积水潭的地方，成了积水潭医院内的湖泊，因元代的积水潭内缩后而分离出来的，并一直保留着“积水潭”之名。1956年在积水潭旁建成一所综合性医院，并以此得名。
建国门：当年只是城墙的大豁口
建国门虽然称“门”，却从来没有过“门”，其历史只有70 余年。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北京城。据《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 1939年起，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也称“新市区”），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所谓的“启明门”，其位置在城区东部古观象台东北侧，当时并没有修建门洞和安装大门，只是一个能通行车马和行人的大豁口。
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于1945年 11月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启明门”改为“建国门”，但也没有修建门洞和安装大门，一直是个缺口。以后随着旧城墙的拆除，这个缺口也随之消失，但“建国门”之名却保留下来。
永安里：外迁居民周转之处
20 世纪 40年代这里是京城东郊外，有几个很小的村落。50年代末为安置因修建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而拆迁的居民和一些建筑工人，在此盖起了一片屋顶为瓦楞板结构的四层红色砖楼房，整体建筑比较简陋，时称“周转房”，随后有不少城内的居民迁居于此。
与城里相比，这一带的环境还较为荒凉，生活多有不便，所以人们不想永远住在这荒郊野外，以为这里是暂居之地，希望能早日搬回城里去。不久这片居民区被命名为“永安里”，意为“永远安居乐业”。
东四十条：由南向北排列的第十条胡同
“东四”元代称“十字街”，明代于十字路口四面各建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因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如今牌楼早已消失， “东四”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而今的东四十条是指东四路口东北部的一大片居民区。东四十条即由南向北排列的第十条胡同，并非是“东面的第四十条胡同”。
北京称“条”的地名很多，“东四十条”是其中之一。所谓“条”，是指狭长的街巷，它是老北京小胡同的统称，可以说是北京本土的发明创造，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与街、巷、胡同共存延续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条”与“胡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和平门：改过一次名的门洞
和平门并不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老城门，而是80多年前在老城墙上开凿的一个“门”。
民国初期，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没有城门，人们往返于内城外城，不是绕行正阳门，就要绕行宣武门，极不方便。袁世凯统治时期，曾有人提及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袁世凯开始同意，但前门一带商人唯恐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致“王气”泄露。袁世凯极为迷信，恰又筹划称帝，便将此事予以否决。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回京，有商会代表民意提及开城门之事，冯玉祥欣然同意。当时是段祺瑞执政，名义上须报请他核准。冯玉祥遂将此事交与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
不久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了一座城门，说是城门，并无城台、门楼，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随后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以方便商旅、百姓往来。但不久奉系入关，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经请禀“大帅”认可，取名“兴华门”，寓“奉系得胜、中华兴盛”之意。
但“兴华门”的匾悬挂时间不长，便有人向张作霖进言：李大钊之女名星（音同兴）华，城门取名“兴华”，岂非为李大钊作了纪念？张作霖闻言大吃一惊，因他进京后刚刚杀害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多人，便立即下令将“兴华门”改为“和平门”，取“中正和平”寓意。
车公庄：原名“车轱辘庄”
“车公庄”这一地名的来历，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早年间附近曾有车轱辘庄，后谐音为车公庄，而对车轱辘庄的来历又有两种说法。
一说清朝时，京城西部城墙之外是一片乱葬岗子，出西直门往南再向西有一条土路，那些运输货物的除了骆驼，就是木轮马车，每次走过之后，便留下很深的车轱辘印迹，日子久了，人们便把路边的村子叫成了“车轱辘庄”，后来谐音为“车公庄”。
二说很久以前，此地生长着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叶片呈圆形而称“轱辘菜”，又因多长在路边，也叫“车前草”“车前子”“车叶菜”“车轱辘圆”，可以食用和入药，每到农历三月中旬便有人来此采摘。以后在此形成村落称“车轱辘庄子”。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名字叫起来有些绕口，被谐音为“车公庄”。
高碑店：京东第一店
高碑店是京城到通州的必经之地，素有“京东第一店”之称。其得名有三种说法。
一是说这里旧称“京亭”。清代《日下旧闻考》载：“通州至京城，中途有高米店，或呼高碑店。按宋洪皓《松谟纪闻》云：潞县（今通州区境内）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今之高米店疑即古之交亭，交，高，音讹也。”由此看来，其名由“交亭”谐音为“高亭”，再演变为“高米店”或“高碑店”。
二是说“高碑店”本是“高米店”。据《燕京略纪》载：“通州至京城，乘舟西行过高米店，一日即到。高米店乃高氏所营米市也。”如此看来，“高碑店”原来叫“高米店”，据传最初是一位姓高的南方人在此经营粮食生意，因这里紧靠通惠河，有可能是南方的稻米运到此后进行“批发销售”之地，形成村落后以店名得地名，后谐音为“高碑店”。
三是说“高碑店”曾叫“高蜜店”，相传有人以郎家园的栆树林养蜂酿蜜为生，方圆数十里来此购蜜者颇多，因此而得名。又因村中古刹地藏庵原有铸钟和碑上均有“齐门外（今朝阳门）高蜜店信众”等铭刻，可以为佐证，但“高蜜”何解，并没有说明。
双桥：通惠河上的两座小桥
通惠河是元代开挖的一条人工河，主要用于漕运。明代为了方便人们来往于河的两岸，在通惠河东段修建了两座小桥，东为石桥，西为木桥，因两桥相距不太远，统称“双桥”。
后因东面石桥附近有普济闸，故改称“普济桥”，而西侧的木桥一直沿用“双桥”之称。清代时这两座小桥曾多次修缮，民国时也曾改建，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成危桥。1974年 8月双桥被拆除，在此新建了一座三孔的钢筋混凝土桥，仍以“双桥”而称。1987 年 5月普济桥也改建为四孔钢筋混凝土桥，也仍以“普济桥”而称。
八里桥：清军与英法联军血战之地
据《通州史话》载：八里桥本名“永通桥”，坐落在通惠河上，因东距通州城八华里而称“八里桥”或“八里庄桥”。因远望此桥如长虹卧波，月轮堕水，故有“长桥映月”之称，为“通州八景”之一。该桥是京东入城咽喉，曾有“陆运京储之通道”之称。它与京西卢沟桥、京北朝宗桥、京东南马驹桥合称“拱卫京师四大桥”。
永通桥最初是一座木桥，因通惠河坡度较大、河水湍急，常将木桥冲毁，影响交通，因此有内宫太监李德奏于明英宗，建议于此地建石桥，英宗准奏。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石桥竣工，英宗赐名“永通桥”。该桥造型极为特殊，中孔较高，这种构造是专为漕运需要设计的。通惠河运粮船多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拱桥，势必阻碍漕船的航行，为此工匠们将桥的中孔建造得相当高耸，漕船可直出直入，故有“八里桥不落桅”之说。
1860 年8月，“英法联军”自天津向北京逼近，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自通州郭家坟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清朝军队在僧格林沁率领下与英法联军近两万人在永通桥上浴血奋战，用大刀长矛、血肉之躯阻击洋枪洋炮，血染通惠河，这就是中国近
代史上著名的“八里桥之战”，至今在古桥护栏上尚留有当年炮弹轰击的弹痕。
九棵树：地名由来传与乾隆有关
关于这一地名的由来，有两种“版本”。一是说九棵树在清代时形成村落，最初只有赵、张、金、苗四姓，因该村位于进出通州城的大道旁，从村口至旧城南门的路边植有九十九棵杨树（另说槐树），所以被称为“九十九棵树村”。后来人们觉得“九十九棵树村”叫着绕口，就简称为“九棵树”。据传当年那九十九棵杨树，自通州南城门向南排开，高大挺拔，树冠有昂扬之势，成为城外大路上的一道景观。每至盛夏绿树浓荫，出入城门的人们多在树下歇脚乘凉。而今九棵树村已和通州城区连成一片，但那九十九棵树早已消失。
二是说早年间九棵树附近曾有九棵高大的杨树（另说槐树），形成村落后以树称地名为“九棵树”。相传，最初的九棵树一带只有五六户人家，是距通州城只有二里地的一个无名小村。因村前有九棵高大的杨树，树下有一口水井，人们常在树下乘凉，后来村子逐渐扩大，九棵高大的杨树便成为村口的标志。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通州城，路过此地时，正值晌午，烈日炎炎，于是在茂盛的杨树下乘凉。这时他又饥又渴，随从一见，连忙从树下的水井中打上水来，让他喝了。当乾隆喝完水后，
顿感凉爽，便即兴赐予此井为“琼池”，并将为他遮阳的九棵杨树封为“九臣树”。但人们觉得这个名子过于文雅，便直接称“九棵树”，村名也因此而得。
这两种说法，前者 1992年出版的《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略有记载，而后者系民间传说。
土桥：兴衰皆因大运河
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土桥正名“广利桥”，建于元代，位于土桥村的通惠河故道上、通惠河广利闸东侧，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入大都城的重要桥梁。
当通惠河水量不足之时，南方漕米和北方贡物便在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张家湾下船，再陆运至北京和通州。为了便于车马通行，就在通惠河咽喉必经之地，修建了一座木桥，因邻近广利闸，初名“广利桥”。该桥的桥面为灰土填垫夯实，因日夜车马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俗称“土桥”。
明朝万历年间，木桥不堪重负，改建成独劵平面石桥。土桥因紧邻张家湾码头，桥上总是车水马龙，山南海北的人络绎不绝，让土桥名传四方。天长日久，此处建村即以“土桥”为村名。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洪水泛滥令运河彻底改道，之后连张家湾码头也废弃了，土桥和入京大道才渐被遗忘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