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利：从草根学者到清史专家
在京城文化圈，提起冯其利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至于他去世多年还有人怀念他。他是研究清代爱新觉罗家族世系的专家，主要成果是《寻访京城清王府》《清代王爷坟》。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清代史学家的地位。他历尽艰辛勘察爱新觉罗家族的王府与坟墓，得到了包括溥杰先生在内的家族成员的认可，更有人评价冯其利“以一己之力填补清史空白，可钦可佩”！
我与冯其利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冯其利因为巧合而相识。一次我看望郭布罗润麒先生（婉容皇后的弟弟），请郭老为我的《圆明园四十景初探》一书题写书名，郭老欣然接受，让我很受感动。谈话即将结束时，郭老说，前两天有个年轻人来我这里，咨询了一些事情。郭老跟我说这个年轻人叫冯其利，人不错，做事很细心，是个干事的人。我听说后，向郭老要来了电话，从此，我与大冯联系上了，那时他还在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工作。
我与大冯一直靠电话联系，直到 2006 年在海淀区政协文史会议上，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是受海淀区政协老主席张宝章邀请出席会议的。那次也巧，我与大冯到达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大冯进入会议室便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我进来后就坐在了他的旁边，因不认识谁也没说话。后来大冯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金鉴。他说你就是金鉴啊，咱俩通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没见面。我高兴地说今天总算见面了。其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聊
了很多，也很投缘。
我从小生活在成府村，对成府村怀有无限眷恋之情。2000 年我曾经与大冯在电话中谈到关于成府村名的问题，大冯赞同清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府之说，为此他还在当年的《北京文物报》上撰文《成府路的成府》。
2009年的秋天，我意外地接到大冯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清河三家毛纺厂旧址发现一扇石门、一座石碑。他认为石门是有钱人家坟墓的墓门，并希望我能帮忙打听打听，此处是谁家的墓？我来到他指定的位置，拍摄了墓门，以及刻有“满蒙堂”三字的石碑。经我的好友杜泽宁先生考证，这块石碑是日伪时期清河制呢厂由满蒙毛织株式会社代管时，厂区的界石。
大冯老说时间不够用，“他是
在拼着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赛跑，因为那些遗迹被毁的越来越多，知道这些历史的老人越来越少，要赶在消失之前记录下最翔实的资料。”大冯说得多好啊，他是位严谨的学者，是对历史负责的学者。我因为大冯的提醒而将界石拍摄下来，不久之后，再去看时，界石就已经无影无踪了。而那扇汉白玉墓门的来源，经多方打探始终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好在墓门和界石均已经被我的好友杜泽宁收入在他编著的《畿甸清河图录》中，大冯的发现没有被埋没，这段历史也没有被埋没，历史会记住他的努力。
大冯是在拍摄井盖的时候，发现墓门和界石的。为啥要拍井盖呢？他说，做事就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从井盖可以看出北京城不同历史时期的市政建设。他已经拍了10数卷胶卷不同特征的井盖了（后来得知在他去世前已经拍了50 多卷胶卷照片，写了20万字的文稿），从长安街开始，他走过旧城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据他统计，北京有 842852 套井盖，十米八米就一个，而拍井盖只能靠走。我钦佩大冯独特的思维，他所拍摄的 50多卷胶卷的“井盖”，记载着他不懈的努力，执着忘我的精神，只是他这项关于京城市政建设的著作并没有出版，令人遗憾。我将大冯这段不为人知的事情说出来，希望能够鼓舞有心的年轻人创一条自己的路，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
草根学者的不平凡之路
大冯之所以走向成功，绝非偶然，这是他通过一系列顽强不间断的努力得来的。向宏先生在大冯撰写的《寻访京城清王府》一书的编辑后记中说：冯其利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彻底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他的师傅冯宏达。冯宏达是冯玉祥之兄冯基道之子，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慧眼识人，先让他专攻日语，拜中国人民银行经济所的研究员胡彦尊为师。这一学就是3 年。日语基本掌握以后，胡又告诉他，人不懂历史不行，要他读明史。于是他
一头扎进明史里。后来他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原《学习》杂志主编、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先生，并在郑先生的影响和教诲下，开始接触清史。从 1978 年到 1982年短短的 4年，他通读了包括《清史稿》在内的百余部清史专著，同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1982年，大冯从《北京晚报》上得知，辽宁抚顺萨尔浒古战场开放，展出的许多石刻都是从北京西郊隆恩寺运去的。他赶快去隆恩寺调查，在附近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墓地遗址，地宫建筑豪华，打听后得知是处清代的王爷坟，可谁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带着这个问题大冯拜访素未谋面的溥杰先生，溥杰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为他推荐了几位清史专家，他一一拜访后，最终弄明白了墓主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即清朝初年的饶余敏亲王。在溥杰先生和几位清史专家指导下，大冯从此走上了考察爱新觉罗家族世系的墓葬之路，经过30 余年呕心沥血的努力，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大冯研究的是清代宗室王公墓葬。清朝入关前后有十二代皇帝，光皇子就有近百位。亲王、郡王也封了百余名，他们死后大都埋在北京近郊风景秀丽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王爷坟连墓碑都找不到了，地图上标的地名也不准，有的只标出坟冢，却不标名称。经过极其漫长的自我修炼的过程，掌握了丰厚的理论知识以后，20 世纪80 年代，大冯开始实地勘察。十几年来大冯跋山涉水，足迹踏遍京郊，包括河北，走访了80 余处王爷坟、公主坟，并走访了数以千计的村民以及看坟户，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包括调查京城的
王府，走访上千位爱新觉罗后裔，并一一做了笔记，还与他们保持联系。大冯的研究确实很难，需要一个一个地寻找线索，查询资料，实地考察，但他觉得正因为难才有价值。
每个星期天，大冯带上干粮就出发了。先是坐火车或公共汽车，然后就是步行，一天下来，走几十里路翻两三座山头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因没赶上火车，在密云火车站还被当作盲流受到民警的盘查……一次在房山区深山里考察，大冯翻山时走错了路，带的干粮早吃完了，他情急之中开始吃野葡萄、山核桃。考察果郡王的坟地时，抄写完墓碑已是夜幕降临，深夜山风大作，又冷又饿，他就找了一个破庙，倚在墙角熬到天亮。那难熬的一夜，需要多么顽强的毅力啊，实在让人敬仰与钦佩。
几年下来他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对积累过程的艰难不以为意，却念念不忘有谁曾经帮助过他，所有他接触过的皇族后裔没有一个因他是普通人而慢待过他。他以执着的精神感动着爱新觉罗家族后裔，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1996 年他的《清代王爷坟》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填补了清史研究的空白，大冯由此在北京史学界有了名气，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研究清代王爷坟的人。然而大冯却认为这只是自己研究的道路上的一个起步而已。相对于王爷坟这座冥府而言，墓主生前居住的王府因其丰富的内涵更具研究价值。这些王府除了极少数 有幸成为国家或地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大多数历尽沧桑而衰败；许多散落在京城胡同中为人所不知的王府也迅速地随着旧城改造而消失，它们很快就像众多王爷坟一样，淹没在社会转型与经济腾飞的喧嚣之中。抢救这些历史遗存和有关他们的口述实录，让大冯更加平添了一种紧迫感。
2014 年的一次电话交流中，大冯说最近身体欠佳。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一本本专著、一篇篇论文都是靠生命和健康换来的。身体已经耗到了头，全靠精神在支撑着。他的好朋友杨海山说：“他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也干了别人想干而干不了的事。”当然这是后话。
大冯长我 6岁，是祖国的同龄人，我没有想到当年年底大冯就弃我而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深深地为大冯走得如此之早而惋惜，深深地为大冯正是进入收获的季节却无声无息地走了而遗憾，深深地为他此生弥补了京城王府及王爷坟的考察之空白而骄傲，深深地为他由一位工人顽强地通过自学达到清史专家水准而高兴。大冯短暂的人生因他的人生自觉铸就了如此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冯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将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在他生命最关键的时候，我为没去看望他而深深地自责，也为我失去这样一位执着有为的兄长而欲哭无泪。
直到大冯去世，我也没有一张与他的合影，总感觉以后有的是机会，不承想却天人永隔，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