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下斜街与李大钊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在《牺牲》中道出此言的革命家李大钊，38岁牺牲后，灵柩曾在宣武门下斜街长椿寺里，一放就是六年。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很早就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了。从 1919 年到 1926 年，他曾被监视和通缉，他的家人和住所也常被流氓暗探威吓、袭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倒台。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贴出布告宣称“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并下令通缉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领导人。《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被杀害，北京处在更加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1926年 3 月底，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以及家人，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继续领导北方革命斗争。
按照《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尤其不能携带枪械进入。但许多军阀密探和帝国主义间谍严密监视着旧兵营。面对越来越险恶的形势， 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李大钊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坚持留下来继续战斗：“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这样的重要，哪里能离开呢？”奉系军阀在确认了李大钊和国共两党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后，即派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严密监视，还派暗探化装打入内部，侦察各重要领导人所住房间，绘制成图，随时准备展开大逮捕。直至这一刻，李大钊仍有脱身机会，但他依然选择坚守。
1927 年 4 月 4日，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得知张作霖已决定包围苏联大使馆兵营、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连忙通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中共秘密党员），请他转告组织立即撤离。
李大钊听闻后，也意识到了危险。他设法送走一大批同志，还做了焚毁机密文件、练习打枪等一系列的应变准备，格外忙碌。家中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李大钊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沓沓的文件被扔进熊熊炉火中。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好奇地询问：“爹！为什么把它们烧掉呢？怪可惜的。”李大钊沉默良久，严肃说道：“不要它们了，就把它们烧掉。你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
他的坚守，正如他倡导的一种精神：“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
1927 年 4 月 6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在得到帝国主义与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后，派出宪兵、军警等 200 多人，把东交民巷东、西、北三面围堵起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大使馆界内，袭击苏联大使馆，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进行大逮捕。
当时，李大钊正在里间屋中伏案工作，长女星华坐在外间看报。“砰——”突然一声枪响，带来一阵纷乱的叫喊声，许多人从矮小的围墙上跳进院子里。屋
外，“不要放走一个！”的吼声此起彼伏，全副武装的宪兵、军警、便衣侦探蜂拥而入，用十几支枪口对着李大钊父女俩。搜捕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逮捕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80余人，同时搜去国共两党的大批文件。
李大钊等人被捕后，激起了北京及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界人士积极开展营救行动。4月 9日，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校联合召开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并推举代表走访张学良，提出“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等五点要求。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 多人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北方铁路工人提出劫狱计划，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得知消息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认为营救计划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能再要同志们做冒险事情而耗费革命力量”。
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法庭上，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展示出共产主义领袖的大无畏气概。他在狱中度过了22个日夜，从未提起个人家事。最后一次审讯时，也是被捕后唯一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女，他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们，没有说一句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是进行所谓的
“军法会审”。1927 年 4 月 28日上午，在京师警察厅南院大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70分钟，便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下午，李大钊等被秘密押至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
对于李大钊临刑前的情形，有多种说法。4月 30日，《申报》对施刑情况记载如下：首登绞刑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而死。《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如下记述：临刑前，监刑官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什么话要说，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回答：“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份也，何函也？”为追求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李大钊等牺牲后，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内。
当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直到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绞杀。这一噩耗使李夫人“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英勇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党为之哀悼。许多受到李大钊教育影响的青年，在他的精神激励下，继承他的遗志，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5月 16日，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北区委在汉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党中央决定派专人北上料理李大钊丧事。
由于当时北京白色恐怖笼罩，李大钊的灵柩6年内未能安葬，一直存放在宣武门。直到1933 年4月，才在北京万安公墓为李大钊举行公葬。1983年，在李大钊诞辰 94周年之际，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正式建成。中共中央发表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对李大钊革命的一生给予崇高评价。
李大钊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也为当代共产党人留下一份宝贵、丰富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