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与“墅中对”的历史承接
东汉末年，天下板荡，诸侯纷争，群雄并起，为讨对策，刘备隆中，三顾茅庐，一番对话，几番分析，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隆中之对，千古流传。而当时光划到 20 世纪 40 年代时，一代伟人毛泽东，高瞻远瞩，在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防止骄傲，恰在此时，甲申雄文适时而出，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甲申对”。而对于跳出“周期率”的问题，延安窑洞的一席铮言与笃信坚定回答，又有了与“隆中对”相媲美的“窑洞对”。不仅如此，继“窑洞对”之后的进京“赶考对”，则成为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命题。在香山，“客人”与“客人”的转换，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领袖，以虚怀若谷的胸襟问政“客人”，于是便有了“墅中对”的历史承接，从而有了香山第一位“客人”共商国是的演进，以此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成立夯实了重要的制度设计，也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
甲申对
从香山迎客，到香山客人，时光铺叙了历史进程。而入住香山的客人，因其身份的特殊，因其古今大事皆于胸，于是，我们便将镜头先推向远方，推到1000多年前的东汉。
东汉末年，天下板荡，诸侯纷争，群雄并起，年近知天命之年的刘备，虽有匡济之心，但乏经纶之策，只有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后来，经他人举荐，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有了一番精彩对答。对话要旨，分析清透，为汉末“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复杂形势捋出了一条主次分明的脉络。刘备听后，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这就是历史是最著名的、千古流传的《隆中对》。
当历史的时针划到20世纪40年代时，“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相继而出，同时还有了“墅中对”的历史承接。这一历史承接，不仅告诉读者，谁是入住香山的客人，还清晰明了新中国奠基伟业的指向，设计了新中国制度建设，开创了中国式的民主，并完成了一份绝佳的民主答卷。
时光进入 1944 年，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 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文章首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一时激起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视郭沫若的文章为瑰宝，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
1944 年 4 月至 5月间，毛泽东在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不久，林伯渠专程从延安飞抵重庆。他亲自告诉郭沫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备受鼓舞，深幸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当晚，郭沫若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在
延安的朋友分别写去书信，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944年 11月，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已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并说：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还指出:“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这一对话被后人称作“甲申对”。
窑洞对
一年后的7 月 1日，即 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之邀访问延安。67岁的黄炎培，字任之。是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浦东川沙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曾首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 30人在机场热诚地欢迎他们。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 5 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讲中说中国 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人，失业的又有多少多少人。那一大群听众中有
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毛泽东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他们还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黄炎培通过多次与中共领袖促膝长谈，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乎意外。”黄炎培感触颇深，他稍顷酝酿，展露笔端，写下了《延安》诗：
当黄炎培一行将要返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鄜州月色巴山雨，一为苍生泪欲潸。
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进行，所以人们便将这段对话称为“窑洞对”。
“窑洞对”是一个现代典故，可以媲美于 1000 多年前的“隆中对”。黄炎培以“兴亡周期率”相询，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问答之间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描绘了一个清晰的线路，其意义到今天不但未失去分毫，反而让人觉得有越来越重大之感。正因为毛泽东能够像诸葛亮那样，用几句话就从战略上给出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历史必由之路。所以，这一“窑洞对”，和“隆中对”一样，传颂下来。我们深信“窑洞对”必将传颂千古。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任一史家、党史研究者或媒体，在引用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时，有几处需要格外留心，如“其兴也浡焉”中的“浡”不是“勃”也不是“渤”； “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的“不少”本来是两个，不要丢掉一个或划掉；“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中的“把”，不要写成“用”或者“靠”。
“窑洞对”也是延安整风的最大收获。如果说防止骄傲自满
和精神懈怠是决不做李自成的答案的话，那么，“民主”则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决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的对策。两个答案一个具体，一个宏观，都与周期率相关。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疑问胸有成竹，坚信找到了跳出周期率支配的一条新路，是对李自成历史教训思考的提升。
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醒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他还在会议上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不但得到了全党一致拥护，而且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赶考对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毛泽东把进京执政当作是“进京赶考”，也是告诉大家进京赶考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金榜题名”，一个是“名落孙山”。“金榜题名”就是考试及格，考试及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能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名落孙山”就是考试没有及格，不及格就会和当年李自成一样，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两个伟人的简单的几句对话，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不是说给周恩来一个人听的，是在向全党发出强烈警示。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也不仅指一时的赶考，而是永无止境的赶考。
毛泽东反复告诫中央直属机关的警卫战士和干部，进城不是去享福，是继续干革命。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叫到他的住地，要大家做好准备。这准备不是搬家前物质上、政策上的准备，是思想上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在思想上一定做足功课，到北平不能当李自成，是要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心系人民，心系党，为了从制度上对进城的干部战士进行约束，进城前，特别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进京守则”：一是把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带进城市；二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是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四是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不知者不应求知，自己知道的不得外传；五是出门不准携带武器，不准携带机密文件；六是进城三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是不许贪污浪
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奉承迷了心；八是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指示要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尤其防止进城后腐化变质。
从西柏坡一同出发的边区主席林伯渠，已是63岁高龄。他时常连续工作20个小时，还在日记本上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以警示自已，努力工作。他不辞辛苦，奔赴沈阳，接民主人士到北平。马不停蹄，没有停留息歇，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三点意见，涉及军事、经济和统战。他熟记“进京守则”，又自拟《入城守则》6 条：1. 不做旧诗；2.不持手杖；3.不吸纸烟；4. 每天挤时间读书报；5. 每天挤时间散步；6. 尽可能地接近实际与实践。并再次提醒自已：高高在上，渺渺予怀。高而无位，亢不得众。提纲挈领，拉朽摧枯。涤秽荡瑕、如汤沃雪。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的自律和清醒。他不以延安“五老”自居，不以高位自居，把人民群众装在心中。坚持学习，并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更好更多地为人民办事。但一句“尽可能”，更加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而“提纲挈领”的科学工作方法，更是对以往的工作总结，对以后工作的注意，抓主要矛盾，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就一定能摧枯拉朽般地完成好革命任务。荡涤掉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这是共产党人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动力。
一代伟人，不仅是制度的制定者，更是执行者。在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途中，到了保定市，闻知保定市要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而在这之前一个月，即 2 月 14 日，中央曾给华北局一电报，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土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要开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这不仅体现了中共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
墅中对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集体和解放军总部全部迁至北平。这一天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阅兵，检阅驻北平部队。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征衣未解，就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各界民主人士，在颐和园益寿堂，会面欢叙，庆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彻底胜利。当夜很晚，毛泽东从益寿堂返回香山，进驻香山的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在香山公园东南麓的半山腰，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香山静宜园“松坞山庄”旧址。这里环境幽雅，竹林苍翠、银杏遮天蔽日、松柏挺拔，建筑古朴。院内一座石壁下两眼泉水汩汩，乾隆在泉旁石崖上御题“双清”二字，因此得名，且有香山二十八景之一的美誉。1860年和1900年，这里遭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洗劫焚毁而废弃。
1917年，河北省发生特大水灾，大批难民涌入北京。曾任袁世凯政府（1913 年至 1914 年）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被北平各界推举出面主持赈灾工作，为安置滞留北平的 400多名受灾孤儿，熊希龄在香山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并自任院长（香山慈幼院旧址即今香山饭店所在地）。熊希龄在创办香山慈幼院期间，还为自己建造了双清别墅这一住所。
熊希龄，其人年幼时被喻为“湖南神童”，成年后才华横溢， 1913年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告别仕途。熊希龄先生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37 年 12 月 25 日
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 岁。
双清别墅整个院落，约有7000平方米，别墅门楣上阳刻楷书“双清别墅”，是熊希龄的亲笔，字迹端正清秀。
1949年3月25日夜，毛泽东一踏进这个院落，就有一句：这院子好大呀！ 3 月 25日夜，到6 月 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毛泽东下山赴会，并发表讲话。此后，他的办公地点为香山和中南海两地。直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天，即1949 年 9 月20日，毛泽东才告别香山双清别墅，定居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
如果说，熊希龄是双清别墅的主人，那毛泽东则是走进香山别墅的第一位客人，客人的身份极为显赫，其职务是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而随着历史进程，在中共中央选址香山，作为进城的过渡时期的办公和住所之后，在这里的香山慈幼院，就按双方的协定，香山归中央所有，香山慈幼院则妥善地安置到市内的西安门办学。
这样说来，昔日的香山慈幼院、来青轩、双清别墅，已是今日中共中央办公之地，而随着“五大书记”的入住，他们便成为这里的主人。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一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就成为双清别墅的真正的主人了。
那毛泽东这里会见的第一位客人又是谁呢？第一位客人是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0 卷 204页：26日星期六晴。夜，毛主席单独招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四人同餐。
在众多等待毛泽东接见晤谈的老友新朋中，毛泽东在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设宴单独邀请来此做客会晤的第一人，就是党外人士黄炎培。
当时，毛泽东还宴请了黄炎培的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泽东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晚宴上，毛泽东与黄炎培长谈良久，完全沉浸在别后重逢的欢乐之中。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细节，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在《黄炎培与毛泽东》一文中有这样的披露：
毛泽东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中
两位老友躇踌满志，纵谈时局，直至午夜。黄炎培心潮澎湃。从交谈中，黄炎培深深感受到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这使他大为感动，他决心在今后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和作用，以不辜负毛泽东的希望和重托。
这次香山双清别墅的谈话，是历史的承接，是革命进程的演进，是新中国奠基的基本方略。这次香山双清别墅的谈话，设计了即将成立的国是政策，确定了国是的制度方式。所以我们将这次谈话概述为“墅中对”，这是基于开国奠基的关于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的伟大策略及制度建设的伟大高瞻，这也是号令，更是方针。
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决定分别发电。夜十一时后始归。”
黄炎培在香山双清别墅，完全得到了当年在延安时的历史之问，毛泽东以完全的民主新路，铺就新中国伟业的开启。黄炎培再次领略毛泽东的雄韬大略和建国理念。在双清别墅黄炎培欣然接受毛泽东的重托，誓与毛泽东所指民主新路同迈进。于是他很快草拟了发给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的电报，并于3 月 28 日交李维汉代发:“写成电稿五通，面交李维汉（根据与毛主席谈)。(1)电上海王艮仲等：1.请御秋来， 2. 艮仲偕来，3. 吴呈禧等来。(2)电香港李一平，复两点，促早来。(3)电香港寿墨卿及江、高、李、王，工商考察团事。(4)电陈嘉庚，促早来。（5）电陈仲闳，报告抵平。
在这之后，黄炎培打破了他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他一直记着毛泽东对他“做诤友”的嘱托，先后给毛泽东写过90 多封信。以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争当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诤友，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国民主建国会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毛泽东向黄炎培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泽东深知黄炎培在民族实业界的威望，寄厚望于黄炎培对中华民族实业的振兴。
当黄炎培谈起他创建民建的过程和工作的发展情况时，毛泽东听后极为欣赏，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黄炎培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给黄炎培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他再三强调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希望黄炎培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
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携手共进，开创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形式，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进京后的第一邀约，走进香山的第一位民主人士这一客人实情，正是共产党人交出的第一份民主答卷。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举行，真正的中共代表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 2 人，其他代表涵盖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方面，实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广泛参与。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共有23个方面134人参加。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有45个方面及特邀代表共 662人参加。真正的民主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随着人民政协的胜利召开，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正式确立成为我国的重要民主形式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也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作者简介
闫树军，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史学稽考、文献影像方志研究者，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