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继孝：在历史的烟尘里触摸真情与真义
“鲁迅博物馆荣誉馆员”“著名作家”“名人手迹收藏家”“文化学者”……如此之多的“名头儿”对于初识方继孝的人来说，总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会问一句： “方老师正差儿的职业到底应该算啥？”而对于熟悉方继孝的人来说，这些个“名头儿”哪个都不多余，犹如一位北京爷的滋味生活，单择出哪一样儿，都觉着过于突兀，而就当这些爱好、这些所长、这些嗜好、这些追求——
一块堆儿拼凑在一起，“滋味”二字才有了真正的含义。正如方继孝和他的收藏故事，因情结缘，因意相守，因感而走出了一条悠然且豁达的收藏之路、人生之路……
此情延绵，结缘偶遇守护一生
面对一位收藏家，总免不了俗，采访的首个问题仍旧落在了他与收藏结缘的第一次“回眸”
之上，不过行文如烹菜“一百个人做同一道菜，会有一百种味道”，于是更希望将笔墨落于生活，落于更本初的方继孝。
在方继孝刚刚步入社会的年月，父亲、兄长曾离开北京，和他们的主要联系方式，便由书信往来承担起来。一封封带着问候与关爱的信函，架起了亲情的桥梁，也成为了青年方继孝寄托对父兄思念之情的载体。于是，母亲陪嫁来的两个小木箱子便成为了这些书信的新
家，箱子曾经的“主人”——收藏多年的小人书也只得为这寄情的书信“搬迁”。在方继孝看来，这些书信不单单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可以多次反复品读，承载亲情的见证。伴随着收集的信件越来越多，他开始按照日期和往来信件的主人归纳分类，这样最初的有序分类方式，冥冥中为他日后的收藏打下了基础。
邮寄书信少不了邮票，在购买邮票的过程中，主题多样、设计精美的纪念邮票引起了方继孝的注意。一方面有目的地选择成套系的纪念邮票，一方面针对“实寄封”的收藏开始动起了脑筋。例如一套以地方文化为主题的邮票，方继孝会有针对性地将对应地点的邮票贴在信封上，随信附带此套邮票的另一张邮寄给对方，再由对方将贴着崭新邮票的信封和之前的老信封一同寄回。拥有完整“邮路”印记的“实寄封”在家人和朋友的情感传递中共同“铸就”，且收集得越来越多。
可以说念旧与重情的性格让方继孝与收藏结缘，那么他收藏之路上的一路前行，正可谓和“情意绵绵”相伴相随，也在助推见证着他迎来一个个收藏之路的重要节点。
那是设计精美的首日封，上面的邮票及封面图案洋溢着艺术感，也见证了各行业、领域的纪念日，尤为特别的是，首日封上的名人签名寄语，为这些小小信封带来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当时，首日封（还有纪念封）并不被集邮爱好者重视，甚至还是随邮票搭着销售的，但也正是这些首日封将我带到收藏之路新的
台阶。”如今方继孝还记得第一次拿着首日封，请与主题相对应的人物签名的忐忑心情。那是一次会议的间歇，当他将那个首日封递到对方面前的时候，还在想着被人家拒绝该怎么办？没想到，这样的相邀如此顺利，对方不单答应签名寄语，而且还会对首日封的内容产生兴趣……现在想想，这是藏品自身的魅力所在。正是这样的“助缘”之下，方继孝之前的顾虑烟消云散，脚步也迈得越发大了起来。他对收藏的首日封进行详细分类，参加不同活动，便会带着相应主题的首日封，一有机会便会邀请嘉宾在首日封上签名留念。此外，更会“主动出击”，将首日封邮寄给对方，相邀签名回寄。出乎意料的是，受邀者百分百配合签字，更有人附上回信，对方继孝进行鼓励。
一份信任、一份助缘，奠定了方继孝最初的收藏之路，也见证了无数情谊融于藏品的过程。而当他的收藏之路“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他所见证的则是更多人的情感、经历甚至人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继孝在一位邮商处发现了一批作家填写的登记表，其间不乏知名作家亲手填写的回函和信件，如获至宝的方继孝一下子购入了几百封。通过这些新的收藏，方继孝如掘到了金矿，因为这些藏品背后更承载了曾经主人重要的工作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上，方继孝开始有目的地寻找名人信札、手迹，因为当时这领域尚属收藏空白，市场并不重视，所以淘宝的机会还有很多。例如一次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一口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信函出现在方继孝的视野当中。发稿单、出书合同、作家亲笔所书的序言……应有尽有。更为惊喜的是，里边居然发现了茅盾对《鼓吹集》亲笔所书序二页，巴金对《新生》亲笔所书序一页……因为这一缘故，方继孝还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双序斋。
方继孝与收藏因情结缘，因情助缘，又因情而助推。
那是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肖振鸣先生参与筹办的一次“北京首届民间收藏精品展”，在这次展览中，方继孝与他的“名人手迹”收藏崭露头角，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伴随而来的是《字字珍藏: 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及《旧墨记》丛书的出版，为更多人敞开了名人信札手迹收藏知识的大门，尤其是《旧墨记》一书还获得了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奖，成为“中国礼物”传递中国文化。
但在这一切的殊荣中，方继孝记忆犹新的却是当时展览中的一件藏品，由老舍先生送给进步文人吴晓铃先生的立轴，内容为老舍先生书写的签名诗，也就是将受赠者的名字巧妙蕴含在诗句中。这份藏品吸引了老舍后人来馆参观，舒乙先生与方继孝在老舍先生书法前合影留念。
其意深长，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
“单纯的收藏，对于藏品的存在价值是不公平的，一个只会‘看摊儿’的收藏者是不合格的！”在越来越多因藏品而带来的情感刺激下，方继孝开始了新的思考。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让藏品以更饱满的状态传递给后人，充分体现
它们的价值，这才是收藏者应该更多考虑的问题。在这样的思考下，方继孝对藏品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这也标志着一位收藏家进入了一个更为豁然、宏广的阶段。抽丝剥茧、认真梳理、史实分析、豁然开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方继孝收获了更多的感动。
那是厚厚的一摞判决书，那是一本《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小册子，那是黄宾虹清点鉴定故宫书画的名录，这些方继孝的藏品，也钩沉出两代故宫院长的误解、化解，以及历史著名的“故宫盗宝案”真实始末。
“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观听者匪细。”1937年，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在弥留之际将一份陈情书托老友转交给国民政府。
易培基与故宫博物院关系至深，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易培基在北洋
政府任教育总长。故宫收归国有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928年北伐成功后，作为国民党和故宫博物院的元老，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这样不吐不快的含冤还要从一位画坛人物——黄宾虹说起。
当时，故宫博物院为了清点皇室遗留的书画作品，邀请黄宾虹作为鉴定者，在近三年的鉴定过程中，黄宾虹认为其间有不少赝品存在，用他的话说：“画学以故宫论之，鄙人考查近三年，每日尽早暮之力，赝者十之八九。然赝者未可尽废，有同时之赝、后人之赝，多可参考精神与面目。”这样的鉴定，无疑会将苗头聚焦到易培基身上，更有甚者以“故宫怎会有赝品出现？”为由，将监守自盗的欲加之罪扣在了他的头上，便有了著名的“易案”。
然而，当时社会各界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其中以同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的吴瀛先生最为著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鸣冤。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误解，当时吴瀛将矛头指向了易培基的继任者马衡。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举了个例子：有人散布传言，说易培基把故宫古物馆中一大批成扇送给了张学良。别人问起此事，当时身为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却说：“不知道！”吴瀛认为，这仿佛是知道而避免得罪人的表现，使人家得到一个疑心的反证。而且易培基辞职后，张继等人推举马衡做了院长，他无形中成为“易案”的最大受益者。
面对吴瀛等人对于“易案”情况的反映，毛泽东特批示给当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对此，董必武也进行了后续的调查。其实对于马衡来说，吴瀛等人因此事对他所做出的评价同样非常委屈。
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后，潘家园一个旧书摊上的一本小册子，引起了方继孝的注意。这本名为《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小册子并不厚重，仅仅是1936 年作为纪念商务印书馆董事张菊生七十寿辰的论文集的一部分，作者马衡特意将自己的这篇论文单独印刷制作了抽印本。在收藏领域，本已稀缺的抽印本，给予方继孝更大的惊喜，就在小册子的封三位置，赫然出现了马衡亲笔“附识”，内容虽仅有 300 余字，但结合论文内容恰恰进行专业分析考证，以综合分析及历史考证的严谨态度，为他的前任院长进行辩证。文中写道：“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
这样一本册子的出现，不单为易培基的冤屈进行了有力辩护，更解开了吴瀛与马衡多年的误解。对此，方继孝专门撰写文章，为近百年的“误会”化干戈为玉帛。文章刚一发表，马衡的后人便与方继孝取得了联系，表达了马衡后人对于这位收藏家的感谢。
是方继孝根据所藏的几件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梳理出了整个“易案”的来龙去脉，又通过更深入的挖掘研究，解开误解、揭开迷雾，这是作为收藏家所传递出的温度，其实藏品本身也会给收藏者带来感动与温存。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前夕，深藏于前门地区一条胡同中的京报馆修葺一新，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方继孝手中的一件藏品则为观众传递出了一对革命伉俪对于爱情的坚贞，对于信仰的坚守。
这件藏品是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写给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一封亲笔信，并附上几张电车公司的股票。信的核心内容为《京报》遇到了困难，但还想继续办下去，所以希望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这份藏品出自中国银行的旧档案，几经辗转，偶然被方继孝收藏。这也证明最终这份抵押并没有被汤修慧赎回。
那么，这封汤修慧与中国银行的书信出自什么年代？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方继孝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通过调查考证，1926年邵飘萍去世后，《京报》暂停了近二年左右的时间，汤修慧毅然肩负起了恢复办报的责任。那么，这份信件会不会就是在汤修慧失去丈夫后，要继承夫志，继续把《京报》办下去，起初因资金缺乏的最艰难时期所写呢？
方继孝通过对这封信的内容和股票发行时间的研究，首先排除了这封信写自邵飘萍在世时的可能。然后，又参考了许多有关文献资料，最终，方继孝初步得出这封信的书写时间是1928 年 6月，汤修慧以一己之力“复活”《京报》之时。
就此，这位“弱女子”刚毅且执着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壮举也让方继孝所感动，特意撰文《继承夫志继续开办<京报>》以记录这一段珍贵的史料。
人生之感，心态躺平迈出格局
在收藏之路一路走来，有情
感的交融，有藏品背后或是人物，或是事件，抑或是命运跌宕的心灵撞击，作为藏家方继孝，正可谓寻觅着、收藏者、寻味着、感动着……这份感动源自收藏，又拓展于人生的参悟。
“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躺平”，方继孝回味于自己的收藏之路，也品味出了人生的真味：其实躺平这词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去做，就干窝在那里，我理解其真正的意思恰恰是要我们尽己所能，珍惜光阴。所谓的平，是要放低身段，收敛欲望，踏踏实实做事情，无问东西，老话儿讲——尽人事知天命。
其实做人、做事都一样，收藏也是如此。你会发现，往往是带着功利心入行做事的人，反而在一味的亢奋中消耗了自己的时光，越是放松心态，以一种“玩”的态度做事情，越能成事儿、成家。
此外，对人要真诚，对事要真诚，对物也要真诚。回望自己最初对于收藏的接触，正是因为“恋旧、重情”才得以收集越来越多的“情感见证载体”。再往后，如果带着功利心，看到那些几十块买来的藏品，身价倍增，就立即出手，也不会感受到这些藏品除金钱外更为辉煌的价值展现。
最后，人生的格局决定你的幸福感高低。欲望越大，反而幸福感会越低。做一个低买高卖的“商人”，还是与藏品成为朋友，挖掘它们的最大价值，给后人留下更宝贵的财富？其实，乐在其中就好，顺其自然，随心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