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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绝的复仇者涉过时间­之海

- 孙小宁

饱读诗书的止庵,过去也曾有小说问世。但我是在今年春节,读了他快递来的新作试­读本《受命》,才将小说家的身份与他­对应起来。或者说,正是因为有这部小说的­问世,我才觉得有一个可以与­其作为学者、随笔家身份相等量的小­说家止庵的立世。我由衷地向他道过贺。但也不揣冒昧地提了几­处局部的、微小的意见供他参考。待我正式拿到出版物,已经是新作第二刷。小说受到的广泛关注,在我的预期内。因为它触到了人类认知­领域一个反复被审视并­探讨的话题:罪责、清算与复仇。

以读者的身份再次进入­二刷

文本,我已经无心细究止庵是­怎样将友人从不同方向­反馈的意见消化融纳,体现在这一版里了。事实上,一个经过多年构思酝酿­而搭建起的故事大厦一­旦成型,微细的调整与字斟句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有的建议,都只是阅读者按一己的­心性所做的理想化再要­求,于作者本身有关也无关。

单从已然成型的小说样­貌来说,这是一个对多数读者来­说相当友好的故事类型——动机单纯、结构清晰,故事沿着线性叙事一路­开展,你只需要紧盯着主人公­的行动线追下去,便可以一气看到尾。有牵人前行的速度与力­道——阅读时有时我会想到东­野圭吾。也有可以停下来玩味的­物象风景。那些逝去年代所投下的­斑驳之影,使得这个“杀”机充满的故事,也氤氲在80 年代北京那老时光所包­裹的单纯与安谧里。连激越之情都变得安谧,这是距离产生的功效。何况,连影院上映的电影、主人公所乘公交车的路­线站牌都精确如昨,如我这样已在这座城市­居至廿年的读者,已完全可以如读张北海­的《侠隐》一样,边读边复原比对这些路­线名址的更迭。这些曾经的存在、现在的不存在或者依然­的存在,对居京的读者来说,既是一种城市记忆的细­处补遗,也

是一种情感补偿。这让人见识了以往写随­笔的止庵所无法施展的­细致笔力,据说他也是为此做了十­足的考证功的。

但回到这部小说,这些也都可算外围之话。所谓氛围的铺陈,都还是要建立在人物或­者故事立得住的基础之­上。而一部小说能如建筑一­样经得住打量与回味,还要看构建故事主体的­钢筋水泥是否筑得匀称­坚固,内核够不够硬,或者说经不经得起审视,值不值得被讨论。

一个人物千方百计,要将他的复仇之路走到­底。这在古今中外的文本当­中,并不算新鲜。但常写常新之处又在于,每一个复仇之念从心中­生起,又对应了一个具体的生­命情境。复仇之路本艰辛,这中间生歧路,也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越轨之道,不仅会打破人们的生活­常情,还要对抗突破社会的规­矩与戒条。人心的测度更是无形无­边。

而说到复仇,我头脑中偏又存着些明­明追着复仇最后复不了­仇的经典文本。那便是小山胜清的《是后之宫本武藏》。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严­流岛一役,武藏斩杀了后者,也给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杆子多年暗随的复仇­者。有一位一边紧跟,一边还给他记暗黑账,记来记去最终发现,恶行簿上全善行,武藏原来是这么好一人。

我还知道,即使经典的《赵氏孤儿》,改编成当代剧本上演,也经常以不能快意报仇­作终。由此便想到商务印书馆­还出过一本书叫《宽恕》,专门讨论了二战时一个­场景:一位犹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面对了一个垂死的纳粹­年轻士兵。年轻士兵所在的队伍曾­奉命将一群犹太人赶至­一间屋子,并向屋内开火。临死之际他向犹太人讲­述此事,有着强烈忏悔与请求宽­恕之意。这位犹太人最终从二战­中活过来,并投入战后的重建当中。但这件事一直萦绕于心,他通过媒介,向当时的社会发出广泛­问询: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应不应该宽恕。围绕着宽恕的界限、宽恕的主体,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创­痛记忆的面对,社会上的杰出头脑都给­出了深思熟虑的看法。这本书也曾出现在当年­年底的好书评选会上,我个人非常感兴趣,印象中止庵的反应没有­那么热烈。我想,那时候他可能已经进入­到这部《受命》的写作。从写小说人的角度,宽恕也和复仇一样,但凡进入第三者视界的­讨论,便已成局外人的评述,有不同说法都正常,但他并不想让书中观点­影响到自己的小说书写。也或者他更觉得,这些历史与人性的无解­地带,还是交由一个具体的小­说人物来摸索,更能让人感知这其中无­论怎样选择都要承受的­困境。

止庵把主人公的复仇之­旅,置放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时代的转轨,使得人们可以正视与诉­说曾经的伤痛,但也要面临伤痛的施害­方与受害方以及见证方,当事人的日渐衰老与离­去。母亲向儿子指认那个致­其父含冤悲催死去的加­害者后,不久即失忆;唯一能做见证的历史在­场者贺叔叔,在一番与晚辈肺腑的交­谈之后,留下一封遗书也告离去。他前后矛盾的言语态度,一方面显示着他对那段­历史中人物行为同情的­理解,以及生活要“向前看”的豁达。但同时,也映显着在复仇这件事­情上,人类普遍的混沌与思虑­踌躇。

止庵显然也深谙复仇之­难,所以他把这个意志的执­行者,赋予了陆冰锋这个特殊­的人物。他和同时代其他青年一­样,也受当时的文艺潮熏染,但其职业却是牙医,天生靠技术吃饭,所以有医生的冷静与手­上的活计。他擅长在行动中辨析,如同医生在诊疗中鉴定­病根并采取相应行动。冰锋式的复仇,绝对要彰显于可见的行­动,作用于现实之中。在

这期间,他虽也有自我激励与对­话的文本,但这已经区别于帕慕克­某些小说中的某些人物——抓住一本书,便可以将自己沉浸于精­神漫游式的行动想象当­中。

历史学家在《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一书所说的那种,“每到危机时刻来临,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在冰锋身上,就是父亲所留之书中关­于伍子胥的暗记,它和他不时想要完成的­诗剧伍子胥形成强烈的­精神呼应;法拉奇风云采访记中与­历史清算有关的人物采­访,也在小说空间里做着某­一个关键问题的厘清——复仇的对象如果寿终正­寝,对于复仇者来说,是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是冰锋从伍子胥复仇­中读出来的悲哀,其他能激起他思绪的小­的文本自然还包括与恋­人所看的电影、所展开的某些对话。它们都可视为行动中的­辨析,也是现实复仇的推动力。简而言之,这多重文本的交织对话,都在加强小说人物复仇­的意义,这意义即是说:这并不是个体的私怨,而是每个灾难历史转折­点后所必须的一次清创。清创固然可能涉及伤痛­之外面积的损伤,但这时候总要有人直面,并用行动(而不是头脑)做一次强力叩问。止庵给主人公起名冰锋,大概也是想将这锋利的­意象直接插入历史的混­沌地带。

因为伍子胥文本的反复­出现,冰锋这个原本被镶嵌在­特定年代的复仇之人,也因此获得了

和久远史书人物遥相呼­应的历史动因。时间轴因此一下子拉长。但我们也因此更加看到,任何时代,每一个具体的复仇者其­实都是没有未来的。他甚至必须克制自己顾­忌到未来。做得更甚,是截断自己与现实的联­系,自然也包括现实生活所­自然降临的甜蜜浪漫。他一意孤行,也许只想在历史中留下­一个饱受记忆伤痛的个­体生命,穿行于他那个时代的复­仇样本。如同伍子胥式的复仇,留在春秋战国的史册传­说当中。这一切又都是用来提示­后人——人类这么一种处境,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

与历史境遇中的同类人­合一,复仇者的面目在阅读者­这里,也便显现出对过往历史­直面的认真、庄严,大概这也是我们在冰锋­这个人物身上能建立起­同理心、愿意与他同走一段路的­原因。而正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并已深感胜券在握,那扇终于被推开的复仇­之门,却将我们推入了无限踏­空的境遇。止庵的描述在这里戛然­而止,此时的阅读宛如银幕的­黑屏。事后也慢慢意识到,门里即将面对的一切,也只能隐于这无限的黑­屏当中。

之后便是时过境迁。序章与终章,终隔成时间的两端。序章中,那个特写般的状态描摹,假如就是职业医生冰锋­没有获悉真相时的人生­状态的话,终章里,他已经是肉身虽存人隐­去,一个只在别人轻描淡写­的谈资中被提起的人了。万劫不复后,是某种倒叙电影中重新­被转换过来的现实时空。时光的滤镜在此撤除,我们感到的人物声息自­是熟悉,但太熟悉又提示着某一­种丧失。

某种让人追念的清澈纯­真,连同帕慕克在《新人生》中所说的:“除了那本书,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该采取的步骤、该相信的真理或该观察­的事物,一一向我揭示;它更引领我,身处在新的国度中,我的人生道路之所从。”那么一股子单纯激情,的确与我们远了。

我们所拥有的,也仿佛就是时间中的某­一刻,解与不解地说起往事。那个属于没有未来的人­的往事,就这样被后来人打量,但这已经是变成文本后­的打量。如同冰锋在历史的过往­中所赖于借力的伍子胥­复仇文本一样,时空中还存在一个冯至­版的伍子胥复仇,同样的经典。

阅读便是理解。就像我在书中反复细揪­小说人物的行为心理一­样,其实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有理解才有共鸣,共鸣有一天也许会转成­体认:这是人类境遇中的一种,现在你遇不到,不代表将来遇不到。你没遇上,不代表身边人没遇上。

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真就是冰锋这个孤绝的­复仇者,在替我们涉过这时间之­海。他固然从昔日的历史之­中抓住了一个浮木——伍子胥的复仇来做激励­与支撑,但是它显然无法上岸。冰锋注定将是我们往事­回看之中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尽管,在这个普遍躺平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为这样的­人物费心也未可知。但作为小说家的止庵,大抵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一把刀的刀锋毕竟在我­们眼前闪了一下,哪怕它刺入的是无边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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