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China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由来

- 文 / 于兴泉

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破坏社会公平,影响职权的廉洁性和正­当性,一直为各国法律所不允­许。所不同的是,该类行为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尺度略有差异。

早在 1952 年 4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其行贿罪规定的对象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1979年颁布的刑法­第 185条第三款规定的­行贿罪的行贿对象也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着搞活经济的深入推­进,大量集体经济性质企业­迅速发展、增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部分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员利用职权­收受好处费、回扣等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

1988 年 1 月 2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扩大了行贿犯罪对象的­范围。其中的第七条规定: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务,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可见,关于行贿犯罪的对象由“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增加了“集体经济组织人员”这类人员,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也纳入行贿罪的­规制范围。

在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众多乡镇村企业、民营公司、合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体大量兴起,国有企业在相当多的经­济领域中的数量明显减­少。在大力开放搞活经济的­指导思想下,非国有经济体中利用职­权行贿、受贿的现象日益突出。这种公司、企业人员的行贿受贿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公然以不正当手段劫掠­生意机会,极大挫伤了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加剧了市场经济竞争混­乱无序的局面。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仍以行贿罪认定和­处理这些问题,囿于主体的公职身份、客观上利用职务之便

法律要求的局限,难免存在困难和偏差,出现打击盲点。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以权­谋私、以权换利的贿赂犯罪数­量会逐步减少,而部分商品经营者个人、从事营利活动的公司、企业单位利用贿赂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牟取非法利润的商业行­贿犯罪会不断上升,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且并发其他多种犯罪,危害极大。为打击制裁经济犯罪、规范经济行为,急需以法律手段进行调­整和规制。

1997 年,我国对 1979 年的刑法进行修正,吸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内容,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第­三节规定了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其中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了单独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同时第一百六十四条还­专门规定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2007 年 10 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罪名相应地修改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取消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的罪名。

由上可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主要就是约束、规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商业往来中的行贿犯­罪行为。与行贿罪完全分离,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行­贿对象的主体身份不同。

根据现行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属于单位犯罪。单位犯该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由此可知,以公司企业名义进行的­行贿犯罪,除了对单位处以罚金外,还要对做出行贿决定的­主管人员以及具体负责­实施该行贿行为的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商业贿赂是商业经营过­程中的不正常但却常见­的现象,中外概莫能外。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贿赂作为一种被扭­曲的竞争手段和市场法­则,被众多的经营者所认可­和奉行,成为经营过程中的“潜规则”。相当多数的商业贿赂行­为超越了一般违法的界­限,构成了犯罪。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典型­罪名之一。

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是,在经济往来中,支付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曾经风行一时。并且在实践中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是具有两面性的事物,有加速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破坏商品经济的一面。原则上,只要买卖双方和中间人­本着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的精神,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情况下支付或取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的折扣、佣金,是正当的业务行为,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法律上也应予以承认和­保护。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回扣、手续费的支付与收受会­危害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严重的则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相应罪名。

对于防治诸如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商业贿赂犯罪,近年来,国家层面已建立了一套­立体多层面的防控机制,并一直在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司法监督,促进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守法经营的内部机­制。在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先后构建了市场主体信­用档案体系,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建立诚信奖罚机制,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等。

笔者认为,减少乃至杜绝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在内的­商业贿赂犯罪,除了国家层面的监督防­控机制建设、营商环境建设等努力外,还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重塑文明经营底蕴。通过建立和完善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既可以降低法律资源成­本,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扩­大化,又可以提升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治理­商业贿赂的良好氛围,形成公平竞争、诚信求实的商业道德和­企业文化。尤其是当前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实施的企业­合规,根据不同的企业规模、领域、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制定包括预防机制、识别机制和应对机制在­内的刑事合规规范,对于促进公司企业规范­发展、避免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有着巨大作用。

 ??  ?? 于兴泉资深刑辩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刑委会­执行主任。执业20余年,以经济类犯罪、职务犯罪案件为专业方­向,关注企业高管犯罪现象,办理过大量企业高管涉­罪案件。发表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从律师角度看当前民营­企业家的司法困境》《邮币卡电子化交易的法­律定性问题》等多篇文章,著有《单位犯罪实务精解》
于兴泉资深刑辩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刑委会­执行主任。执业20余年,以经济类犯罪、职务犯罪案件为专业方­向,关注企业高管犯罪现象,办理过大量企业高管涉­罪案件。发表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从律师角度看当前民营­企业家的司法困境》《邮币卡电子化交易的法­律定性问题》等多篇文章,著有《单位犯罪实务精解》
 ??  ??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