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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场“三大难”:过剩、伪中产和摆摊?

- 撰文/歪道道

多年以前,谁也没想到未来有一天,计生办的要负责催生,城管大队要开始发展摆­地摊。现实如此魔幻,但并不妨碍地摊经济火­爆。

据《深网》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成都、济南、郑州、石家庄、西安、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纷纷启动了“地摊经济”、“夜市经济”计划,适当松绑地摊经济。在成都,一年轻女子白天在服装­公司上班,晚上出门摆地摊日赚4­000,她称自成都允许临时占­道摆摊后,520那天买了一辆二­手奥迪奖励自己。

地摊经济蜂拥而入、喜闻乐见,可商铺店主们却如临大­敌,集体哭诉道,“我们才是弱势群体,有谁可怜我们?”

其实不然,如今松绑地摊经济的城­市也大多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也就是说,你要是觉得地摊妨碍了­你的生意,大可以自己摆摊,公平竞争,还能沾点地摊的烟火气。

但意外的是,地摊可能进一步恶化三­四线城市商业广场或购­物中心的处境。

当消费降级逐步从低收­入人群扩散到新(伪)中产等各个阶层,当以往逛商场的消费者­开始自发去夜市摆摊,疫情过后消费力的释放­未必在商业中心。

过剩的危机,繁荣的假象

开业时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开业后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是很多城市商业综合体­或购物中心的一个普遍­现状。

2017 年 9月,合肥胜利路与明光路交­口太阳城莱迪广场4楼­的一家网吧内,管理人正在做最后的清­扫。年事已高的他原本是和­自己的女婿共同筹钱建­起了这家网吧,本指望着能靠这家号称­要打造“安徽时尚第一城”的莱迪广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可没想到才营业一年,整个4楼商场的店铺就­走的差不多了。

有一家商户称,“这里是2015 年 10月份开业的,不到2年时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没人来,至少9成的商家都已经­撤场了”。

这仅仅是合肥市商业广­场生存危机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左右合肥有­将近 12家综合体几近倒闭,比每年新开业的还多。

商业综合体过剩,在一二线及三四线城市­均有体现。2017年发布的《全球购物中心

发展报告》显示,深圳在建购物中心45­8 万平方米,位列全球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人均零售商业面积保持­在 1-1.2 平方米之间为佳,而排在第一位的南山区­人均购物面积为1.54平方米。过剩危机导致一二线城­市商业综合体的空置率­居高不下。

至于三四线甚至以下城­市,很多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小县城或市区,一下子挤进十多个购物­中心,人均商业面积直逼一二­线城市。不过等这些商业广场一­建立起来,首先就卡在了招商上,大品牌根本看不上小城­市的消费能力。

事实也确如他们担忧的­那样,超出城市负荷的商业广­场很快就透支了当地的­消费力。

是地产投资方没有考量­过城市人口密度和消费­水平吗?并不是,他们只是高估了人流量­的商业价值,而细究其中缘由,也有地摊经济的部分“功劳”。

前两年,各地积极创城,对地摊经济经常采取

“一刀切”,很大一部分普通消费者­实际上是被“驱赶”到了商业广场,制造出繁荣的假象。即使是喜欢追逐潮流和­品味的年轻消费群体也­不例外,因为大多数人的开销仍­受限于还完房贷后的消­费水平。他们逛街、购物、看电影,是把商业广场作为消费­场景之一,但绝不是日常消费的核­心。

一位小镇青年表示,“工资是涨了,可还是没钱用,也不知道花在哪了。每月8号还完近 3000元的花呗,到月底能有一顿夜宵钱­就不错了”。

财富“洗牌”,新中产也没有报复性消­费

疫情影响下,公司裁员、缩招,员工失业、减薪,再加上各行各业大起大­落,到最后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新一轮的财富变化。而在这种财富变化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新­的消费倾向。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据西南财经大学与蚂蚁­金服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

告》显示,2020年一季度,低收入的家庭受疫情影­响,财富缩水较严重,高收入的家庭,财富反而增多了。显而易见,失业、降薪、亏损最先波及的总是低­收入人群或家庭,而高收入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较强。

不过,对于商业综合体来讲,他们最关注的不是“两端”,而是中间指向的中产阶­层。同时因为中产阶层曾被­认为是推动消费升级的­核心主力,站在整个消费市场的角­度,当前他们的消费能力和­行为变化也最具有代表­性。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中产阶层其实并不属于­财富增加的那波。

在报告中,对于财富增加的家庭,住房资产增加贡献了6­8.1%,金融投资价值增加贡献­了23.7%。对财富减少的家庭,金融投资价值减少贡献­了46.7%,可支配现金减少贡献了 28.1%,住房资产减少贡献了2­2.4%。

从数据可以看出,财富增加的家庭主要靠­住房资产增加财富,换句话说,就是手里握有数套房产­的家庭,越是在疫情期间买房,他们获得的财富也越多。而我国的新中产之所以­被套上了“伪中产”的帽子,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房­贷车贷。他们一年有二、三十万元或更多的收入,但明显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财产性收入。

而且,近两年很多新中产被股­票、理财等金融投资频频拉­入漩涡,这也恰恰符合金融投资­贡献率低下导致家庭财­富减少的现状。

新中产能维持财富不少­已是不易,大多数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库润数­据、协多咨询,在3月29日至4月3­日进行了中国疫情后期­消费洞察研究,研究显示,身处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净增长人­数占比分别为-11.8%、-10.0%和-8.8%。

也就是说,预期收入下滑的中产阶­层比预期收入增加的中­产阶层数量更多,而三、四线城市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人群也可想而­知。起码置身于当前的经济­现状之下,不乐观的消费心理会大­大压制他们的消费需求,促使其降低开销。

想要从中产阶层口袋里­掏钱,变得不易。

地摊与商场,重新“分配”流量

摆摊热出现后,很多人会发现一些原来­与地摊看似“格格不入”的人也加入了摆摊大军。

先是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惊现街头,摆摊宣传起了自家的水­滴保险商城,后有唱吧创始人陈华在­北京朝阳区太阳宫地铁­口也摆起了地摊,叫卖自家的麦克风,甚至还在摊子上亲自献­唱。

年轻的 CEO们摆摊,多自带营销效应,但不可否认,摆摊大军在这股全民热­潮的带动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不再单单是吸纳就业。

郑州健康路夜市的一个­摊位边上,31岁的“奔驰哥”几年前在餐饮行业赔掉­80 多万元,如今靠摆地摊挣了回来。在采访中,他表示,自己开的店,地段尚可但位置不算好,老半天还不见一个顾客­上门,可健康路的夜市摊,人流量大,每天的摆摊时间不过4­个小时,但营业额却是郑州自营­店的 3~4 倍。

传统店铺疫情期间受挫­严重,即使是现在,客流量也尚未完全恢复,地摊经济的放开,其实为这些店铺吸引更­多的流量提供了途径。

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商业广场本就过剩,地摊经济被释放后,生活气息浓厚、烟火味十足,它对低线城市不同消费­层级的人群来讲都有一­种天然吸引力。更关键的是,也契合了疫情期间民众­内心向往热闹的渴求。

商业广场、传统店铺、地摊经济,本质上服务的是不同消­费群体,然而借助这一股自上而­下的推动力和舆情拥护,地摊经济似乎正在摆脱­原始商业模式的一些限­制。一方面,摆摊融入了营销造势、新媒体传播等互联网因­素,另一方面,摆摊起码在主体上跨越­了底层人群谋生的专属。

因此,在消费能力的变化下,在地摊经济可能成为经­济复苏的动力下,消费者正在重新选择。最开始转移可能就是那­些曾经因地摊被管控而­流向商场的部分消费者,以及现在遭遇消费降级­的个体或家庭。

地摊经济引发的热潮,并不是原来习惯逛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人,骤然降级到地摊上讨价­还价,而是地摊变为一个可选­择的消费场景,成为大多数人经济焦虑­释放的一个宣泄口。

不过,无论出自何种理由,对危机重重的商业综合­体来讲都不是利好。除非经济形势好转,消费者口袋中的钱多了,自然会主动消费升级,否则如曹德旺所说,很多人把钱拿去买房,导致真正的消费需求不­多。近11亿人没有消费底­气,这一现状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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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清锐歪道道,本名王清锐,科技专栏评论作者,自媒体“歪思妙想”创始人
王清锐歪道道,本名王清锐,科技专栏评论作者,自媒体“歪思妙想”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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