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和中国互联网，谁拖累了谁

它们总要依附于媒介，因此“媒介即信息”，同时代的媒介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比如同样是《流浪地球》，看书的人看它的世界观、情节和文采，看电影的人看它的视觉效果、演员，看《3分钟看完流浪地球》短视频的人，看的是它的简介和结局。

三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带来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信息。三者的深度和价值自然也不一样。如今看电影的人、看短视频的人、看书的人，是三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和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进步改变了符号环境——即经由社会建构、感官性的意义世界，它能反过来影响人类的认知、经验、态度和行为。

我们反复使用一种媒介，直到它成为我们自身的延展，它就改变了我们。由于每种媒介强调不同的感官，培养不同的习惯，反复使用某一媒介会使我们的感官有条件地只接收某些特定的刺激，而忽略掉其他的刺激。正如盲人会发展出格外灵敏的听觉一样，社会也会因时代中占据主流的媒介而改变。

如果说麦克卢汉认为不同的媒介将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那么尼尔·波兹曼则更加激进地认为，视频化的媒介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

1985年尼尔·波兹曼出版《娱乐至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电视导致严肃的公共对话缺失，且视频化媒介会让人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他说：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 20世纪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

他以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的辩论为例，说明了文字时代人类的思辨能力巅峰，和在这种思辨能力下获得的价值。

林肯和道格拉斯不仅事先准备好演讲稿，就连反驳对手的话也是事先写好的。即使在进行即兴辩论时，两人使用的句子结构、句子长度和修辞手法也不脱书面语的模式。当然，在他们的演

讲中也有纯粹口语的东西，毕竟他们两个都无法做到对听众的情绪无动于衷。但是，印刷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到处是论证和反论证、要求和反要求、相关文本的批评和对对手措辞的百般挑剔。总而言之，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像是从书本上照搬过去的文章。

简单来说，那时的演讲和辩论是引经据典，非常书面化和严肃的，而听众也必须有充足的知识积淀。一场赏心悦目的演讲和辩论，让每个人都收获颇丰。

视频化的东西，带来的往往是一时的哈哈哈。前几年，一位偷电动车的“窃格瓦拉”在网上大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视频化媒介：窃·格瓦拉在被捕时轻松的表情，略带魔性的口音，与切格瓦拉同款胡子，再加上他的金句，这些一起才造就了周某在网红的大火。

如果将窃·格瓦拉放在纸媒时代，顶多有媒体报道《周某偷电瓶车被捕，声称“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就这样的文字是不可能火的。

如果尼尔·波兹曼活到今天，短视频这个媒介恐怕会让他震惊，它带来的甚于电视的害处恐怕会更让他忧心。在今天，看电视不需要什么费脑子的深度思考，而看短视频则根本不用“带脑子”，长此以往，人们将变得越来越“没脑子”。心灵交流是人类媒介的终结形态吗？

归根结底，媒介是为了将人类的思想以最恰当的方式展现出来，如果人类能够直接靠思想交流，也许媒介的存在并不是必须的，人类脱离媒介进行交流的美梦自古就一直存在。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曾描绘人类抱有“心灵与心灵间直接交流”的美梦，也描绘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交流美梦破灭时堕入的噩梦。

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词语是同时指向外部现实与内部现实的标记，其关键作用是揭示内心世界，即思想和精神的世界。正如肉体是包裹人的外壳，语词也是包裹思想的外壳。

他对于天使的交流方式倾心不已，天使——其希腊词是angelos，意为“信使”——不受距离的阻碍，不受所谓肉体的羁绊，能够毫不费力地实现精神与肉体的对接。

天使不受外在符号的羁绊，可以只靠内在意义而自由翱翔。奥古斯丁认为，摆脱语词而交流，是人类的合理愿望。

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曾表达过心灵交流的梦想。阿奎那笔下的天使没有肉体，没有需要掩藏的东西，也没有理由掩藏任何东西。一个天使能将其内在性传送给另一个天使。

如此，人的思想将不再能互相隐藏。“一方面，这使正义的人高兴；另一方面它又使邪恶的人恐惧。”

思想的直接交流方式在小说《三体》中的三体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有理由相信，刘慈欣的小说受到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启发。三体人的透明化思维代表了一种高级文明思维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就像天使那样无需肉体媒介，不受距离阻碍，也没有任何掩藏。正因如此，人类才用非透明思维的面壁人对三体形成了制衡。

不谈思维交流的技术实现方式，假如有一天人类实现了思维交流，结果固然可喜，但可能同样令人担忧。

2005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普通人每天会在脑海里闪过1.2 万至6万个想法。

如果这些想法不加以加工，直接交流，可能比短视频还碎片化。如果这些想法大部分都是娱乐八卦，少部分是思考和思辨，那么也许人类会更加娱乐至死。如果想法可以直接交流，无需将想法进行归纳和演绎，那么逻辑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弱。

所以，人类对于媒介变化下，人的思维和认知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

1956年，精神病医师米尔卢对电视提出抱怨，他说：“人际交流和讨论具有一种互通性，它能激发自由。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却不能产生这种互通性。对话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

对于对话成为“失落的艺术”的反思，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而今天我们反思的是短视频逐渐让文字成为“失落的艺术”。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曾指出文化的语言结构塑造人们的思考与行为，简言之，语言决定思维。

这个假设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担忧，如果视频化媒介改变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那么长久以后，也许阅读长文、书写长文可能会成为一种罕见的能力，成为一种失落的、古典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