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民企是中国改革先锋

应该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Caijing Magazine - - 第一页 - 文 /本刊记者马国川 编辑 / 苏琦

“目前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形势很严重,”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说,“坚定民营经济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史上,“中关村模式”占有重要位置,而段永基则是“中关村模式”的代表人物。早在1984年他就“下海”和同事们一起创办了四通公司,是中关村公认的“村长”,在民营企业家中享有很高声望。

9月初,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这位72岁的企业家回顾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私有制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驱动力,产权制度是创造财富的关键驱动因素。

段永基认为,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一方面要为改革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创新。作为一名企业家,段永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驳斥各种谬论,切实推动改革。”

段永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该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知识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财经》:据我们所知,最早“下海”的是“文革”后返城的知青,政府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允许他们自谋出路。1984年又出现了在国有单位的正式员工“下海”、成立公司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段永基:因为到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农村改革经验引进城市,城市改革由此展开,流行的说法是“包字 进城,一包就灵”。另外,当时有一本书《第三次浪潮》非常热,它指出世界上出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技术可以产生价值、创造财富,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 《财经》:具体到您个人,为什么有勇气下海呢?当时您在什么单位工作?段永基:1967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航空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属于真正的“铁饭碗”。1984年,北京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提出,动员一些知识分子辞去公职,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办公司试试看。我被动员辞去公职。当时不允许党员辞职,如果硬要辞职就开除党籍。贾春旺同志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如果因为参加四通开除党籍,到四通以后重新发展入党,党龄连续计算。

《财经》:在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四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为什么叫“四通”呢?

段永基:一个是取“四通八达”的

意思,另一个和海淀区四季青乡政府有关。当时我们这些辞去公职的科技人员没有钱,政府也没有一分钱投入,就向海淀区四季青乡政府借了2万块钱,办起了公司。乡政府是有胆略,但是没眼光,因为一年后让我们还清了,所以没有股份。当时只有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私营个体,办公司必须得挂靠。四通最早成立的时候就挂靠在四季青乡政府。

《财经》:联想公司也是1984年成立的。当时在中关村出现了一批公司,被称为“中关村模式”。

段永基:民营经济有三个模式:一

个叫“苏南模式”,一个叫“温州模式”,第三个就是“中关村模式”。那时候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似乎一夜之间,中关村就冒出来很多公司。中关村模式的诞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允许个人脱离集体去创业,二是知识分子比较多。中关村的公司里都是知识分子,许多人都受到了《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当然也受到了浓厚的改革氛围的鼓舞。

《财经》: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当时的社会氛围怎么样?作为最早丢掉“铁饭碗”的下海者,您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段永基:并不像现在人们想象的那

样顺利,因为许多人的思想仍然被旧观念束缚着,不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一个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历来就认为 “无商不奸”,鄙夷商人;另一个是革命哲学的教育,认为资本是万恶之源,资本家都是坏蛋。社会的普遍认识是,好人都是政府负责安排工作。

我们注册公司的时候,北京就流行一个说法,只有“两劳人员”办公司。劳改释放和劳教释放这两类人属于坏人,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他们没有出路,只好去办公司。所以我参加四通以后,儿子上学登记家长单位,我说别登记我,登记你妈妈单位。原来冷冷清清的中关村,突然出现那么多公司,也遭到了非议。有舆论说,中关村是“骗子一条街”。海淀区政府反复向媒体宣传,中关村不是“骗子一条街”,是“有骗子的一条街”。

《财经》:在这种情况下,四通公司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段永基:四通不像联想,没有国家

科研院所做依托,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办公自动化产品的开发经营。我们这种企业没有资格贷款,银行不给贷款,没有外汇和进出口权。不过一些国有企业、政府部门还是蛮开放的,最初我们跟国家科委借钱。后来业务发展了,就向中科院的“科海公司”借钱,再后来还向中信公司借过3000万美元。

人的本质是某种精神、某种信念的载体,办企业也是要有精神的,四通的精神支柱一条是创新开拓,一条是百折不挠。我们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合资,引进管理经验,实现了高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四通每年利润增长300%,1986年成立了集团公司。直到90年代初期,四通集团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一个大学毕业生第一个月工资,比工作几十年的爸妈都多。我们用事实说明,知识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民营企业是改革的先锋”

《财经》:在上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一方面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又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例如典型的“傻 子瓜子”事件,一个普通公民因为瓜子炒的好,多雇了一些人,就被视为“剥削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段永基:假如没有邓小平说话,“傻子瓜子”恐怕早就完了。邓小平讲过三句非常有影响力的话,一个叫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三个是对“傻子瓜子”事件的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三句话克服了好多政策障碍,更重要的是开启民智,解放思想。这三句话蕴含着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给每个人机会,允许社会成员自己去发财致富,这完全符合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规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叫政治经济学,国家管理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给全社会公民以平等的发财机会。所以,小平同志那三句话从这个理论上、从思想上清除了障碍。特别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了方向。

《财经》: 1992年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节点,因为中共十四大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出现了下海创业潮。

段永基:此后民营经济的压力就少

多了,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虽然四通公司因为不懂得现代的企业经营管理,后来走了下坡路,但是一大批民营企业诞生,也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GDP中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财经》: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仍然不时遭到非议。特别是在2005年前后的改革大争论中,关于私营企业“原罪”的议论一度盛行。作为企业家,您怎么评论“民企原罪论”?

段永基:首先,原罪这个词非常不

准确,它出自于宗教,是与生俱来的罪。凭什么说民营企业与生俱来就有罪?其次,非法获得财富确实是罪,少数民营企业可能有,但不是所有民营企业都有,

凭什么认定所有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问题?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是荒谬的。另外,一些民营企业违反当时不合理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成为改革对象。所以这些民营企业不但没有罪,反而应该给予鼓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的先锋。

举个我的例子。1984年底,四通公司大概赚了100万元,当时很多老专家写信告我们有罪,最后查来查去,走私贩私、倒卖外汇、倒卖物资都没有,就说我们违反物价政策,要罚90多万元。因为当时物价政策规定,进口商品只能加价20%,超过算违法。我和北京物价局局长争论,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

《财经》:在争论民营企业原罪论的时候,您曾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段永基:工商联一直坚决地支持、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一是进行政策呼吁;二是促成了政策调整,例如2005年、2010年的两个“非公经济36条”,都是全国工商联和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的结果;三是法律保护。我曾被工商联派去担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为民营企业说话。我给中纪委领导写过一个报告,提出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有本质区别。刑事犯罪对社会有即时的危害,经济犯罪没有即时危害,所以对企业家涉嫌犯罪,应该学习香港,在没有审判之前,建议不要采取抓捕措施,因为一旦被抓,民营企业停摆,就会造成社会失业,对国家也是损失。在工商联的支持下,这个报告起了一定作用。

“推动改革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财经》: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有一个奇怪现象,总是隔一段时间民营经济就遭遇舆论的质疑,乃至攻击。前一段就有“民企退场论”等说法。这是为什么?

段永基:因为对民营经济仍然有很

多认识上的障碍,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对私有制的看法。 不管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还是从人类5000年的历史来看,或是从过去100年以苏联为首的大规模的公有制实验结果来看,私有制是创造财富的最好驱动力,产权制度是创造财富的最关键驱动力。但因为人的禀赋不同,私有制容易造成社会不公,这一点正好触犯了崇尚“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

为了避免贫富分化悬殊,政府应该通过社保、税收等政策进行调节。但因为中国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国家,系统性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上跟不上。对于通过少量财富就能够暴富的现象,没有通过政策及时进行调节,也造成了对私有制的戒心和偏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们完全可以既保护私有产权,保证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又通过各种政策进行调节,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财经》:前不久还有人说,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震动,这个说法的片面性何在?

段永基:《共产党宣言》里确实是这样说的,但那是终极目标,绝非现实需要。如果现在就消灭私有制,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目前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看,面临各种压力,形势很严重。坚定民营经济的信心是个很大问题。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保护私有产权、支持鼓励企业家等文件,都很有现实意义。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驳斥各种谬论,切实推动改革。

《财经》: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营经济突破各种困难,自身得到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望未来,您对民营企业有什么希望?

段永基:民营企业必须认识到,中

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过程中,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结束。民营企业除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作贡献,也要对改革事业、开放事业作出自己 的贡献,勇为改革添动力。因为营商环境不好的话,企业也发展不了。改革不到位,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其次,民营企业要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原创技术的创新。现在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从企业、科研机构蔓延到高校,令人担忧。要在原创技术上创新,一定要克服各种浮躁和浮夸,不被别人发财致富所诱惑,目光短浅地追求短期效益。同时也要经受得住各种磨难,特别是在现阶段,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产权保护制度还不完善,创新的知识产权可能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侵蚀。所以必须在原创技术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决心和资源,才有可能成功。

《财经》:您提到的推动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其实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段永基:保护产权是政府应尽的责

任。产权制度是人们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政府必须完善各种制度,建立法治,提供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才能安定人心。

推动改革是政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的生产销售等市场化之外,资源配置也要市场化。如果资源配置不市场化,就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场体制。比如香港曾有个著名的百富勤公司,后来破产了,因为它买了苏哈托儿媳妇掌握的出租车牌照。这是典型的权贵配置资源。后来苏哈托下台,百富勤公司失去了出租车牌照,亏损破产。这件事说明,如果资源不是由市场来配置,而是由权力来分配,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该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中关村模式”的代表人物,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摄影/本刊记者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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