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开放呼唤深层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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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化起伏新格局,中国是否坚定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深受海内外关注。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这是非常明确的回应。一个直接的印证,就是刚刚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可谓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这也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实际上,这并不是今年以来中国首次就扩大对外开放进行明确的政策宣示。从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到11月初的进口博览会,中国已经陆续承诺并推进金融行业准入、产业股比限制、自由贸易港建设、基础设施、教育、医疗领域扩大对外合作的诸多重大举措,很多重要领域的开放步伐,远超过此前外界最乐观的估计。

从历史阶段看,1978年至2008年前后,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扩大出口,同时引进技术和资金,倒逼中国在市场建设、法律规范和体制机制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09年以来的最近十年,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放宽更多领域限制,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增长更快,但由于在外汇体制、合规审批等方面存在阻碍,杠杆效应和投资后遗症也特别多。

当前正在推进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更注重进口与出口的统筹协调,注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内在平衡,可以在市场规范与法治建设方面更有作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从全球视野和负责任大国角度,推进中国及世界经济保持开放与合作,同时推进自身在体制机制和市场建设的诸多方面实现深层次改革突破。

新一轮高水平开放,首先不同于过去的出口导向,而是更加平衡的双向开放,既推进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也欢迎进口满足国内需求,这是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具包容性和自信心的发展思路,也是把自身发展与世界繁荣更好协调的必然选择。

无论别人怎么看,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持续推进各个重要领域的对外开放。这一轮开放涉及许多此前管制约束相对较多的领域或产业,随着市场准入和股比限制的逐渐放开,这些领域必将出现更充分的竞争。而按照相关国民待遇条款,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也必将同时或很快向内资开放,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样化市场经济主体将各得其所。

高水平开放不仅指关税更低、通关更快,最终都会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化。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建设和法制保障,再大幅度的开放也可能无法落实,或大为走样。因此,在强调要加大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力度和广度的同时,更应当关注的是中国开放的深度和细度,内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特别是简政放权的程度。唯有再以开放促改革,才能真正把开放落到实处,让各方受益。

中国必然面临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领域的相关制度约束和法律规范将应时而变,以满足高水平开放所需。原来长期无法突破的一些深层次改革,比如政府干预过多、政策法规模糊等,亦将无可回避。以开放促改革,将成为这些领域的共性。为此,加速推进与扩大进口、更加开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中国营商环境优化,也应当是共识和改革目标。

只有在这样难以逆转的趋势下,一些困扰国内多时的发展重点和改革难点,才能在更高平台和更大视野里妥善解决。比如民企的国民待遇问题,无论负面清单、市场准入、投资股比还是产权保护等,都需要在公平对待外资和外企的同时,对民企一视同仁。

当前中国各领域的改革深化,有的已有共识,需要进一步行动落实;有的还有争议,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看,一些重要内部改革暂时无法自我突破时,通过对外开放反向促进,往往效果更好。因此在下一轮深层次改革突破中,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应当就是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点领域,比如金融、基建、医疗和教育等。

面对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进口竞争效应将更为明显,这也要求相关企业务必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核心能力,才能分享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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