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商誉的恶之花

从被并购公司的产品/业务性质和被并购公司的经营时间历史来进行分类,可以更好地判断和防范“恶人之心”的商誉。

Capitalweek - - Contents 目录 - 本刊特约作者 郭永清/文

从被并购公司的产品/业务性质和被并购公司的经营时间历史来进行分类,可以更好地判断和防范“恶人之心”的商誉。

从2016年年报开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2017年年报商誉减值问题引起的业绩变脸现象进一步突出。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7年年报中共有1918家公司存在着商誉,其中477家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减值总额约为359.18亿元,比2016年计提的商誉减值101.57亿元,增加了2.54倍。如*ST巴士(002188.SZ)2017年商誉减值约15.37亿元,导致其2017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巨亏16.7亿元。

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2015年和2016年是并购重组高峰,通常企业的并购业绩承诺期为3年左右。很多被并购企业会想方设法在承诺期内完成承诺的业绩,而一旦过了承诺期,被并购企业的业绩出现下滑则是常见情形,因此, 2018年年报商誉减值问题可能比2017年 年报还要严重。

相比2017年年报已经爆发的商誉减值危机,投资者需要对尚未计提而又存在商誉减值风险的企业提高警惕。

由于商誉减值地雷频发,导致投资者对商誉金额较高的上市公司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然而,商誉无罪,有罪的是人心之恶。

商誉的产生

商誉是指在未来期间为公司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可以分为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自创商誉在会计上不予确认,不列入资产;合并商誉在企业合并过程中产生并予以确认,列入资产。也就是说,在会计意义上,没有合并,公司的标准资产负债表中就不会有商誉。对于采取 并购策略进行扩张的公司来说,商誉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传统经典理论用协同效应和超额收益能力来解释商誉。

所谓并购协同效应,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并购协同产生的商誉体现为并购后公司由于能力、成本和结构优化方面战胜竞争对手而带来的超额收益能力——否则,并购协同商誉不成立。并购协同商誉最大的挑战是:付出的溢价是事前的和固定的,但协同效应却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并购战略一旦失败,则商誉被高估或者荡然无存。

所谓超额收益能力,是指公司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超过正常报酬的那个部分。这里的超额收益应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能获取较同业平均盈利水平更高的利润。商誉是与公司整体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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