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缓和提振全球增长

当前中美贸易格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美两国长期经济结构转变产生的结果,化解摩擦应当摈弃意识形态的偏见,着眼于全球生产率的提升,促成更广泛的中美贸易与投资合作。

Capitalweek - - Contents 目录 - 本刊记者 魏枫凌/文

当前中美贸易格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美两国长期经 济结构转变产生的结果,化解摩擦应当摈弃意识形态的偏见,着眼于全球生产率的提升,促成更广泛的中美贸易与投资合作。

在中国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誓言扩大开放之际,四十年来对促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价值链分工“功不可没”的美国,却在与中国经贸关系上挥舞起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大棒,与其曾经毋庸置疑的全球化旗手形象背道而驰。

中美两国高级经贸官员在5月开展了互访,谈判结果令全球市场风险暂时下降,中国也在关键领域仍保留了主动权。不过,此次冲突已引起有识之士对全球化的重新观察。中美经贸关系仍将是未来全球化的长期决定性因素。

5月1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发布了《2018•CF40-PIIE联合报告》(下称“《联合报告》”),主题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这份由中美两国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清晰地传达出对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不赞成态度:“所有像我们这样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不论来自中国还是美国,都相信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对两国劳动群体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

CF40高级研究员哈继铭指出,中美贸易带来了双赢。“如果双方继续按照 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行事,并且这些规则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趋势,未来也将是双赢的局面。事实上,鉴于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两国今天在基本经济利益方面的共同点比过去更多,包括维护与遵守现行国际体系。”

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行动看,其看似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但摩擦背后的长期因素更值得深究。本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在中美经济学家们看来,美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挑起贸易摩擦,与经济增速所带来的失落感密不可分。此外,中美两国在经济关系中存在一些真实的分歧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但其中合理的部分需要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金融危机后至今,美国仍是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以美元折算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且美国依然是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从贸易价值链获益程度最多的国家,尤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中国远非美国对手。中国有望在2030年左右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努力在国际分工中参与更具附加值的环节。中美G2格局客观上正在逐渐形成。“停止无赢家的贸易战,这是符合中美 双方利益的首要任务。”PIIE所长Adam Posen表示。

回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来,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当国内增长放慢时,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全球生产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政策制定者应当支持这种观点而不是煽动国内情绪。”中美经济学家们强调。

单边主义如抱薪救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卢锋认为,美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挑起贸易摩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于经济增速下降所带来的失落感。2000-2017年间平均增速不到1.9%,更让美国忧虑的是,新世纪美国经济增速是在超常宏观刺激政策环境下实现的,这提示与中性宏观政策相对应的美国潜在增速应当更低。

但在中美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政策逻辑不仅未解决中美贸易差额之间的本质性、长期性原因,甚至很可能对全球经济是抱薪救火。

中国外贸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从十年前占GDP近10%降至2017年1.4%。尽管中国长年来保持货物贸易顺差,服

务贸易则是长年逆差,而且近年来呈现迅速扩大趋势。美国外贸状况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恰恰相反。美国货物贸易自1975年以来一直是逆差,且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前不断上升,但美国服务贸易长年顺差。

哈继铭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的差额读数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制造业相对于美国制造业的优势。这里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国际产业链分布的原因,中国出口产品中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很大部分是从别国购入,所以有必要估算中国出口的附加值。根据高盛估算,用附加值口径计算,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外贸顺差占三分之一。

第二,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外贸失衡的贡献看,外资企业几乎占据半壁江山,过去几年外资企业占中国货物贸易出口45%左右。

第三,从两国企业的销售情况看,中美贸易基本平衡。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根据中美企业对另一国相互销售统计,美国的赤字仅为300亿美元,基本平衡。

从上述三方面的因素至少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是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结果,美方如果贸然针对中国出口实施制裁,其影响实际上涉及到更多国家。

导致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哈继铭认为,主要原因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但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盯住黄金,美国外贸逆差导致货币收缩,从而降低需求和物价,继而抑制进口并推动出口,其结果是逆差减少这么一个自我纠正的机制。

但是自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提高,而上 述自我纠正机制不复存在。另外,顺差国如中国和日本将出口赚取的美元大量投资于美国债券和其他资产,使美元回流美国,支持美国继续购买国外货物。美国自1971年后(除1975年)货物贸易持续出现逆差,这与上述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外贸自我纠正机制的消失不是巧合。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向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汇集,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加工组装生产方式向全球输出低端消费品,尽管中国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近年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美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传统制造业规模逐步萎缩。

第三,资源禀赋和科技进步使美国货物贸易优势集中在自然资源和高科技。美国土地和气候等天然资源优势突出,而且农业机械化、自动化降低了农产品成本,使美国能源和农产品极具竞争力。美国企业创新能力强,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本应对世界输出高科技产品来降低外贸失衡,但是美国限制这类产品对华出口。

第四,两国储蓄率差异较大。中国国民储蓄率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上升,于2011年见顶于GDP的51%后(其中家庭储蓄率高达28.2%),逐渐回落至2016年的46%,依然处于高位。国际比较发现,储蓄率与一国外贸平衡情况高度相关。储蓄率低、消费需求强的国家通常外贸出现逆差。

向前看,中国储蓄率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下降,除非投资大幅放缓,外贸顺差的GDP占比将进一步减小。事实上,中国这几年经常账户顺差的GDP占比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 本上升密切相关。而美国近年来家庭财富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储蓄率可能继续回落;与此同时,减税政策拉动企业投资需求,考虑到有可能加快的基建投资,美国外贸失衡恐怕会继续恶化。

《联合报告》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将成为中美两国面对的长期现实,因此应将国际贸易视为解决增速放缓的途径,而非原因。当国内增长放慢时,尽管两国在政治上都有动机将外国竞争或是欺诈作为经济增速放缓的替罪羊,但事实上,两国应通过全球生产与贸易来扩大市场并提高生产率。

“无论美国为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寻找何种理由,单边主义的关税威胁都将是错误的选择。从纯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做法不仅将损害下游厂商的利益,还将破坏全球供应链,乃至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代价将远远超过收益或中国最初的损失。这种单边主义行为还将系统性地破坏国际经济规范与规则,而这种规范与规则曾大大推动世界繁荣与稳定。”中美经济学家们通过《联合报告》表示。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减少对华贸易经常账户逆差作为一个贸易政策目标,本就并非合理有效。

通过贸易让步安抚美国政府不可行

正是因为中美贸易差额存在的基础除了中国的竞争力上升以外,还包括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深化以及美国经济自身的长期结构性原因,所以缩小中美贸易国际收支差额并不能单靠贸易政策让步来实现,而是需要寻求两国其他方面更广泛和深刻的合作。

《联合报告》强调,中国领导层不能通过贸易上的让步来安抚特朗普政府,因为这种让步将使追求缩减逆差的错误目标合理化。并且,考虑到美国现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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