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斯模型折射领导者价值观
领导者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比财务透明更有价值，公司领导人的“金融特质”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者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比财务透明更有价值，公司领导人的“金融特质”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司而言，领导者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比财务透明更有价值，但很多投资公司还没有认识到分析领导人的性格，特别是其“金融特质”的重要意义。幸运的是，在这个方面，实体企业的认知度要远远领先于投资公司。
对分析师而言，了解上市公司领导人的“金融特质”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在不同情况下企业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然而，分析师已经习惯了面对冷冰冰的财务数字，但忽略人的行为因素，特别是管理者的决策,就会犯类似“管中窥豹”的错误。
领导人性格决定企业命运
泰德·普林斯（Ted Prince）凭借在多家公司董事的任职经历，创立了佩斯领导力研究院。他指出，“过去的20多年里，我见过不少很强势的领导者，他们富有激情，也很聪明，但却以失败告终。后来我意识到，即便领导者具备很高的素养和学历，也不能确保不会亏钱。”
普林斯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找出管理者决策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院的核心成果总结为“佩斯领导力绩效模型”，即通过分析被测者的“金融特质”，找出是哪些因素驱使领导者做出与风险、回报、效益相关的决策。
佩斯领导力绩效模型是一个以财务业绩来区分领导者的领导力模型，它与关注领导者人格、行为技能和商业胜任力的两类传统领导力模型有着显著区别。
传统的领导力模型主要基于人格或者行为学/胜任力。其中，基于人格的方法来源于20世纪初的“伟人”理论，目的在于区分领导者/追随者、卓越领导者/一般领导者的人格，典型例子包括迈尔斯类型指标、基本人际关系取向行为，以及基于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的评估工具。这些个性评估工具以标准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其目的在于衡量和显示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交职能的程度，但这些工具却并非设计运用于商业领导力评估。
与之相反，行为学/胜任力方法主要针对商业环境设计，关注诸如愿景、执行力和毅力等个人管理竞争力。这些方法通常测量从60到100种竞争力，结果会得出个体应该如何在特定工作中表现的一系列职业指导。如今，胜任力模型已经延伸到高级领导者层面，然而职业指导不是专门针对这个人群设计的。
根据普林斯的观点，每个人都有一整套带有偏向性的决策系统，虽然其本人可能没有察觉，但是这些决策将对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被测者（管理者）究竟“偏向何方”，那么就能够预 测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决策，然后顺藤摸瓜，判断这些决策将会对公司的整体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在这样的领导下公司的价值和市值究竟可以做到多大。
一家专门服务于投资研究部门的信息咨询机构副总裁曾经评价道：“在风平浪静中，追求风险型的掌舵人可以乘风破浪，但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可能导致船毁人亡。”
另一家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企业质量的美国国家研究机构主管也认为，在动荡经济中，领导者的素质至关重要，特别是当公司面临重重风险和层层监管。智商超群、名牌毕业、平步青云……这一切并不能确保管理者的大方向不会出现错误，也不能担保出现危机时，他们一定能够应对自如。所以，在招聘和考核领导者时，性格已经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因素，比如应试者的抗压力如何，而这些将为企业今后的风险管理奠定基础。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中，企业领导者的基本技能至关重要，但就目前以及未来的情况而言，这些基本技能已经远远不够。
性格因素，或者说未来的领导人能否具有全球观以及如何应对千变万化的局势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在出现问题后，以“当初谁能想的到呢”为理由而敷衍了事。
佩斯领导力绩效模型与关注领导者人格、行为技能和商业胜任力的两类传统领导力模型有着显著区别。
“佩斯领导力绩效模型”已广泛应用在实战中，该模型的使用者需要在线回答20个问题，然后得到“诊断”结果。
在实业领域，还存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前在某家大型公司风光无限的领导人在入主一家连续亏损的公司后数年，仍然很难取得与以往相匹配的业绩。有人认为，是因为前后两家公司所处的行业不同；也有人认为，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该领导人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改变。
“佩斯领导力绩效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
佩斯领导力绩效模型
该模型根据领导者的价值观将领导者分为三种类型：价值取向型，这类领导者长期内必然会超越市场；资源取向型，这类领导者更多的时间里表现欠佳；平衡型，这类领导者通常不赔不赚，业绩一般。
而且，每种类型的领导者都具备不同的“金融特质”。价值取向型细分为冒险型、暴发户型和套利型；资源取向型细分为重商型、交易型和集团型；平衡型细分为风险资本家型、联合型、折价销售型。
根据该模型，默多克具备套利者的特质，盖茨属于冒险型，斯蒂夫·凯斯和乔布斯体现了风险资本家的特质，山姆·沃尔顿属于折价销售型领导人。
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类型、不同“特质”的领导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变化的市场条件下，成功或失败的几率也不大一样。例如，风险资本家型的领导者在成熟市场屡屡受挫，而重商型的领导者在分裂的市场日子会不太好过。
参加过佩斯领导力模型测试的管理者中有15%的人具备创造资本的能力，普林斯称之为“与生俱来的商业本领”，而这种本领与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学历 高低不一定呈正相关。普林斯发现，“我们会认为如果管理者有MBA学位，那么他一定知道怎么赚钱，而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我们不应该将金融素养与商业本领混为一谈。”
近来，学术界也对领导者性格与企业业绩表现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有学者对“过度自信的领导者性格是否更易导致公司出现财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999-2000年期间的会计和强制性披露进行研究发现，过度自信是一个方面，但是其他因素也都是导致财务问题的原因，如增长率过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等。该研究同时支持了领导人性格影响力的条件性因素，即不同的性格特征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条件发生变化后，结果可能大相径庭。
如果经过领导力模型测试，该领导者的性格能够为公司带来很好的业绩，这样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是一家非常保守的公司，而领导者却是一位天生的冒险家，那又该怎么办呢？普林斯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改变领导人风格，因为这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对事物的反应能力往往是与生俱来。我们能做的是帮助这些 领导者培养应对企业现阶段需求的应变能力，这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即如何在特定的领域以及市场的特定阶段培养特定的决策能力。”
普林斯坦言，只有很少一部分领导者会通过学习发生很大的转变，如果希望发生转变，头脑的灵敏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培养我们的某些才能，促使我们学习新的本领。
既然领导者的性格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上市公司对其重视程度如何？调查表明，传统的实体行业已经将行为金融学应用到聘任和管理领域；而华尔街的众多投资公司却对此并不十分感冒。
普林斯甚至认为，行为金融学可以为次贷危机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各大投行一直不愿意摆脱陈旧的观念，以新的方式分析公司、估算风险，这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现在有互不相干的两方，一方是心理学家，他们对金融一窍不通；另一方是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对人类的行为理解不够。如果这两方永远互不交融，那么金融危机发生只是迟早的事情。”
普林斯还希望，佩斯模型能够对投资组合进行分析和估值计算，特别是并购领域，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他说，“我们的分析师习惯面对财务数据，而不是分析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我们已经了解了宇宙的10%，而另外90%对我们来讲都是黑洞。”普林斯希望帮助资产管理公司分析50-100家其所投资的企业。
最后，普林斯用一句话概括了领导者行为分析的重要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已经让上市公司的财务过程变得透明，但如果没有决策行为的透明化，一切都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