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负增长的“痛点”与对策

不同于以往的周期波动或是金融危机时期，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需要因时而异，例如要考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进程，但一些传统的需求侧急救手段还是必不可少的。

不同于以往的周期波动或是金融危机时期，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需要因时而异，例如要考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进程，但一些传统的需求侧急救手段还是必不可少的。

新冠疫情导致中国2020年一季度实际GDP同比下降6.8%，这是中国1992年建立季度GDP核算制度以来第一次出现季度负增长。除了GDP总量指标以外，更多一季度经济数据反映出的中国经济在结构上的运行特征更值得政策制定部门和投资者关注。只有找出经济的“痛点”，发现经济运行的失衡所在，才能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在有效实现“六保”的同时尽量降低扭曲。

从一季度经济数据看，在生产层面，疫情对第二产业冲击最为明显，制造业和建筑业受到了普遍的拖累，第三产业少数新经济领域逆势成为亮点；在需求层面，消费需求对GDP的拖累最为严重，投资需求当中制造业投资拖累最为严重，房地产投资反而拖累较小，在地方债“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的政策下，3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有所企稳；在收入层面，居民名义收入实现了微幅增长，收入来源当中的经营净收入下降最明显，而财政转移支付反映了财政对居民收入下降的对冲作用，但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在大幅下降。

2020年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年度经济目标设定与否与宏观政策的取向，因为这将决定经济增长恢复的斜率。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CF40学术顾问许宪春认为，2020年中国经济同比正增长仍然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设置一定的GDP目标仍有必要，在手段上应注重“新老结合”，这不仅是为了调动各方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也是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前所未有的经济停顿

从GDP降幅来看，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比2019年同期回落13.2个百分点，降幅远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对比来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当年二季度，当时季度GDP增长是6.9%，比1997年同期回落3.9个百分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最严重是在2009年一季度，当季实现了增长6.4%，比2008年同期回落5.1个百分点。”许宪春说。

从疫情对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影响来看，受冲击最严重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9.6%，主要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同比下降 10.2% 和17.5%，而且这两大行业受到冲击是全国性的。在第三产业中，新冠疫情对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冲击是最突出的，增加值降幅也都达到了两位数。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当中的金融、网络零售等产业受到的影响较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取得了13.2%的增长。

关于服务业增速降幅低于工业，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付凌晖在统计局公告中指出，服务业增加值降幅较小主要是由于信息、金融、公共管理和卫生等服务业增长较快，这些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近40%，拉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2.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对冲了传统服务业下滑影响。

从支出法GDP的构成来看，消费需求拉动经济下降4.3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经济下降1.5个百分点，净出口需求拉动经济下降1个百分点。在消费需求当中，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名义下降了8.2%，在剔除一季度CPI偏高的影响后，实际支出同比下降12.5%，名义和实际增速比2019年同期分别下降15.5个百分点和17.9个百分点。

在投资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19.7%，制造业

投资同比下降25.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7%。由此可见，制造业投资收缩最严重，房地产投资收缩相对轻微一些。另外，根据住建部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的情况，截至4月1日，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建项目开复工率为85.06%，全国售楼处复工率达92.73%。

3月份中国经济较1-2月份还是取得了明显的回升，尤其是在投资需求当中，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分别比1到2月份降幅收窄10.6、6.3和8.6个百分点。许宪春认为，3月份基础设施投资迅速回升，与地方专项债提前发行与使用密切相关。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提前下达了1.29万亿元的地方专项债的额度，实际发行了1.08万亿元，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3%，专项债使用在项目上的有8255亿元，占发行额的77%，促使基础设施投资在3月份迅速回升。此外，3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0.8%，降幅也比1-2月份收窄8.7个百分点。

从收入的角度看，在居民部门，一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0.8%，增速比2019年同期回落了7.9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下降3.9%，增速比2019同期回落了9.7个百分点。从收入来源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转移性收入上升6.8%，增长是最快的，经营净收入下降7.3%，降幅是最大的。许宪春指出，疫情期间，生产经营活动受疫情冲击，居民经营净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政府提高转移支付则对居民收入起到了稳定作用。

从城镇和农村的物价和可支配收入的关系看，一季度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9%，涨幅高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1.3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0.9%，实际下降4.7%，降幅大于城镇居民以及全国水平0.8个百分点。付凌晖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农村收入较高的人群进入城镇，但在城镇仍属于较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迁移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均有拉低作用。

在企业部门，1-2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下降了38.3%，降幅比2019年同期扩大24.3个百分点。

在政府收入方面，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9.9%，增速比2019年同期回落了16.9个百分点。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当中，全国收税收入同比下降11.2%，是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非税收实际上还取得了1.7%的同比增长。

另一个引起社会关注的指标是时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也比2月份提升。付凌晖对此指出，尽管调查失业率略有下降，但就业压力仍然较大。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上年同期，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约18.3%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而且，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全国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和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纾困应瞄准经济“痛点”

在经济遭遇内生性的冲击时，三大需求当中的消费通常最稳定，投资波动最大。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次外生冲击，三大需求都遭遇了明显的打击，但是消费受到的冲击最大，下滑幅度远超出了投资，这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许宪春指出，要恢复经济增长，三大需求方面都要发力，而且考虑到其中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下降了4.3个百分点，因此必须加大对消费需求的支撑力度，特别是要重视吸收大量就业人员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这对解决消费需求有重要意义。

在投资当中，制造业投资下滑最为严重，房地产投资反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差，对应到现实情况来看，宏观政策对“房住不炒”也在继续坚持。基建投资在3月份的明显恢复，显示出了财政政策发力对于目前经济困难的重要作用。许宪春认为，在投资需求当中，需要重视新基建和老基建的结合。“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十分重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着力点，但是老基建的投资也要注重，因为特殊时期就要有特殊办法，光靠新基建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再从产业来看，尽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能够取得13.2%的增长，但是整个新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比也仅在在10%左右，光靠新经济的拉动还是不能抑制住整体经济下滑的压力。”许宪春表示，“补短板”可以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好的基础，但在特殊时期仍必须注重救急，把一些能够解决短期问题的措施也要用上。

海外新冠疫情对中国外贸产生的影响，同时要重视疫情之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出口产生的影响。

对于社会对2020年是否还要设置GDP增长目标的关注，许宪春认为，中国经济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可以调动全国上下的积极性，包括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保证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任务的完成，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许宪春还表示，尽管国外的疫情和经济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在2020年全年实现GDP的正增长应当不是问题，而且在2020年的低谷基础上，2021年经济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