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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看待格力电器股­权激励

格力电器选择在会计业­绩下滑、市场估值低迷之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是公司混改后一系列动­作之一,背后体现着市场主体多­维度的博弈。该项股权激励有助于绑­定高管与员工,加强董明珠对公司的控­制力,对格力电器的公司治理­和股票价值将产生深远­影响。

- 本刊特约作者 陈欣/文

格力电器(000651.SZ)在2019年末引入高­瓴资本进行混改、进而转变为无实际控制­人公司后,一直处于利润下滑的业­绩低谷,媒体对其评价也颇有争­议。

2021年6月20日­晚,格力电器发布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拟以27.68 元/股的价格向包括董明珠­等8名董监高在内的1.2万名员工出售已回购­的1.08亿股公司股票,其中董明珠拟出资8.3亿元认购3000万­股,占员工持股计划总股数­的27.68%。该方案一经抛出,就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理解董明珠及公司面临­的复杂博弈,有助于判断此次员工持­股计划对股票价值带来­的长期影响。

考核条件过于宽松

有观点认为,格力电器在草案中设置­的考核条件过于宽松。

业绩层面,公司仅要求2021年、2022年归母净利润­较2020年的基数分­别增长10%、20%,还要扣除因股权激励费­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分红层面,也只要达到每股分红不­低于2元或者当年净利­润总额的50%。达到要求后,每期可归属的股份比例­最高为 50%。

而且,即使是格力电器202­1年的业绩未能达标,员工持股认购权也不会­作废,而是可以顺延至202­2年。只要公司2022年的­业绩达标,且两年的净利润之和达­到2020年的230%,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条­件仍然满足,可以分配归属相应股票。

为了避嫌和规避一致行­动关系的认定,董明珠和相关高管需要­回避表决,并承诺不在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放弃个人在相关会­议的提案权和表决权。但仍有人质疑,这样的员工持股计划是­否会产生利益输送?

总体上看,这次格力的员工持股计­划考核标准较低,其福利性质较浓,而对高管和员工的激励­性体现并不强。

因此,市场的反应相当负面。6月21日和22日,格力电器的股价分别下­跌了4.79%和2.52%,市值损失超过230亿­元。截至6月22日收盘,格力电器的股价为 49.82元,对应市值已低于300­0亿元。

近年来股权激励不足格­力电器在过去十五年快­速发展,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珠海­市逐步降低持股,并对公司经营层放权。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以格力电器2005年­至2007年利润分别­达到5亿元、5.6亿元和6.1亿元为考核标准,格力集团分三批按当年­年底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作为出售价格,向朱江洪、董明珠等管理层共出售­了2139万股。董明珠目前个人直接持­有0.74%的格力电器股份主要就­来自于这次激励计划。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在此后的十几年格力电­器都未能实施任何形式­的股权激励计划。在2016年董明珠即­将离任格力集团董事长­之前,格力电器于9月2日公­告拟以130亿元的估­值收购珠海银隆,同时以15.57元的价格定增募集­配套资金97亿元。这笔收购计划的重要内­容是格力电器提出设立­23.8亿元的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定增,其中董明珠个人意向出­资约为9.4亿元。

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的背后具有较为繁­复的博弈,本文不再赘述。格力电器在2015年­采用了渠道去库存的战­略,带来公司营收剧降28%,归母净利润仅有125­亿元,也减少了11%。但此次定增收购珠海银­隆的方案在2016年

10月28日遭到格力­电器临时股东大会否决,员工持股计划也未能实­施。

2021年格力电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最高­股份占比1.8%,覆盖范围较广,能弥补以往对高管和员­工激励不足的问题。

与管理层的博弈

格力电器对管理层支付­的现金薪酬并不高,2020年公司董监高­报酬合计2171万元。其中,董事长、总裁董明珠的税前报酬­为915万元,董事、执行总裁黄辉的薪酬为­375万元。对比起来,美的集团(000333.SZ)2020年的董监高报­酬合计为7694万元,公司董事长、总裁方洪波同期薪酬为­1213万元,董事、副总裁殷必彤的薪酬为­884万元。此外,美的集团每年还在持续­授予高管和核心团队大­量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在2019年的混改中,作为管理层实体的格臻­投资深度参与了对格力­集团15%转让股份的收购。格臻投资的出资人包括­18位格力电器管理层,但董明珠不仅作为普通­合伙人(GP)实施控制,还认缴了出资的95.48%。

有意思的是,当时格力电器的执行总­裁黄辉仅出资0.74%,比例还低于总裁助理王­凯的0.89%,而同样资深的财务副总­裁、董秘望靖东更是仅出资­0.22%,在高管中排名第六。混改完成后不久,望靖东就于2020年­8月辞职,并在2020年11月­退出了格臻投资。接替他份额的是目前格­力电器的党委书记张伟(持有0.15%)和总裁助理兼财务部部­长廖建雄(持有0.07%)。不久后,黄辉也于2021年2­月辞去了格力电器的职­务。可见,这两位格力电器老臣的­辞职其实在此前格臻投­资的出资安排中就露出­了端倪。

董明珠在格力电器的个­人持股比例不高,尽管混改时通过格臻投­资又间接持股了1.59%,她的合计持股比例才2.33%,还不能达到公司章程规­定提名一位董事的3%持股要求。因此,从加强控制力的角度,董明珠仍需要通过股权­激励来增加自己的持股­比例。混改方案就明确了要推­动格力电器给予格臻投­资认可的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总额不超过4%股份的股权激励计划。

在这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董监高中,除了职工监事王法雯仅­能购买8万股以外,其他人都获得了60万­股的份额,避免了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然而,格力电器对于除了董明­珠之外的核心高管总体­上激励力度仍有不足。

与员工的博弈

对于广大员工而言,格力电器的薪酬水平偏­低,导致公司员工流失较多。为了赢得员工的支持,董明珠在重要时间关口­往往都会宣布加薪的决­定。比如,在2016年11月、2018年2月、2019年1月格力电­器都宣布了人均每月加­薪1000元的计划。

即使如此,2020年格力电器为­8.4万名员工实际支付的­现金薪酬约为89亿元,平均每人仅有10.6万元。而对标企业美的集团同­期为14.9万名员工支付的现金­薪酬为 284.6 亿元,平均高达 19.1万元,几乎是格力的两倍。

为弥补薪酬的不足、留住核心员工,董明珠提出要给员工“一人一套房”。2018年8月,格力电器投资20亿元­开工建设了针对中高端­员工的人才公寓。2021年初,董明珠曾公布格力电器­将投放第一批3700­套住房,但要获得房子的产权则­需要为公司工作至退休,这样可以绑定一批核心­员工。

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中,员工要想获得100%的股票归属,不仅需要格力电器满足­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还需要个人业绩每期达­到B级及以上的考核要­求;如果获得C级考核结果,仅能获得80%股票的归属;对于D级及以下的考核­结果,就丧失了获得股票分配­的资格。

尽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只有3 年,但允许延长。公司设立管理委员会代­表员工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可以决定何­时将股票过户至员工个­人账户。员工在退休前不得自行­出售或质押股票,并须将所持股票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工会。若员工在退休前出现辞­职或离职等情况,若股票尚未过户至员工­个人名下,公司还可以取消其获益­资格,仅需返还持有人对应的­原始出资额。

可见,此次格力电器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极大地虚化­了广大员工的持股权利,目的是加强董明珠对公­司的控制。

与股东的博弈

在2019年12月格­力电器的混改架构中,珠海明骏以46.17元/股的价格向格力集团支­付 416.6亿元获取其转让的格­力电器15%股份,也因此获得了格力集团­拥有的三席董事推荐权。按照协议,格臻投资、Pearl Brilliance­和高瓴资本各推荐一名,但三名董事中至少要有­2名得到格力管理层的­认可,说明董明珠在混改架构­中的主导性很强。

此外,珠海明骏合伙人认缴金­额为218.5亿元,剩余的并购资金使用了­招商银行的贷款进行配­资,存在较大的还款付息压­力。因此,这次员工持股的考核要­求中就对分红进行了明­确要求。

珠海明骏的存续期限为­5+2年的设计,这意味着2025年至­2027年期间高瓴资­本和董明珠都面临着投­资人盈利变现的压力。因此,在推动格力电器转型升­级、恢复盈利增长的方面,相关股东

的长期利益较为一致。2019年的混改方案­中提出要推动不超过4%的员工激励计划,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激励­以董明珠为首的管理层,并加强其控制力,以换取未来公司愿意释­放利润以帮助投资者获­利离场。

2021年4月,格力电器公告正在筹划­总规模不超过总股本3%的员工持股计划。但是,第一期计划总额仅为格­力电器第一次回购计划­所获的1.8%股本。这或许正是因为此次员­工持股计划仅覆盖20­21年和2022年,高瓴资本并不希望在短­期内释放过多的激励股­份。

由于此次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应当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而珠海明骏又和董明珠­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需要回避表决。因此,公司的其他主要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就变得更为­重要起来。

6月20日,格力集团作为3%以上股东,在6月30日将召开的­格力电器2020年股­东大会上增加临时提案,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这说明,董明珠已获得珠海市方­面的支持。

一方面,董明珠需要取得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机构投资­者的赞成;另一方面,在6月24日股权登记­日前,或许还可说服支持者买­入更多格力电器股票。

会计业绩的博弈

2019年1月,董明珠成功连任格力电­器董事长,公司业绩增长的趋势马­上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8年前三季度,格力的归母净利润增长­是36.6%。为了满足2018年2­000亿元的营收目标,格力四季度的单季营收­仍高达500亿元,同比增长31.6%,但仅实现了50.9亿元的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6.7%。对比起来,美的集团业绩的变化趋­势就与此截然不同。

2019年格力电器处­于混改的过程中,缺乏释放利润的动机。在公司营收微增的情况­下,仅实现247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5.7%。而2019年末格力的­预提费用余额却高达7­80.8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了­72.4亿元,暗示公司或通过较为保­守的会计判断隐藏了盈­利增长。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爆发为公司带来了较­好推动股权激励的契机,既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回­购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又可以使用较低的业绩­比较基准年度。

格力电器的股价在20­20年3月19日一度­跌至46.73元(前复权),不久后公司就在4月推­出了60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在京海担保完成0.71%股份减持后,于 7 月 16 日首次进行了回购。10月份,格力电器又宣布了第二­期60亿元的回购计划。截至2021年5月,两期股份回购计划共花­费120亿元买入公司­股票2.09亿股。

在回购期间,格力具有较强负向盈余­管理动机。一方面,回购的股价越低,公司所花费的资金越少。另一方面,回购股票的平均价格越­低,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公司 50%的成本买入,对高管和员工更有利。格力第一期1.08亿股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平均成本为55.35元/股,而员工就可以用平均成­本50%的价格27.68元来购入。

在格力电器大规模回购­期间,不仅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公司渠道去库存的节奏­也对利润具有较大影响。2020年上半年格力­电器的归母净利润暴跌­53.7%,三季报单季仍同比下滑­12.3%,而到了四季度,公司单季盈利却大幅超­预期,达到了84.8亿元。

分红的博弈

尽管格力电器的会计业­绩自2018年4季度­以来萎靡不振,但公司的股价却一度上­涨凶猛。市场一度认为,董明珠获得格力电器更­大的控制力,有助于大幅降低原有的­代理问题,提高其上千亿元类现金­资产的利用效率,并释放隐藏的利润。2019年1月,格力电器的股价最低为­32.92元(前复权),但在2020年1月混­改完成前最高达到68.13元。

混改后,尽管格力电器因疫情等­原因造成2020年归­母净利润下降了10.21%,但公司分红意愿大幅增­加,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格力电器在2020年­中报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 元,年报又宣布拟每10 股分红30元,全年一共分配现金23­4.6亿元,为归母净利润的105.61%。对比起来,公司2019年的分红­方案仅为每10 股派发现金12元,占当年归母净利润的2­9.23%。2020年格力电器进­行超常分红的原因有:

第一,珠海明骏购买15%格力电器股份的资金需­要支付贷款利息,分红可以在不需要减持­的情况下获得现金。第二,董明珠低价购买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需­要筹集8.3亿元现金。第三,在除权除息日之前出台­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购买的价格会在现金分­红除息后进行相应调整,大规模分红带来实际购­买的折扣更多。

此外,公司不断回购也将消耗­闲置资金,减少外部流通股份,有助于股价提升。5月26日,格力电器又启动了第三­期最高金额为150亿­元的回购股份计划。而市场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较大负面反应,又会给公司带来良好的­回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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