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震后重建的村子改变了什么？
十年后再来回顾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为我们的建筑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机遇？这个位于四川北部的小村庄告诉你。
从四川盆地北部的米仓山向南望，山麓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层叠的“梯田”。走近看会发现，它们其实是23栋建筑的屋顶。依山势而建的房屋让这些屋顶农场看起来就像是山林的一部分。这个由22栋居民楼以及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组成的建筑群名为“牡丹园”，不久前入选了建筑杂志《Dezeen》评选的“2017年度全球最佳住宅设计TOP10”。
牡丹园更为人熟知的另一个名字是金台村。尽管眼前充满设计感的建筑让它看起来更像是开在山间的民宿，但屋顶上种植的农作物，街道上晾晒着的谷物都透露出乡村生活的痕迹。事实上，这里是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一个村落—2008年的汶川地震，金台村所在的南江县是39个重灾县之一。
不可避免的灾难往往带来对当地建筑的重新塑造。早在19世纪，正是在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后，这座城市首先尝试建造钢铁结构的建筑，诞生了芝加哥学派，进而在现代建筑学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近现代，日本的地震灾难频发使得他们开始重视抗震建筑建造技术，并制定了严格的建造法规。那么，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是否也为建筑和当地村落规划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2012年，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村架构组织的林君翰带着设计团队第一次来到金台村时，这里刚遭遇了山体滑坡。整个村子有29栋房屋被严重毁坏。这对金台村来说是二次伤害—时隔4年，村子里依然还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地裂缝，地震后重建的房屋有一部分还未封顶。
彼时，南江县在汶川地震之后终于修通了第一条高速路，金台村每个村民都拿到了政府拨款的2万元救助金。不少村民趁此机会兴建楼房。“房子一个比一个建得大，形成了攀比，”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周文国说，“重建也没有统一规划，村民自建的楼房很难适应当地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灾后重建中，村民得到了短暂的安置，但长期来看，几乎所有村民为了建房都负债，以至于受到二次灾害后，再次重建几乎不可能。
在南江县林业局做了30年扶贫工作的周文国从2008年起开始关注 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他发现金台村的问题在灾后重建中普遍存在。“灾后重建是不是能有个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有没有重视经济重建和文化传承，利用灾后重建的机会能不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带着这三个问题，周文国以公益组织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找到了林君翰，在金台村开始了一场“重建实验”。
林君翰所在的城村架构为周文国争取到了来自香港南丰集团300多万元的资金，另一方面，周卫国也得到了南江县流坝乡政府的支持，重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和以往单体建筑的重建不同，周文国计划将金台村整体重建。这意味着不仅要重建民房及基础设施，还涉及到生态系统、村民的生活娱
乐等等。“不是建造一个简单的避难所，而是从根本上重塑灾民的生活方式。”—这也是“牡丹园”项目获奖的理由。
而所有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是保证建筑的安全性。为此，周文国联系到更加熟悉当地情况的建筑所四川省兴发规划建筑。汶川地震后，兴发规划建筑承包了四川省内将近60%的学校、医院、政府等公共建筑的重建，建筑师谢平参与了绝大部分项目。
在金台村项目中，考虑到山区地质不稳定的因素，谢平将建筑抗震等级从6度调整到7度（6度住房可保证建筑承受6.5级地震不塌，7度住房可抵抗7.3级地震），这意味着更加稳固的地基与用量更多的钢筋。建筑师们将常规钢筋的间距从20公分缩小到18公分甚至15公分，而一般2、3层楼的地基是1.2米宽，他们将其加宽到1.5米、1.8米，甚至部分地方做到2米。
像金台村这样修建混凝土住宅是灾后重建项目的常规做法—在自然灾害中损毁的大多是传统夯土建筑，钢筋混凝土要坚固得多—但矛盾在于夯土建筑通常存在于贫困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建造楼房的价格并不友好。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恩融在一次震后重建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解决方案是改良传统夯土建筑，以提升其抗震性能以及室内环境质量。
2016年，吴恩融团队为云南鲁甸地震中失去住所的一对老夫妇设计的住宅建成。不同于直接用钢筋水泥建造楼房，吴恩融在传统夯土建筑的基础上重新配置了土料中黏土、砂子和纤维的比例，加入极少量水泥，并在墙体中加入竖向钢筋以及横向的混凝土圈梁。从表面上看，改良后的建筑依然以土墙为主，抗震等级却提升至8度。此外，吴恩融还为这个148平方米的
双层空间设计了一个半室外中庭，增加采光和通风性。双层中空玻璃以及屋顶隔热层让室内保持冬暖夏凉。鲁甸光明村项目因此获得了世界建筑节（WAF）颁发的2017年最佳世界建筑奖。
同样在地震灾区，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为灾后重建提供了一种更轻更经济的方案。
台湾有西部、东部、东北部三大地震带，因此，在建筑上，防震也成为如谢英俊这样的当地建筑师的首要任务。汶川地震后，他被委托设计四川茂县杨柳村项目。杨柳村重建项目主要采用了谢英俊设计的轻钢体系，建房第一步是起架，把承重的轻钢结构搭起来，然后砌一层石墙、用钢网浇灌二层水泥沙浆墙和地板，能有效抗震，平均造价只需每平米400元人民币，并强调由当地人参与建造，也为当地提供了一种有效经济的建筑解决方案。
重量轻、运输方便、易于搭建和拆卸、造价低……这些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朱竞翔“新芽”系列建筑的目标。2008年地震后，朱竞翔带领团队参与到援建工作中。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下寺村小学就是朱竞翔“新芽”系列的第一个项目。朱竞翔摒弃了钢筋混凝土，利用轻钢框架以及木基板材建房，使建筑物重量仅有同等规模建筑的1／3。同时加快了建造速度，主体部分在2周内就能搭建完成。现在，学校已经搬迁，建筑被当地村民当成住房继续使用。
“新芽”集合了灾后用于临时安置灾民的板房的优点，也兼顾了舒适度。但这个方案一开始的推进并不顺利。首先的问题是资金。“大家不太相信这么点钱能做出（满足）这么多指标（的建筑）。”朱竞翔说，“老百姓也不相信脱胎于板房的东西能比板房好多少。”他观察到，许多灾民宁愿回到原来的房子也不愿住在板房，原因在于板房的舒适度太差，会影响日常生活，“而地震是小概率事件”。
朱竞翔的“轻建筑”理念来源于日本。在日本谈建筑，防灾减灾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它们宁愿牺牲建筑的隔音性，也要把房子做轻。”
日本《建筑基准法》规定，新建筑必须达到在百年一遇的地震中不倒塌，在数十年一遇的地震中不受损的抗震强度。为了达到抗震效果，树脂、加气混凝土、碳纤维等质量轻强度高的建筑材料取代了钢筋混凝土成为主要建筑材料。在建筑物底部安装弹性橡胶垫或者承重缓冲装置能够把地震对楼房的摇晃程度减轻1／5到1／3。而日本住宅普遍采用的箱体式设计能够保证地震时房屋不会散开。
日本抗震体系的借鉴意义还在于其应对灾害更多是一种预防性的工作。但在中国，更多是灾难发生后的被动重建。“建筑师在灾后重建的作用只是一小部分。”朱竞翔说。的确，建筑能提供一时的庇护，灾后重建则更多是个社会议题。
周文国也意识到灾民不愿住板房的问题，这是灾后重建常见的悖论。为了解决灾民的住房需求，大量安置房迅速建起。但随着快速重建，问题逐渐暴露，过不了多久安置房就会变成空城。为了防止“房子看起来很新但没有人气”的现象在金台村发生，周文国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套从建筑、经济到文化的重建方案。“我们原来想用5年时间把金台村的基础设施、经济文化全部重建起来，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已经6年过去，也只做好了基础设施建设。”周文国说。重建的难度超出了他的想象。2007年周文国成立了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这是一个由公职人员组成的非营利性机构。地震后援助资金比较充裕，周文国在云南、雅安等灾区组织了不少重建项目。但随着关注度下降，机构得到的资助也越来越少。2016年，周文国解散了研究中心的全部全职人员。
尽管如此，周文国的重建计划并未停止。2016年，金台村的房屋已经全部投入使用，但重建还在继续。金台
村种植的大叶茶是当地的特产，周文国打算帮助农民在农业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等产业。这些做法取得了不错成效，“原来每户人家每年卖茶叶最多收入上千元，现在有些家庭可以收入一万多。”周文国说。
仅仅是再造建筑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灾后重建，在林君翰看来，重建的本质是保护—保留当地的民居特色与生活习惯。在金台村，你能看到房屋顺着山势分布，每户人家门口都保留了足够宽阔的自留地，村民可以在自家门前完成晾晒谷物等简单的农事。
设计师们将城市中的居住方式和环保理念带到了金台村。相对于传统民居，重建后的房间面积被缩小，房屋间距更加紧凑，传统的对坡屋顶变成了现代风格的阶梯式屋顶。除了美观之外，阶梯式屋顶还承担了散热及环保作用。屋顶农场的设计节约了土地，也满足了村民的生活需求。在建筑之外，新建的污水处理系统进一步改善了金台村的生态环境。原本家家户户各自散养家禽家畜的习惯被改成集中养殖。对灾区来说，这是一次与城市建筑以及生活方式的碰撞。
另一方面，当学院派设计师们深入到灾区参与重建，乡村的真实面貌也在挑战着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普通建筑项目相比，灾后重建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建筑设计本身，如何在政府、村民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更难的问题。“金台村重建的不是房子，而是整个村庄的重新规划。”曾在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就读的关帼盈说。她在金台村的项目中负责建筑设计。项目的复杂性决定了要照顾每个参与方的需求，比如在村民的坚持下，关帼盈增加了房间面积。原本设计成一半种植，一半景观的屋顶按照村民意见全部用于种植。
与一般农村相隔较远的独栋建筑不同，重建后的金台村房屋最大间距只有6米，最近的两栋房屋之间距离只有3米。部分原因在于2008年地震发生后，金台村所在的区域就被确定为滑坡地段。最初的重建 方案是将全村搬迁到平地，但遭到村民的反对。原地重建的结果是整个村庄在一次山体滑坡后再次被毁。这一次重建，村民依然不想搬迁，但滑坡之后能用来建房的土地也十分有限，因此不得不把房屋建得更加紧密。
“村民想花最少的钱住最好的房子，”周文国说，“住楼房要买地，村民还得被迫离开原来的土地、山林。”在整个重建过程中，作为发起人的周文国始终和村民、政府以及设计师保持密切联系，并协调三方矛盾。
原地重建也是林君翰团队最理想的方案。“我们一开始就问自己，什么是农村？”关帼盈说。搬迁到平地会让整个村子失去原有特色。于是城村架构和谢平带领的当地建筑机构找到了一块经过治理的坡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了原址重建方案。
对于灾后重建经验丰富的谢平来说，在斜坡上建房并不算难—事实上，斜坡建房在当地相当常见—但在滑坡地段原址重建，对参与项目的每个设计师来说都是第一次。由于房屋紧凑，村民不得不缩小活动范围，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为了说服村民，周文国每个月至少组织两次大会，且保证每一方至少有一个人在场。村民看不懂设计图，林君翰就将设计按比例做成三维模型来跟村民解释。
四川震后10天，150 0多万人得到应急安置；震后100天，1200多万人得到过渡性安置；震后一年半，150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震后两年，25万户城市居民住房基本完成。相比之下，金台村6年的重建时间算得上慢速。但正因如此，才有更多机会去发现并解决问题。仅仅把灾后重建当作任务还是一个改进当地人生活，完善建造技术和规则的机会，也许是十年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