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我喜欢，市场也会喜欢
监制和导演两种身份更享受哪个？做监制是我在做导演之外一个很好的调剂工作，不然我只陷在一种状态里是很烦的。特别是跟我们“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里的这些年轻导演合作时，他们会给我很多新的刺激和启发，比如文牧野，他的耐力和专注力是我也非常钦佩、要学习的。
做现实题材的电影时是怎么考虑故事性和真实性的？我们不是在做记录片，往往是在选材之后，故事的真实性就已经变成第二位了，戏剧的真实性变成第一位，我们会站在戏剧真实性的基础上连接很多生活桥段，而不是针对某些问题做社会探讨。
为什么在你的电影里经常会出现边缘人物？可能还是那句话吧：“仗义都是屠狗辈”。我觉得他们当中有时候反而聚集了更多的情感，浓浓的情感，有些故事发生在这些人身上才会更合理一些。
《疯狂的外星人》是你操作周期最长的一部电影，为什么想要尝试做一个特效电影？我想看看特效片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因为特效毕竟也是一种新的视听语言形式，但了解完之后我发现这可能不是我喜欢的表现 方式，在外星人之后我还是会回到小成本、现实题材的电影。我不喜欢是因为太不可控了，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些甚至与创作相悖的基因。
与4年前比，你觉得观众有了哪些变化？以前很多电影呈现出来的总是嘻笑，总是谈一些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导致观众对久违的真挚的情感的需求太明显了。我能感知到电影观众通过《我不是药神》这个项目传递出来的，对于电影创造者的尊敬，这甚至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
这种热情曾经熄灭过吗？我怀疑过。整个电影维度在社会生活维度中下降为了一个纯粹的娱乐产品，一种和游戏相提并论的产品，在《心花路放》之后，大环境让我觉得我在干一件好像不太体面的事情。所以在那个阶段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事情，就是要帮助这些年轻导演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保护他们能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实现自己的一些愿望。
你对市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吗？从拍一个市场会喜欢的故事，变成拍一个你个人更喜欢的故事？我自己从来没有脱离市场，我本身不是与市场相对立的，之前也一直都不是，所以我喜欢的，我觉得市场也不会太排斥。
你选择题材、判断题材的方法是什么？我更多的是感知当下，投入生活。尽管很忙，但我还是有生活的，比方说我做公司，这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体验，但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好的公司领导。不过对于“72变计划”我是有责任感在里头的，因为我们不像美国，他们 还有一些成熟的电影节是针对青年人的，国内青年人的机会要少许多，我自己也是从新星导计划中出来的，所以如果可以补全这个路径，把他们推向市场化，对整个电影产业都是有好处的。
你近期在看什么书和电影？我还是喜欢看文史一类的，最近在看吴晓波写的《激荡30年》，从经济的角度涵盖了中国近现代的进程。电影我看得越来越少了，更多还是老电影，其实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美学体系，如果已经形成了就不要瞎看了，看得太杂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判断。
你会觉得最近越来越看不懂中国的电影市场了吗？因为有越来越多看似不可能赚钱的电影突然冒了出来。我倒觉得市场越来越正常，开始走向正常化了，现在正处于回归的阶段。观众是会选择的，而且他可以选择的东西都不差，包括《战狼》的成功，观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电影也给到了足够的份量。东西是不是做到位，我觉得这些标准已经越来越越清晰，观众越来越理性。现在电影开始把艺术对于生活原本应该有的责任感捡回来，如果长期娱乐化，我们会被观众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