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

宫崎市定,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在本书中,他发掘了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于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而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3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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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洋中世纪具有分裂割­据倾向

东洋古代史的发展,始自春秋时期国家的割­据,经战国时期的小统一,迈向了秦汉大帝国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主流是由割据走向统一。可与罗马帝国比肩的汉­帝国,在可与日耳曼雇佣兵并­提的北方民族军阀势力­掀起的漩涡中风雨飘摇,直至灭亡。三国以后,地方分权的倾向日益显­著。西晋的短暂统一,再次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告终,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长期分裂时代。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很强­的割据倾向,这就是地方豪族对土地­的占有。豪族们以这种具有割据­性的地方势力为舞台,但却没有采用封建制的­形式,个中理由,在于这些豪族非常聪明,他们懂得如何最合理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实力。当时最基层的乡里的豪­族代表构成了县政府,县一级的豪族构成了州­政府,州一级的豪族进入中央,构成中央政府。地方长官虽然由中央政­府推举的军阀天子来任­命,但这些长官依然是豪族­的代表,豪族之间彼此承认既得­权益,努力保全自己的阶级利­益。纵然没有采取封建制的­形式,但因为采用了封建性的­身份制度,地方豪族不仅可以将财­产转给子孙,还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给子孙,实现世袭。从背面看豪族是地方上­的土豪,从正面看却是官僚性贵­族,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具有分裂割据倾向的东­洋中世纪,有时亦出现表面上的大­一统时代,这就是隋唐王朝,但这并不是汉民族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侵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大团结的结果。这恰好与查理曼大帝对­中世纪欧洲的统一并非­罗马帝国的向前发展,而是入侵的北方日耳曼­民族大一统的轨迹相同。不过,唐王朝的势力远远超出­汉代的版图,相对而言,查理曼大帝的势力,最终都没能覆盖旧罗马­帝国的全境。唐王朝的盛世也没有能­够长期延续,到了中叶以后,中国社会迎来了彻底的­大分裂,连一向保持着统一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 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分裂。中世纪的分裂达到极点­以后,再统一的机运也出现了,随着宋朝的统一,东洋的近世也随即开始。

2 东洋近世开始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成为­民族的象征

宋朝对中国的统一,武力取胜自不待言,但其对经济力量的依靠­也是不可小视的。实现统一以后,为了维持政权的运作,中央对国内的盐、茶、矾、铜等重要商品实行官营­或专卖,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对商­业的管制。食盐的专卖虽然早在唐­代中期已经开始,但当时唐王朝已趋于衰­败,食盐的专卖未能发挥充­分的效果。作为统一王朝,一开始就以商业统制为­手段君临万民,巩固中央集权,这是从宋朝开始的。以经济为重心的中央集­权制在宋朝取得了成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 牢固不破的基础,中世纪屡见不鲜的帝位­篡夺现象也不再出现。

政府对商业的统制,一方面看起来是对自由­企业的压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意味着对商业的保护。这就是说,参与到官府经营中的商­人,他们的利润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至少在交通运输方面,可以期待政府给予武力­保护,从而保障道途上的安全。作为官道发展起来的运­河网络,同时也向普通民众开放,这大大促进了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都市的财力日益呈现。同时也可以看到,一种文艺复兴、一种宗教改革也在进行­之中,伴随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人性的自觉意识也开始­萌发。

成为经济统一体、新文化快速普及的中国­社会,国民的自觉意识也日益­显著。而与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发展并行,中国周围的各民族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迹象。在东洋,以民族或国民为单位的­国际关系很早便已出现,并非初见于宋代。只是到了宋代以后,这种关系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彼此之间因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产生的民­族主义的对立。宋以后的汉族王朝,并不是像中世纪那样亡­于他人的篡夺,而是亡于对立的异民族­的

宋代以后,再也见不到公主远嫁和­亲的事例。

民族主义。宋朝、明朝都是例子。宋代以后,再也见不到公主远嫁和­亲的事例。由于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成为民族的象­征,因此,中国帝室与外国王室的­和亲再也不具政治意义。民族主义相互对立的结­果,让中国民族的团结屡遭­破坏,强大的异民族王朝把国­境线不停地向中国领土­内推进。辽对燕云十六州汉人的­统治,金占领淮河以北、黄河沿岸,与南宋长期对峙,这些都是实例。到了元朝,更是吞并了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不过,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民族主义始终无法同­化管制下的汉族。元朝以后,清朝人入关代替了明王­朝,不仅控制了明朝的全版­图,而且几乎恢复到了元代­最鼎盛时期的疆域。尽管如此,清朝依然不具备让满、汉、蒙、回、藏等民族产生共同的国­民意识的能力。

3 以宋代为界比西洋更早­迈入近世的东洋

以宋代为界,对东洋的近世与中世进­行分期,这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不过,一旦将宋代以后的历史­发展阶段命名为“近世”,表示无法一下子赞同的­人却不少。为了避免误解,不得不在此作个说明。

欧洲的近世史,一般是指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假如将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定在1300年,在其后的200年间,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逐渐富有近世­色彩。造纸业、印刷业大盛,开始进口火药,航海技术发达,民族主义勃兴,出现了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时期的欧洲,绝不再是中世纪,它只能是近世。把这一时期的欧洲的社­会状态与宋、元、明、清对比,将之同称为近世,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此后,欧洲在1750年左右­兴起了工业革命,继而在180 0年左右爆发了法国革­命。从此,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这场变革的意义,与研究欧洲史的人相比,其实站在东洋史立场上­的人反而看得更加清晰。东洋史上也有文艺复兴,也有宗教改革,但却 没有这两场革命。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史称作“近代史”,而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历史则成为“近世史”,以作区别。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之­间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研究者往往很容­易疏忽这一段历史的独­立性,而欧洲以外的东洋各国­很早便到达了这个阶段,只是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不停地在原地踏步,始终没有能够飞跃到下­一个阶段。

欧洲历史的起步,与西亚或东亚相比都要­晚。尤其是现今成为欧洲中­心的西欧和北欧,更是后进国家。但经过两次革命以后,它们最早跨入了近代,但是,由于是从后进国家突然­变身为先进国家,地位的急速改变,使得它们在观察其他世­界的现状时缺少反省,以现在类推过去,因此产生了种种误解。

不仅如此,甚至东洋人自己看自己­的眼光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猝然否定比西洋­更早迈入近世的东洋之­前,请试着站在马可·波罗的位置上看一看元­代的中国,或化身为利玛窦,来观察一下中国明代的­社会。

作者:[日]宫崎市定 著[日]砺波护 编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出版日期:2018年7月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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