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一个有创造性专业能力的人，不会被抛弃

从财经作家到新媒体老板，吴晓波的身份转变，恰好对应了近10年急速扩容的中国社会。

“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如同一场恣意泛滥的大水，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不适。”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吴晓波如此形容近10年的中国，这距离他那本销量超过200万册的畅销书《激荡三十年》，也恰好10年。

其实，在中国社会经历巨变的同时，这10年，吴晓波的个人角色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对于如何处理作家与商人两种身份，吴晓波同样也在焦虑地寻找着平衡点。

C：你在《激荡十年》中表示，对比之前的《激荡三十年》，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描绘近10年，为什么？

W：首先是整个经济体量的扩大和公司规模的扩大，让大家对极度扩容的规模非常陌生。

现在的改革缺少“假想敌”。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假想敌”。比如中国公司以前在国外有一些可以对标的公司，但近10年，这些对标公司也丧失掉了。这个可能是发展自身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经济体量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现新的问题，这是我们出发时完全没有想过的，所以我后来用了“水大鱼大”这个词来形容这10年。我只描述了一个场景，很难给出结论。

C：近10年，中国的市场环境、商业氛围有什么具体变化？ W：第一，企业家数量越来越大，中国现在私营企业有2700余万家，每天还在增加。第二，民营企业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全球500强里已经有50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如果跟企业家接触，你会感觉他们在产业层面的自信心越来越强。但他们在跟国民经济的关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 说越来越胆怯。

这会影响企业家长期的投资和创新。如果企业家对中长期发展没有很大的决断性和信心，遇到经济问题，就没有办法通过创新走出危机。现在在危机的放大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的能力。

C：互联网的兴起，让很多年轻人更早地接触到全球新资讯，他们对信息的渴求也更大了，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W：移动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碎片化，碎片化会造成社会的圈层化或者阶层化、折叠化，每个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圈层里。它不好的地方可能是造成各阶层间的隔离、隔阂：一个70后关心的话题和一个95后完全不同。但它的好处可能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在一个圈层里表达意见。

C： 2014年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开始做自媒体？ W： 10年前刚写完《激荡三十年》时，我基本打算就做一名财经作家。2014年做自媒体，是因为当时我在写专栏时发现，读者明显在大幅度地减少，这从我的邮件回复就能看出。所以最早的想法就是重新把我的读者找到。

我最早写专栏是给报纸写，后来给新浪博客、FT中文网写，这也是一次次迭代。在写作层面上，并没有太大的革命性变化，无非是读者游离到了另一个平台。最大的变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出版创始人，代表作为《激荡三十年》，而今年最新出版的《激荡十年 水大鱼大》可看作《激荡三十年》的续篇。2014年开始投身新媒体，创立了巴九灵新媒体公司。

化是有了自媒体后，突然发现你和用户之间的交互能力在提高，自己就变成一个自媒体，可以直接参与、介入这种互动关系。慢慢地，我也开始尝试做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培训、论坛、企业家服务等。

C：做商业本来在你的预期之中吗？ W：现在其实有一点后悔。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控制好欲望，前两年的想法可能激进了一点，摊子铺大了，我们甚至还投资了旅游公司。

对我个人也造成一些干扰。做自媒体后就再也没健过身了。更重要的是，它一定会影响我的写作。我发觉我现在越来越会讲了，这其实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讷于言才能很好地把逻辑思维表达成文字。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文字会很烂。还有就是我要做很多管理，虽然我不需要参加所有月会，但这也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包括阅读时间。

好处当然也有。第一，因为有了自媒体，我们和很多企业有了更多交互，还接触到更多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这是之前很少碰到的；第二，做自媒体后，我的主力读者一开始就是80后，现在可能都是85后、95后，这让我需要了解年轻人，对我来讲，心态的年轻或者关注度的下沉是件挺好的事。

C：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调整？ W：我希望能跟产业做更多结合，推动一些产业的进步。现在的年轻创业者会愿意去做一些跟美好生活有关的小商品。因为有了自媒体，我们有机会形成一个业务单元，帮助这些人对接电商平台或百货公司，帮助他们做培训、建立社群。

我们还在做企投会。今天很多实体企业有很多失落感，它们对资本不理解，将其视为“门口的野蛮人”。如此，在整个资产泡沫化的过程中，它们就会变成被革命者。我们做了一个企业家学院，一半以上参与者是70后，80%左右都是传统企业，我们希望提高他们的资本意识。

C：在新技术冲击下，传统行业的机会在哪里？它们对自己的前景乐观吗？

W：企业家大多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并敢于挑战。

过去40年，中国总的发展是一个产能不断扩大的过程，近10年，又出现了两个巨大红利，这也是我们对中国商业还有很大信心的原因。

第一是移动互联网。PC时代，中国一直跟在美国后面，但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很多试验已完全超越硅谷了，比如移动支付、社交工具。中国是 过去10年被移动互联网改变得最为彻底的国家。

另外，2015年以后，中国在需求端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即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开始崛起。公司模型随之变化，包括整个生产线。比如今天中国只要有点规模的西装公司都能定制西装。5年前，中国可能只有红领一家在这么做。

C：中国在未来的技术创新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W：我们在期待第四次技术浪潮，比如医药革命、新材料革命、新能源革命、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在这些新领域里，中国主要还是会成为技术革命的兑现力，通过某种方式变成最大的应用市场。中国在这些领域和美国还会是竞合关系。

但中国也有非线性超越的机会。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原来对人像和语音抓取的方式随着计算能力不断地提高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前形成的方法论被完全替代了，这就带来了超越的机会。另外，明年是5G标准的制定年，中国也有机会第一次成为全球通讯设备的标准制定者，华为、中兴等公司都有可能参与到制度的设计中。

C：有什么事是你原来深信不疑，但现在不再相信的？又有什么是你一直相信的？

W：我原来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不断繁荣，市场化就会自动到来。但我今天不再相信这件事。即使中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500强中有一半都来自中国，中国也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需要更加努力，更加理性和建设性地去推动这件事。

我始终相信的是专业，这个社会不管多么喧嚣，一个人有专业能力，特别是有创造性的专业能力，仍不会被抛弃。

C：你有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 W：如果体力允许我还会写，这对我来讲并不是特别困难，但做出创造性很难。

第一是选题的挑战，我要不断去寻找能够让我产生兴趣的陌生选题推进；第二是创造新的写法，或者对事情的认知产生迭代。我前两天把《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放在一起看，结果发现，这10年我在写作上没有任何进步。可能现在会显得更加冷静，对很多问题的认知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要成为毕加索很难：你要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不断变换，像蜕一层层皮一样。而一般人，35岁以后就没机会蜕皮了，缺乏了好奇心，最后是自我放弃。写作到后来的突破实际上是心力的问题，气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