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注中国的多头、空头和滑头
1994年，在华尔街上班没多久的沈南鹏从美国到香港出差。在飞机上，他捡起一本《TIME》杂志，翻到一篇名叫《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Giant》（经济巨人的诞生）的文章，把1990年代的中国描绘成欣欣向荣的蜜糖之地，这让在国外待了6年的沈南鹏大为触动，萌发了回国的想法。
同一年，河南驻马店高考文科状元张磊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跟在华尔街工作、坐商务舱满世界飞的沈南鹏不一样，张磊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五矿集团，整天坐火车和大巴往内地偏远省份跑，给公司收煤收矿。3年后，他决定去美国深造，申请的就是沈南鹏读过书的耶鲁商学院。
沈南鹏回国的第一站选择了雷曼香港，后来又跳去德意志银行，主要工作就是帮内地企业发债、并购和上市，白天跟领导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晚上回酒店做模型写材料。
1998年，感受到互联网行业正在急剧升温的沈南鹏决定回上海创业，那会儿张磊刚去耶鲁报到没多久。
1999年春节过后，沈南鹏跟同为上海交大毕业的梁建章等人一起创立了携程，又搞定了IDG的章苏阳和软银的石明春，拿到数额不菲的美元融资，用不到5年就把公司带到了纳斯达克，并在此期间成立了之后也顺利上市的如家。两家公司的成功为沈南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
面对世纪末的互联网造富潮，在耶鲁读书的张磊也有了创业的想法。1999年他还没拿到耶鲁商学院的学位，就回到北京跟几个同学创办了一家叫作中华创业网的公司。这其实是一家为创业者提供服务的FA（编注：财务顾问）公司，很快便遭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无法维持运营，张磊只能继续回美国读书。
2001年之后，两个人继续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前行：沈南鹏带着携程熬过互联网寒冬，业务突飞猛进，拿下了中国在线旅游服务市场的大半壁江山；而张磊申请到了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工作，并在声名显赫的大卫·斯文森（David F.Swensen）的调教下变得日益成熟和稳健。
此时的中国，也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狂飙。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定价体系下迅速绽放，城镇化和技术化更是全面提速，催生出无数企业家和创业公司。无论是在携程搞管理的沈南鹏，还是在华尔街做投资的张磊，都有了“成立自己的Fund，参与这个时代”的想法。
于是在2005年，两个耶鲁MBA在国内投资领域成功会师，一个成立了高瓴资本，一个成立了红杉中国。
14年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登顶。2019年《福布斯》公布了“全球最佳创投人”的榜单（The Midas List），沈南鹏位列第一，其旗下的红杉中国已经管理了2000亿元人民币；而高瓴的规模也超过了600亿美元，旗舰基金年化回报达到40%，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最卓越的投资机构之一。
这十几年里，那些曾经陪跑的选手，都在慢慢掉队。无论是很早进入中国的美元基金，还是在某几个垂直领域投出独角兽的明星投资人，抑或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系”的金融大鳄们，开出的支票金额和收获的行业影响力，都无法跟张磊和沈南鹏相提并论。他们为何能如此成功？
回到张磊向海外投资人募资的2005年，他路演的口号是：“中国正在崛起，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请立即上车！”他向投资者兜售的，不是一个行业和赛道的故事，而一个国家崛起的故事，他向投资者展示的基金策略，是“重仓中国，重仓未来”，很显然在他眼里，“中国就是未来”。
2005年时的中国速度有目共睹，但资本市场的明星是钢铁、水泥和地产，真正相信中国能搞技术和创新的人少之又少，即使信念强大如任正非，都差点儿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甚至连技术起家的联想系投资公司弘毅和君联，也没几个拿得出手的技术投资案例—all-in中国创新需要勇气。
但这反而是沈南鹏和张磊脱颖而出的关键。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内心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大盘，但在实际的投资操作上，他们无疑是“做多中国”的坚定践行者。无论是沈南鹏用鲨鱼式的速度“买下了半个中国互联网”，还是张磊那种跨传统和新兴产业、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些年押注中国的投资机构，那就是：多头身价倍涨，空头黯然离场，滑头喝了点汤。
跨公司各发展阶段的打法，都是体现。
投资圈作为自认为受教育程度高和认知视野广的行业，大多数投资者都修炼不出巴菲特那种“感恩并坚定看多祖国”的样子。他们多数都在北上深的高级写字楼里办公，在房价动辄十万的社区里生活，他们跟真实中国里的那些烟火人间，永远隔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距离。
而由于这些局限性，中国绝大多数投资人，都容易犯三个错误：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把周期问题当趋势问题、把局部问题当普遍问题。
首先，把节奏问题当结构问题。大多数投资人也看好中国的未来，但往往被节奏的变化甚至反复所吓坏，经济一放缓就大呼小叫，产业一挫折就充满悲观，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就收拾细软，忽视了中国经济不变的结构优势和道路方向。这一错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讨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把周期问题当趋势问题。在中国，经济有周期，行业有周期，货币有周期，政策有周期，甚至投资人的情绪也会有周期，但很多投资人无法区分目前的困境到底是一个周期问题，还是一个趋势问题。货币的开闸和关闸，政策的收紧和放松，情绪的低落和高涨，都会扭曲他们的投资操作。
最后，把局部问题当普遍问题。这是精英群体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喜欢用自己隶属的群体来表征大环境，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低估他们视野之外群体的重要性。他们分不清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到底是那些在一线城市焦虑的精英中产，还是五环外认同并赞赏这个国家崛起的普通老百姓。
在这三个错误的交织下，投资群体逐步演化成三种人：多头、空头和滑头。多头坚定看好中国人的创造力，他们愿意为中国企业家的梦想和愿景投出巨额的资金；空头则专注于研究和夸大中国经济体制中的各类问题，为中国经济的每个挫折和困难而欢呼，做空工具的缺乏反而保护了他们的财富。
而滑头，构成了投资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大众情绪低潮时跟着咒骂，在经济遭遇困难时喜欢转移资产，在情绪高涨时照样犯非理性的投机错误，他们能感受到中国遍地是机会，但内心对中国能否重返全球之巅充满质疑，这限制了他们投资的大局观，削弱了其投资的坚定度。
需要强调的是，做多头、做空头、做滑头都没有错，也都是为客户负责的策略选择。但回过头来看， Long China是过去20年全球最好的投资策略，这个策略也为多头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回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些年押注中国的投资机构，那就是：多头身价倍涨，空头黯然离场，滑头喝了点汤。
而站在现在的时间点，这个老问题同样需要新答案：你是否愿意坚定看多并重仓中国？无论是多头、空头还是滑头，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选择。
在坚定看多中国的投资人眼里，尽管有着内部外部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仍然有着明显的结构优势：庞大的人才红利，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逐个突破的高端产业，一轮又一轮的创业潮……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将在不久后看到中国GDP重返全球第一的时刻，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没有几次。
张磊和沈南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2000年年初的选择，成就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历史地位。20年之后，坚定看多中国的阵营变大了许多，看多中国的理由也变多了：有的来自过去20年的成功经验，有的来自投资人的年龄结构，有的来自全球对比下的研究结果，也有的来自于一腔纯粹的热忱和情绪。
但能穿越周期、节奏和情绪的障碍最终获得成功的，仍然只会是少数人。毕竟就像张磊说的：“在中国做投资，不适合意志薄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