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石油资本主义的基督教灵魂
石油资本主义在美国政治文化版图（而不仅仅是利益版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恰特的核心论点是，美国的石油资本主义分为两派，分别对应不同的基督教精神，它们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的变迁。
全球变暖是当今人类最紧迫的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共和党却对气候变暖议题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特朗普政府坚持声称全球变暖只是骗局，撕毁了此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巴黎协定》，撤销了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能源计划。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石油金主的抵制。
然而，如果将这种抵制仅仅视为愚蠢无知或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故意“睁眼说瞎话”，那就误解了气候变化议题在美国社会所遭受的深层阻力，美国共和党和石油资本主义对气候变暖的否定，具有复杂的基督教神学背景。
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学术话题。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其1905年问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加尔文教派主张勤勉工作、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是人在尘世必须履行的“天职”，不是为了自身的享受，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依上帝指示而获利，明白积累财富乃是上帝的旨意，从而确证自己蒙受神圣恩宠，得到上帝拯救。这种“入世的苦行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神授石油：基督教和原油如何缔造现代美国》（Anointed with Oil: How Christianity and Crude Made Modern America）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德恰克（Darren Dochuk）继承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视角，对美国石油产业与基督教之间的共生关系给出了详尽细致的论述，揭示了石油资本主义在美国政治文化版图（而不仅仅是利益版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有别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论述，德恰特的核心论点是，美国的石油资本主义分为两派，分别对应不同的基督教精神，它们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了美国政治的变迁。
第一派是所谓“野猫基督教” （wildcat Christianity），其信徒是打赌自己能够得到上帝恩宠的独立石油开采队伍。早期的石油产业是一个高风险的投机性产业。
由于石油地质学发展缓慢，直到1930年代，美国的石油开发者还主要是凭感觉和运气找油。与其他矿藏不同，石油油田往往难于发现，而一旦采掘成功，浓稠的黑色液体喷涌而出，烈焰熊熊，宛如地狱之火要摇醒沉睡的、充满罪恶的尘世，经常有人不慎被火焰吞噬，这种壮观的场景很符合基督徒对于世界毁灭与再生的联想。
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石油可以令成功的开采者一夜致富，仿佛《圣经》中神赐的天降食物“吗哪”，失败者则会负债累累，如坠深渊。早期的美国石
油产业因此成为一场各路人马“赌恩宠”的游戏。
第二派是所谓“原油公民宗教” （the civil religion of crude），秉持该立场者是那些寻求通过科层官僚机构对石油产业实施理性化控制的大型石油公司。
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创始人洛克菲勒是美国石油产业发展史上的巨人，早期的美国石油产业充满了恶性竞争，山头林立，一片混乱，洛克菲勒的目标是为整个产业构建理性化秩序，通过巧取豪夺的不断兼并，标准石油公司最终垄断了美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和25%的原油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集团企业。
洛克菲勒是一位天才企业家和亿万富翁，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浸信会基督徒。他宣称：“我相信一个人挣钱的本事乃是上帝的礼物。既然我被上帝赐予了这份礼物，我相信我的天职就是不断挣钱挣钱再挣钱，然后追随我的良心的指引，用这些钱造福我的同胞。”他的私生活相当简朴，却对公益事业一掷千金。他创办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全球著名慈善机构，捐助范围遍及众多领域。加尔文教派“入世的苦行主义”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由于反垄断法的实施，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后来被拆分成若干大公司，但都继承了“建构理性化秩序”的基因。它们的布局也开始转向海外，尤其是在全球石油储量最高的中东地区发展迅速。中东地区也是伊斯兰文明的主导地区，因此这些石油公司发展出了一种宽容合作的文化，寻求与伊斯兰国家建立“道义联盟”，而不是凸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帮助它们牵线搭桥、折冲斡旋的是一批美国的“阿拉伯通”，这些人出身于当年前往中东传播福音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阿拉伯世界很有感情，认为石油可以让中东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所谓“原油公民宗教”就是以石油开采为纽带，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推广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从基督教末世论的角度看，“原油公民宗教”属于“后千禧年论” （Postmillennialism），这一派认为“透过福音的传讲，及圣灵在个人心中的拯救工作，神的国度在现今世界中不断扩展。世界最后会基督化。基督再临之时，正值一个长时期公义和平时代（千禧年）的结束”。简言之，这是一种相信世界可以凭借理性而得以改善的乐观主义。
另一方面，大型石油公司的寡头地位并未阻止中小型公司始终能够在美国石油产业中分一杯羹。这是因为美国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法律保障开采者的产权，因此始终会有开采队伍加入“赌恩宠”的游戏，成为“野猫基督教”的一员。
优尼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斯图尔特（Lyman Stewart）是“野猫基督教”的代表。从基督教末世论的角度看，他信奉“前千禧年论”（Premillennialism）。这一派别认为“基督在千年王国开启之前的大灾难末期再临，世界在大灾难中坠入混乱与邪恶深渊，而后在基督统治的千年王国中重生”。德恰特指出，斯图尔特的宗教观植根于他开采石油的经历：漂泊无定，在超自然力量面前感到渺小无助，财富倏尔从天而降，忽然又赔个精光。“野猫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位超乎理性之上、高深莫测的人格神，其意旨不能通过人类的理性来妄加揣测，只能通过对《圣经》文本的字面解读来领会。斯图尔特是基督教基要派（Fundamentalist）的重要资助者。所谓的基要派主张《圣经》绝对无误，与基督教自由派相对立。19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发现、考古发掘报告都与《圣经》的字面描述有所矛盾，导致一批自由派神学家力主对《圣经》建立隐喻、寓言式的解读方式来协调上述矛盾。对于历史事实无法考证或是违背已知自然科学定理的事件都持保留态度。这引发了基要派的强烈反对，后者坚持《圣经》绝对无误，即便是“处女生子”这类记述也不容置疑，任何协调矛盾的解读方式其实都是在将科学、考证置于圣经之上，从而否定圣经，背弃信仰。
乍看起来，基要派只是一种过时的冥顽不灵的老古董，但是在20世纪的美国，它和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相结合，成为一种似旧实新的意识形态。自由至上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个人在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的前提下，可以享有绝对的自由凭借其自身和财产从事任何活动。而只要每个人都能自由行动，自由至上主义者就并不关心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将经济不平等视为自由行为的后果，有些人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获利，有些人则不能，这里面并不存在不公正。相反，自由至上主义者普遍反对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政策，认为这是合法化的偷窃。
不难理解“野猫基督教”与自由至上主义的契合。首先，“野猫基督教”预设世界的本性是混乱的，在基督再次降
临之前，没有千年王国，因此人类为了建构理性秩序所采取的举措—无论是洛克菲勒通过科层官僚体制将石油产业理性化，还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经济平等—最终都是徒劳的，都只会堕入撒旦的诡计，造成更大的恶。其二， “野猫基督教”把挣钱致富视为获得上帝恩宠的方式，因此每个人是富是贫，根本上都取决于他和上帝的关系，他人无权干涉，也不必同情失败者。其三，对于那些打赌自己能够获得上帝恩宠的独立开采队伍来说，他们唯一需要政府提供保障的，就是采掘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其余的一切都交给上帝去处理。
从基要派的立场出发，“野猫基督教”的信徒缺少宗教宽容。他们批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在中东的扩张，认为这使得美国依赖于沙特等伊斯兰国家的石油资源，从而对伊斯兰世界做出让步，危害了以色列的利益。他们根据对《圣经·启示录》的字面理解，认为基督再临之前以色列必须复国，重建圣殿，因此保卫以色列就是服从《圣经》的要求。
从1930年代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是美国政坛的主流。继任的民主党总统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自不必说，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是萧规曹随。在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中，“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限制政府侵犯个人自由，但是“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求强化政府权力，对国内和国外实施援助，维护国际秩序以迫使他国遵守和平，后两项自由是和自由至上主义的理念相冲突的。
从1950年代开始，太阳石油公司总裁皮尤（John Howard Pew）挹注巨资，推动自由至上主义的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在他的支持下，福音派领袖葛培理（Billy Graham）建立了庞大的组织网络，成为美国政坛右派保守主义兴起的重要推手。在皮尤的大力支持下，融汇了保守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右派政客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击败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出身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共和党温和派领袖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虽然戈德华特最终在大选中败于民主党的约翰逊，但是福音派运动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先是阿拉伯国家将石油禁运作为对付西方的有效战术，然后是伊朗在革命之后从美国的盟友转变为仇敌，这使得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的海外扩张元气大伤。1980年，基督教福音派运动拥戴的里根当选总统，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联邦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刺激市场竞争，顺应“野猫基督教”的诉求。另一方面，里根又通过强化与沙特的合作，包括不顾以色列和国内犹太人的反对向沙特出售高科技武器，来换取沙特大量增产石油，从而维持了“原油公民宗教”的合作精神。总体而言，自1970年代以来，“野猫基督教”在美国石油资本主义中的政治话语权越来越大。
共和党对于全球变暖议题的漠视就是根植于“野猫基督教”的“前千禧年论”立场—即便全球变暖会带来大灾难，那又怎样呢？既然以色列已经复国，人类的下一场大灾难就是基督再临之时，虔诚的基督徒终将得救。对他们来说，特朗普政府承认圣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远比阻止全球变暖重要。
另一方面，洛克菲勒家族今日业已成为美国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捐助者。身为石油大亨的继承人，对于全球变暖的关注却导致他们从化石燃料产业撤资。
这和“后千禧年论”关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改善世界的信念是一致的。基督再临并不是要在一场大灾难中拯救人类，而是在世界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公义和平时代之后凯旋。
资本主义不只是形而下的经济算计，也有形而上的信仰维度。阻止全球变暖不仅需要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有待美国石油资本主义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