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拜占庭时代的阿索斯圣山
9月的一个夏夜，在雅典某个户外朋友聚会上，得知我要去的阿索斯山至今不欢迎女性，旅居国外的希腊艺术家戴安娜露出一脸惊讶不解的表情，似乎我谈论的，是远在中国的一座“Forbidden Hill”。
作为东正教僧院的著名圣地，阿索斯山拥有50座大小不一的修道院。位于希腊东北部探入爱琴海的卡其迪其半岛，像一只拥有三根纤细手指的手掌，阿索斯取最上面一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它是海神波塞冬和巨神阿索斯大战时，被他扔进海里的巨石。大理石山从海平面直耸2000米，自5世纪起就有修道僧院在此建造，最后变成了一个历史悠久、遗世独立、不受俗世政治管辖的神权自治体。Diana作为一名现代独立女性的控诉，我很理解。但一千多年来，女性甚至雌性动物都禁止进入圣山的规矩依然固执地存在，女性观光客想要一睹圣山真容，只能乘游船在距离海岸超过5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眺望。哪怕是外面的信徒进山朝觐，也得提前半年申请一张类似签证的许可。异教徒和非宗教人士更不能例外，每天只有10个名额。最蹊跷的是，作为一个可以轻易走陆路的半岛，除了飞鸟，所有的来访者都只能乘船从水路进去。
我有幸成为了这10名游客中的一员。为了赶上第一班轮渡，我在凌晨3点离开位于塞萨洛尼基古罗马圆形大教堂附近的Airbnb客店，奔向依然使用东罗马拜占庭历的阿索斯山。迎着爱琴海的晨曦，一辆中型巴士把载有僧侣、信徒、观光客和一个去圣山赴任的新警察送达一个叫作Ouranoupoli的小镇。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个警察检查我们的护照，核发已经准备好的“签证”，上面盖着拜占庭的老鹰印章。
三层高的游轮挤满了乘客，甲板上，信徒们的行李像篝火一样堆放在中间，人们围坐四周。一个僧侣在扶梯处售卖转珠，一群塞尔维亚信众向空中抛洒面包屑，引来成群盘旋不肯离去的海鸟。在离我不远处，3个男人在讨论山上是否有信号上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买飞雅典的机票，我自然也加入了发问的行列。“我当然希望没有，也不应该有。我们是去修行的，不是么？”一个年岁稍长的人说道，眼神瞟了我一眼，似乎在埋怨我舍不得俗世的牵绊。
79岁的理查德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外科医生，他被CBS电视台《60分钟》里一部讲述阿索斯山的纪录片吸引，前来一探究竟。正如他介绍自己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独立投票人一样，他把自己称作为spiritual seeker。彼此投缘，我们决定结伴同行，在靠近一家保加利亚修道院的口岸下船。
在一栋巨大的宿舍楼的会客室里，一个黑衣僧侣用绿色的薄荷酒、茴香酒和沾着白色粉末的玫瑰软糖欢迎我们，为我们登记住宿。但好景不长，我们很快发现这里并不适合我们。因为是非东正教徒，这家保加利亚修道院不欢迎我们参加他们的教堂活动。“你们应该去Vatopedi，那里会更适合外国人。”在一片苹果园旁边，执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小路。有些苹果已经熟透落在地上，我
们捡了几个，就匆忙上路了。我们要从手指的中间位置，走到靠海的另一侧。
在阿索斯山，连接每个修道院的小路都是非常好的徒步路线，有很多信众和背包客会一次选择住几个修道院，中间靠徒步转移地方。这既是对自己宗教上的考验，也是一次有益的户外运动。
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海平面渐渐从丛林中显露出来，站在一片高地上的橄榄树林，我们看到了静静的海湾，一个庞大的建筑体像彩色积木一般摞于其上，它有着拜占庭拱顶、奥斯曼塔楼。如此迷人的海滩，上千年未曾允许有人在此游泳，也无法在海边静静地欣赏落日。第二天傍晚，当我和Richard准备外出，我们被门卫拦了下来。他警告我们，城堡的门会在8点日落时关上。
Vatopedi入口的两个旗杆的颜色分别代表着希腊和拜占庭。在这里，僧侣们依然沿袭着拜占庭历，它比正常的日历晚13天。当太阳落下、城堡的大门关上时，就意味着零时，新的一天的开始。“我喜欢中国菜！”一个英国来的修道士接待了我们。这里的僧侣显然更加友好，而且国际化。在130多个僧侣中，有十几个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还有一些来自塞浦路斯、罗马尼亚等东正教国家。
虽然没有预订，我们还是被安排了房间，但被警告下不为例。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来此之前，按照朝觐管理办公室的规定，我给几十家修道院都打了电话或发了邮件，收到的回复不是客满就是以目前在准备什么节日为由婉拒留宿。后来只好再次求助办公室，得到的回复是：直接去就是了，他们会接待的。
我们被安排在一栋偏楼的宿舍区里，房间里除了4张单人床，唯一的家具是一个五斗柜。插头只有一个，天花板上的灯泡已经没了，只有一盏黑色的台
灯，而且还共用那个唯一的插座。每张床上方的墙上，都挂有一幅圣像，这似乎是不能共享的。
凌晨4点，走廊里传来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随后每扇房门都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值班僧侣正在提醒大家去教堂早祷。教堂的门口大樑上，还悬挂着古老的Semantron，一种6世纪就开始使用的大木钟，这种木钟在奥斯曼时期因为禁止敲钟而盛行，但毕竟声音很小，不足以传到我们偏远的宿舍。
Semantron应该是我在圣山发现的唯一一件乐器。和罗马天主教堂里宏大的管风琴相比，这里实在显得太简陋了。在拜占庭学者Constantine Cavarnos看来，最美的乐器是男人们体内浑厚的发音腔体。
不知什么时候，天下起了雨。借着幽暗的天光，我和Richard摸着湿滑的鹅卵石路坡来到大教堂门口。四周一片死寂，大门紧闭，窗户里也是黑乎乎的，没有一丝灯光。“会不会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呢？”在犯嘀咕的同时，我看到了Richard否定的目光。
厚重的木门一旦推开，我就发现自己跌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油灯摇曳的光影里，习惯了高光世界的肉眼得花二三十秒钟，才能辨认出眼前的幢幢人
影，一不小心，很容易撞上那些身穿黑袍的僧侣，多亏他们都是美髯公，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们在靠墙的长木椅上或坐或立，也有年迈者熬不住打瞌睡的。信徒们大都在空地上垂手立着，但都纹丝不动，身体冲着的中殿，有诵经的声音阴着烛光缓缓流出。凑近细看，左右两侧中央的垂灯下面，各有一组僧侣站成半圆，在轮流齐声诵经。高潮部分，有一组负责主唱，另一组分担和声，余音缭绕，夺人心魂。此时除了经书上的字，所有物体都笼罩在微光之中，让人想起《阴翳礼赞》。偶尔也会有声音从外殿发出，此时必有人擎着一根蜡烛，指引大家的注意力。在Vatopedi，一般4点到6点是诵经，从6点到8点是唱赞美诗，之后才是20分钟的早餐时间。这时候，东方露白，天光开始洒进带有穹顶的狭窄侧窗，为暖色的烛光增添一丝幽蓝。
在下午一个更加盛大的礼拜中，和其他信众一道，我们瞻仰了供奉在中殿后面的圣人遗物，其中包括圣母玛利亚的腰带和金黄色的留有耳朵的圣人头骨（据称是不坏之身）。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西方修道士在圣物前全身心匍匐跪拜的场景，不禁想起那位拒绝在清帝面前跪拜的马戛尔尼。
到底什么是神圣性？宗教比知识好的地方，是通过象征物显圣，无论野夫还是都市人都可读懂。在座的很多人，从穿着打扮上，也能看出大致阶层。人类对神圣性的理解，超越了对诗意的理解。后者更像是读书人的事。
如果没有个别莽撞的信徒打开手机
的手电筒找路（多么刺眼的强光），这个10世纪修建的教堂里的所有一切，从油灯烛火，到祈祷的流程，都会和一千多年前没有任何区别。20年前，这里很多修道院甚至都不用电，更没有手机信号。如果拜占庭时代的僧侣穿越到这里，他会比我还更快地融入这里的生活。如今，新技术大大改变了圣山的面貌，保守如保加利亚修道院，手机依然没有信号，但Vatopedi显然在克制地拥抱现代技术。虽然依然没有Wi-Fi，但在附近的山头安了手机基站，还在尝试利用太阳能。
食堂里的一切也是中世纪的样子。如果俯瞰的话，一共横16竖24张大理石桌子横竖排列组成一个中空的十字。这些桌子，来自8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废弃修道院。每个桌子大概能坐六七个人，除了高级别的修道士，大部分人没有固定的位置。一个正常的早餐食谱是这样的：自制的酸面包、巧克力酱、一盘生黄瓜青椒、一盘生洋葱、烤栗子、炒鸡豆米、酸奶、一盘红白葡萄。饮料是水和石榴汁。就餐时，大家尽量不语。经过4个小时的礼拜，很多人都已经饿得不行，更何况要在20分钟内解决这些食物。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Mathew在1991年来到阿索斯山，是较早加入这里的外籍修道士之一。为了了解修道院的生活，他带我参观了后厨、食物储藏室、医院、酒窖、化妆品实验室和圣像绘画烫金工作室。作为阿索斯山最大的修道院， Vatopedi拥有自己的酒庄、渔场、蜂场甚至出口到中国的橄榄油加工厂。
Mathew身穿一件到处是窟窿眼的袍服，介绍说是他的工装。前几天，这里刮了一阵大风，把塔楼上一位僧侣朋友家的窗户吹坏了，精于木工的他正好可以大显身手。在修道院，除去宗教上的事务，每个僧侣都有自己需要做的一种或多种工作。当我见到塞浦路斯僧侣Theodosios时，他正在田里挖巨大的卷心菜。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剪刀，动作麻利，袍服的下摆掖进裤带里。夏天，这里的蔬果基本上能自给，冬天则需要从外面调配一些。这个晚上，Theodosios还要和教友们一起，在深夜趁着蜜蜂休息，把山上的蜂箱用卡车运到另一个地方。冬天也是僧侣们稍微得闲的时候，他的母亲会借机从塞浦路斯跑来看他。因为不接待女性访客，他就把母亲安排在塞萨洛尼基，自己跑过去和她会合。
一个俄罗斯男孩在庭院里拿父亲徒步用的拐杖玩耍。在过去，未成年人是不被允许进入圣山的，哪怕是神学院的孩子。但规矩变了，现在只要有监护人陪同，他们一样可以自由出入。在雅典的那次酒桌上，我的一位家住距离1894年第一届奥林匹克体育场只有几百米的雅典朋友Alex，曾经和我分享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圣山朝拜的美好记忆。
很多成年信徒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在最后一天的liturgy礼拜之后，我们在修道院食堂里领圣餐。站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塞萨洛尼基、准备主攻肠道科的实习医生。可能是出于激动或者职业原因，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有些紧张的他，把第一轮发到手里的小面包片塞进嘴里吃掉了。所以，当第二轮侍酒的僧侣把银色的圣杯伸到他面前去蘸酒时，他显得很尴尬。但他也很真诚，事后凑到我的耳根解释自己的失礼，表明自己来之前并不知悉这些礼节。“你们会想家吗？”一次用晚餐时我问Mathew。“直到我们见到棺材啊！”他笑着回答我。“也许到那个时候也不想！”另一个僧侣半开玩笑地插了一句。
我想他们是认真的。在修道院后面的一个山坡上，堆积着自16世纪以来所有在阿索斯山离世的僧侣的骷髅和灵骨。它们散乱地堆积在地上，并没有被妥善地收敛。有些僧侣，会把朋友的灵骨放在僧房的抽屉里。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也需要简单地对待。
临走前，在宿舍门口我又碰到了兜里插着木尺的木工Mathew。问过我坐几点的巴士之后，他打趣：你的巴士是世界时间，但我的木工约定的是阿索斯山时间。在巴士开往这个“国家”的首都Karyes的路上，趁着4G信号满格，我迅速用手机给自己买了一张第二天飞往雅典的机票。
短暂的隐修生活提前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