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保卫战

随着复工陆续开启,控制疫情传播的焦点正­逐步转到北京、上海等超级大城市的身­上。它们是否拥有和体量相­匹配的防御力?

YiMagazine - - Cover Story - 记者/叶雨晨邓舒夏王一越郑­晶敏 编辑/倪妮美编/蒋亦哲 摄影/安寇数据支持/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2月9日,正月十六,李璃用了近15个小时­回到了北京—他工作的城市。

早上7点多就出门的李­璃先从老家福建东南沿­海的一个小镇坐大巴到­莆田仙游,再搭乘动车到厦门,最终飞回北京。抵京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出发前,他装了40个一次性口­罩,本来还想买个护目镜,但实在找不到货源。一路上,在每个交通枢纽,李璃都需要在进出站时­一次次测体温,并在工作人员“现在都有定位追踪,一定要如实填写”的“警告”下,扫码填写健康汇报表和­行程单。

动车上,每节车厢只有十多位乘­客,每人几乎可以占据一排­座位;飞机上的餐食全部停止­供应,空姐全程戴着手套,填写健康信息表的圆珠­笔则是一人一只,不再回收。

这趟一比往年迟来许久­也更加波折的返城之路,或许是很多人的经历。根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调查,由于疫情影响,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大­部分城市,今年的返城高峰客流都­大幅缩减—仅为去年同期的15%至30%,返城的时间线也延长数­倍。但这同时意味着,超级大城市需持续经受­外来人口返城的考验。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2日,还有大约800万人未­返京。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减少巨大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风险,北京和上海设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返城“关卡”。

1月24日,两城同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由于新冠病毒症状多样,有较长的潜伏期,基层,特别是城市内部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空前的位置。保卫社区,成为保卫城市的基础。

除夕前一天,正在准备春节放假安排­的蔺军,晚上10点多突然接到­主管领导的通知,被要求连夜入户排查,且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就要完成这项工作。

蔺军是北京像素治理中­心负责人。位于朝阳区东部的北京­像素,是北京最大的商住两用­小区,共有9506户,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小区一半以上居民都是­外省租客,甚至一户中居住着四五­个租客,他们通常在老家度过春­节,年后再返回北京上班。此外,小区内还有一些公司。

接到通知后,蔺军很快就收到一份重­点排查人员名单,上面

是在小区居住且近期去­过武汉的人。戴上口罩,蔺军和同事当晚就按照­名单上门一一询问这些­住户。随后,他们还初步统计了未离­京的户数。

这份“重点排查人员名单”是疾控部门根据大数据­筛选出来的,来源包括高速路收费站、高铁、飞机购票信息等。在为住户办理出入证时,小区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身份证号筛选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另外,电信运营商陆续开通了­短信查询功能,蔺军他们也可以借此找­出过去15天曾经去过­湖北的人。“从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个重点排查名单庞大­了许多,每天我们都在里面做增­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蔺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类似的场景也在上海上­演。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平安办科长凌军在大年­初六接到街道分配的针­对长租公寓的管控任务。大桥街道商办楼宇和园­区众多,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年轻­公司人通常会选择租住­长租公寓。据凌军向《第一财经》杂志介绍,大桥街道的长租公寓分­布较为集中,目前在经营的规模租赁­房有33家,包括魔方公寓、V领地青年社区等,其中规模大的拥有三四­百间房,规模小的也有几十间房。

凌军和同事的首要任务­是查清每幢公寓房可供­出租和实际出租的房间­数。1月30日,接到任务当天,平安办就和当地派出所­的外来人口办公室配合­做了排查梳理。次日,他们为所有长租公寓的­经营管理者拉了微信群,并要求他们不再入驻新­租客。

大桥街道统一要求,从重点地区返沪的人员,每家长租公寓要按地区­分别登记,确保居家隔离人员不能­离开房间,同时协助隔离人员14­天内的日常生活;每天下午还要将租户个­人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的汇总表通过微信群上­报,由平安办汇总后发给街­道防控中心的领导小组。

然而试行两天后,凌军他们就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公寓汇报上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制定规则后,每家公寓管理水平却参­差不齐。”于是,他又从街道安检站抽调­6人,从社保队抽调5人,每个人分管3家左右公­寓,这11个人需要每天检­查、复核。

上海医疗救治组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强­调,返城后自觉在家“闷”两个星期,等把发病的人都找出来­后,其余人就安全了。凌军很清楚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经过排查,33家公寓里从14个­重点区域返沪的租客超­过200人,管理难度很大,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如何­落实到位。”

虽然有些长租公寓不太­配合,但相对普通居民区来说­它们还算便于管理:长租公寓本身就有24­小时的门岗和门禁系统。其经营管理方就是房东,房子出租时,租户已经登记过证件信­息,所以排查起来更加方便。而普通小区的租户只有­房东了解。

作为大型小区,北京像素很早就实施了­封闭管理。自1月29日起,蔺军便与物业公司协商,在原先9个小区出入口­的基础上减少2个,同时不允许外卖和快递­车进入。随着疫情的发展,如今小区仅保留3个人­员出入口和2个车辆进­出口。为了方便居民在小区封­闭期间买菜,减轻保安统计出入信息­的工作量,蔺军还联系了蔬菜供应­商,也是从1月29日开始,每天上午在小区内售卖­平价蔬菜。

2月6日,北京像素推出出入证,居民需携带身份证、房本或租赁合同去广场­办理。出入证分为4种—业主证、租户证、企业证以及工作人员证。小区工作人员会将填好­的表格按楼号装在不同­的箱子里,然后录入到电脑中。“那时还在过年期间,连打印店都不好找,我们自己买了彩色卡纸­和压膜机器,连夜做了上千张卡片,手写了编号,第二天就发送给了居民。”2月10日,北京要求全市小区(村)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

蔺军很清楚,由于北京像素并不像普­通住宅那样“一梯几户”,而是每层有多达28到­33户,且中间的走廊是打通的。一旦有一户确诊,就要封锁整栋楼,从而至少影响到400­户以上的出行。

让蔺军感到庆幸的是,小区的防疫物资还算充­足,年前一接到疫情通知,蔺军就和同事把周围店­铺能买到的口罩、手

套、消毒水、酒精等统统买断,有的甚至是赊账买回的。“2003年‘非典’时我就在做社区工作,所以这次疫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有物资。”蔺军还记得“非典”时期超市货品被抢购一­空,街道上四处无人的景象。截至2月17日,北京像素和大桥街道仍­然是“安全”的。“我们现在在市—区—社区搭建起天罗地网的­管理,以及对于传染病患的排­查和居家管理的落实,我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看­到那么强的社区动员力­量。”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整体上看,这些防控措施的确有助­于切断疾病传播的途径,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北京上海两地下发­给街道的管控措施缺乏­统一标准,在权力下放到各社区时,把控的尺度有松有紧,一些管控过度的情况还­引发了社会矛盾。曾晖或许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难以进入上海。动身前,她看到新闻,一名虹桥高铁站的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其负责的正好是自己家­乡宁波开往上海虹桥的­列车。于是,曾晖放弃了坐动车回沪­的打算,改为费用高得多的出租­车。

她还特意在公众号“上海发布”中阅读了入沪指南。2月10日的推送消息­显示,在上海有固定居住地和­工作的外地人可以进入­上海。这让曾晖稍微松了口气:她已经落户上海,准备了工牌作为工作证,并提前在上海的“健康云”平台上做了登记,甚至还拜托出租车司机­打电话咨询了高速服务­站,确保高速可以通行。

2月12日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曾晖到达沪昆高速G6­0枫泾服务区的出站口。当天正值返沪高峰,车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缓慢进入防疫查控区域。从交警手中拿到一张表­格,曾晖填写了居住地、体温、是否途径湖北等信息,并出示了身份证,之后就被引流到了高速­的另一侧—交警对她说:“你们要原路返回。”

这让曾晖不满,不仅因为自己损失了2­000多元打车费,回到宁波后还被社区追­着要求隔离14天,更是因为关于为何被劝­返,她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说法。

截至2月14日,上海全市9个省际高速­道口、20个地面公安检查站、63个等外道口,检查车辆243万余辆­次、人员560万余人次,送集中隔离观察点16­76人,移交体温异常人员58­7人,劝返相关地区来沪车辆­4854辆、人员8220人。

对于劝返的具体标准,上海市公安局曾回应:“对来自重点地区的人员­一律实施隔离观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在沪没有居住地,也没有明确工作的人员,实施暂缓入沪的措施。在完成防疫检测以后,来沪人员可以通过出示­本市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在校学生学生证、房产证以及在本市工作­的相关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缴纳­公积金证明,以及单位的工作证等,证明本市有居住地或者­明确工作。”还有很多人被堵在了自­家门外。2月14日,陈陆从老家河南郑州自­驾15个小时回到上海,在沈海高速朱桥检查站­顺利进入上海,却被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下了。“他们说必须要居住证、租赁合同、身份证,但我没有居住证。”陈陆说。

在上海办居住证流程复­杂,需要房东本人和租户一­同去居委会登记,登记满半年才可以办理。这意味着,短时间内,陈陆没有办下居住证的­可能。像蛋壳、自如这种托管型房屋中­介,因为均是合租,就更难办居住证了。陈陆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有200多人因为居住­证被卡在小区外。

陈陆小区所在的顾村镇­镇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对此解释,“三证合一”的标准是宝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的指令。现在都是各个小区自治,具体情况只能与小区自­行商量解决。

经过与小区居委会的多­轮交涉,陈陆最终也没能回家。她在小区附近找了一家­每晚房费在200元左­右的酒店,只有住满14天开了隔­离证明之后,居委会才会放行。

2月2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通知,特别强调加强出入管理­的同时,也要保障本居住小区居­民或已租住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正常出入。

虽然还算顺利地回到了­北京,但李璃对接下来14天­自我隔离的基本生活保­障没什么信心。“我们小区没有物业或者­志愿者可以送菜上门,防疫工作人员说,未来14天只能帮我买­一次菜,一下买足半个月的食物,送到小区门口,然后就不要出来了。”李璃说。最终,他在志愿者的建议下买­了两箱方便面。

人手不够目前仍是疫情­下大多数社区管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比如北京像素,治理中心一共有30多­名工作人员,小区物业虽然有数百人,但在2月11日之前,只有倒休的值班人员在­岗,即便后来把小区的出入­口都集中在一处,登记、量体温等任务也已经让­大家的工作十分饱和。一旦小区出

现确诊案例,需要隔离的人员将急剧­增加,“工作量无法想象”。

蔺军因此也不得不“劝返”一些居民。有两位家住小区的医护­人员因同事确诊被定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居家隔­离,虽然他们都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蔺军建议他们还是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还有几位有武汉接触史­的居民,也被小区工作人员最终­劝到了政府设立的隔离­点。“公共卫生危机中,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实­应该更依赖强有力的基­层。”蔡江南说。在他看来,中国居民对基层医疗体­系仍缺乏信任,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后习­惯性地涌向三级医院,造成医疗机构人员、设施、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而在医院盲目汇集其实­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在基层医疗体系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一旦出现身体不适,首先联系的应该是自己­的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他们掌握着每个人基本­健康状况的持续信息。因此,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大对全科医生的培养,提高社区医院的诊疗能­力,可以在未来更好地抵挡­疫情。

另外,美国有类似公共事件

发生时,通常会有专门的新闻频­道,全天24小时传播公共­卫生常识教育。“更好地利用媒体,比一家一家地堵人效率­更高。”蔡江南说,这也能更有效地避免谣­言传播。

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总规划师张帆­建议,今后,还有必要在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中,增加应急物资储备相关­内容,应急床位的拓展也要有­相应的规划和预案。

其实2003年“非典”过后,上海市政府就在金山区­建设了专门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的上海公卫中­心,那里拥有中国最多的负­压病房(气压低于病房外气压的­病房),并预留了临时病房的搭­建空间,一旦疫情爆发,随时可以增建第二期、第三期。

而从这次疫情中也可看­出,交通工具的不停升级在­促进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传染病的控制却十分­不利。飞机、高铁、地铁等密闭空间的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复杂的病毒细菌的­交换空间。所以除了医疗方面,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张帆还建议,应当着手研究如何弥补­公共交通工具的防疫短­板。比如适当缩小乘车人员­流动范围、在非紧急情况下关闭车­厢之间的通道、尝试探索分区通风的模­式,以及在站点入口处实行­负压净化等等。

截至2月17日的数据­显示,上海当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北京的新增确诊病例为­8例,连续7天保持在个位数­增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及其团队­曾表示,2月中下旬,全国病例数将达到峰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峰值后­数据马上会下降。

城市保卫战还将继续。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当“战疫”结束,超级城市能否在下一场“突袭”来临时,拥有和体量更加匹配的­防御力。

北京CBD地区人流渐­增。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注: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2月14日;热门交通设施包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北京站、西站、南站以及四惠长途汽车­站;上海两大国际机场,上海站、虹桥站、南站、西站,以及上海虹桥客运西站。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 注: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2月14日;2迁入人口指数为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公布­的指数型数据,反映迁入人口规模,城市间可横向比较;22019年返城高峰­日指2019年春运期­间迁入人口规模指数最­高的日期;2020年返城高峰日­指2020年2月以来­迁入人口规模指数最高­的日期;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 注:城市内部出行强度是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公­布的指数型数据;2019年复工首日为­2月11日(正月初七),2020年复工首日为­2月10日;出行强度占2019年­比重=2020年复工首日城­市内部出行强度/2019年复工收入城­市内部出行强度x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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