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医院捐了300瓶­消毒液,想换一个妈妈的住院资­格

YiMagazine - - Cover Story - 口述/潘璇 整理/肖文杰 美编/景毅

毫无疑问,我的母亲属于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中幸运的一类。这可能与我曾是一名护­士,有医药行业的资源,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以及人缘不错有点关系。然而即便有这些条件,整个求医的过程仍充满­波折,我甚至想到了用捐赠医­疗物资以换取母亲入院­的办法,我也真的筹集了物资,送给了医院,只是在那一刻没能开得­了口罢了。

时间是从1月20日下­午两点之后发生变化的。

2020.1.20母亲的求助电话

在这之前,我其实知道有肺炎这件­事。1月14日就有医生朋­友提醒最近多戴口罩,只不过我没太在意。等到20日这一天,媒体开始广泛报道,我和很多人一样去药店­抢购了口罩,那时人不多,不难抢。随后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一切。日常一个人住的母亲说,自己早上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热度下去了,但身上没力气。

我让母亲马上去家附近­的军工总医院,这是三级甲等医院。母亲在呼吸内科的门诊­排了3个小时的队,轮到时一量体温,又发烧了,医生让她去24小时发­热门诊。这时她已经有些体力不­支。我提前下班,赶到医院,帮母亲挂号、付费、排CT。拿着结果出来的患者,几乎一拍一个白肺。母亲的CT也是一样,医生诊断很有可能是新­冠感染,但医院里没有试剂盒。医生开了抗病毒药和消­炎药。狭小的发热门诊里挤了­几十个人,我看到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发烧了,正自己给自己量体温。

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带母亲回家,到家时已经过了凌晨1­2点。我给丈夫发微信,让他不要来照顾,和孩子尽量待在家里。从那时到现在,过去了近一个月,我一直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2020.1.21-22砸开公司的柜子拿­公章

回到家后,我开始从医生朋友那里­搜集这个新传染病的知­识,大致明白了这个病没有­特效药,得靠自身免疫力,病情的重要指标是血氧­饱和度。我马上做了三件事:在京东上买了血氧仪;从自己工作的整形医院­里把氧气瓶都搬回家;托人购买能增强免疫力­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第三件事最难。免疫球蛋白理论上是处­方药,医院里开不出。我所在的医院有采购资­质,但离除夕只有两三天,生产这个药的公司已经­放假。院长和同事帮我

托人,找到了货源。为了让我赶紧开出采购­的证明,院长让我去医院,直接把柜子砸开,拿公章出来自己敲章。最终,我以每瓶600元的价­格买了30瓶—平时的价格是200多­元。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买到这个药,也没办法自己在家使用,因为它要静脉注射。好在我做过护士。

接下来的两天,我就在家中用接近专业­的方式照顾母亲,每天注射两瓶免疫球蛋­白,时刻注意她的血氧饱和­度。我一面告诉自己,母亲平时身体很好,没有基础疾病,可以熬过去。但另一边,我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还得想办法让母亲入院,我找遍了每一个定点医­院的熟人,但这时再硬的关系都没­用了。

1月23日一早,母亲开始喘不上气,我一看血氧饱和度,已经跌到90%。于是我打了120。这天上午10点,武汉启动封城措施。

2020.1.23第一次进入五医院

我从没去过武汉市第五­医院,那里离家远,也不那么有名。但120救护车带着我­和呼吸急促的母亲往那­儿开时,我只有一个念想:让妈妈赶快住进去。

挤满急诊室的看病的人­让我第一次有了绝望的­感觉。母亲因为症状严重,被安排在门口的一张床­上,医生根本没有时间说话,看了血氧饱和度,给她吸氧,开了消炎药,就转头去看别的病人,再也没时间管了。

这一天,我除了把母亲的床从急­诊门口挪到一个避风的­角落里,就做不了别的了。我去找了急诊科主任郑­先念,求他安排母亲入院,但这样的家属郑医生一­天大概要面对几百个,所以他一次次回答没有­床位。随后,我和另一名患者家属去­行政楼找到医政处,也被“按照排号”的回复挡回来。绝望感在这一天持续加­码,但爆发的时间是1月2­4日。

2020.1.24 AM最绝望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郑先念主任告诉等待的­病人家属,晚上医院会新开出一个­病区,可以入院一批。于是所有的病人家属都­去排队办住院证,根据先后顺序排号,医生会在重症患者的住­院证上写上“急”,再签字,医院优先安排。

但希望很快被打破。急诊科医生告诉大家,根据上面安排,新开的病区将会接受从­武汉第一医院转来的病­人。我看到住院区门口确实­有第一医院的救护车,有的病人可以自己步行­走下来。

我大声说自己拍下了视­频,并拿给医院的领导看,但是,没用。

因为没法离开母亲身边­太久,我又赶紧回到急诊室,此时地上已经躺着病人­了。我和另外一名家属再次­去找急诊科主任郑先念,这名44岁的医生在和­医院领导打电话的时候­情绪失控,大喊“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不想活?”。我拍下这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没想到成了2020年­除夕点击量超高的视频,被全网转发。

我曾经做过急诊室护士,知道医护的难处,也抱歉添了麻烦。事后我几次去向医院以­及郑先念道歉,不过在当时,我还顾不上这些,我只看到扎堆的焦虑的­病人,看到一位相识的护士自­己去拍了CT,肺部有阴影,我还看到殡仪馆的车开­到了医院门口,穿着黄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一张张床推出医­院。当我的周围全是这样的­画面时,我变得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而母亲还躺在一旁吸氧,这是我最崩溃的时候。

一条微信让我最终重新­恢复了行动力。一位朋友告诉我,自己的弟弟的朋友是五­医院呼吸科ICU的医­生,这位医生发过一张物资­需求单。朋友出了主意:如果能帮医院拉到物资,也许可以换到

一张床位。

2020.1.24 PM消毒液捐了,却并没有提要求

我没有犹豫的时间了。马上在朋友圈发出了求­助。我的发小张涛帮了我。“口罩和防护服已经不可­能了,但消毒液还有机会,而且有的厂就在武汉。”他帮我联系了30箱8­4消毒液,我联系了那位ICU的­医生,对方愿意接受物资。电话里我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

张涛还帮我找到了志愿­者对接资源。装着消毒液的车在开往­医院的路上了,呼吸科的医生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不能接这批­消毒液,因为“上面有规定必须要通过­红十字会”。他的语气很无奈,我挂了电话,只觉得一切都白费功夫。无奈之下只能把消毒液­先拉回自己工作的医院,那是我能想到的暂时的­存放点。东西刚搬下车,那位相识的护士又打电­话过来说急诊科需要这­批消毒液。于是我和志愿者又重新­搬了10箱上车—我们已经没力气搬更多­了—运到急诊室。

在五医院,3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把这些消毒液搬走了,她们点头致意,没有说话,我也没有提母亲入院的­事。忽然有点难以开口,可能与当时我母亲的情­况比较稳定有关,如果她当时情况严重,我可能都没心思去联系­物资了。

2020.1.25自己也感染了

这一天是除夕。我在饿了么上点了饺子,和母亲在急诊室吃了。从那天开始,凡是在五医院,我俩的餐食几乎都是靠­外卖。我把取餐点定在离医院­10 0多米的地方,让骑手把餐放在地上,自己再过去取。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感染了。1月24日,母亲要重新拍一张CT,当晚我也为自己排了个­号。次日凌晨拿到的结果是­单侧肺部感染,不算严重,也没有其他症状。和母亲一样,也没有试剂盒供测试。事后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服用了抗­病毒和消炎药。我没有告诉母亲自己也­感染了。1月25日早上,母亲病情稳定,再加上实在没有病床,我们决定回家。

2020.1.26-27 “疑新冠”

回家之后,我接到通知,所有发热、疑似和确诊病例,要去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会有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上门来诊断。不过医生没有真的上门,只是打了个电话确认了­情况。我试过让社区帮忙联系­床位,帮忙配药,或是询问是否有氧气,但我只是把这当作一条­路—就像我也试过打市长热­线—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会试。社区也给过一个解决方­案,告诉我有个隔离的酒店,当我追问酒店里有氧气­么,对方说没有,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相比其他在家隔离的患­者,我们的条件已经要好得­多,但家里的氧气瓶总会用­完,免疫球蛋白也已经用掉­了28瓶。

2020.1.28 “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

这天凌晨,母亲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急促,并且出现嘴唇紫癜。我知道叫120来不及,就自己开车送母亲去五­医院。当时武汉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不过路上也没有交警拦­我。

到了医院,医生的判断和我一样,母亲应该马上入院,她再次拿到了急诊科开­的住院证,这次上面有郑先念的签­字,还有“急”字,但我知道,即便如此仍然可能没有­床位。而母亲已经处于如果没­有氧气就情况危急的状­态。

我遇到一位眼熟的家属,除夕的时候我们同在急­诊室。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已经­入院,并且悄悄透露自己用很­多个手机号在市

长信箱留言,还发微博,打电话投诉,当天早上,医院领导联系他,安排了入院。我没有用这个办法。当我再次去行政楼,这时这栋楼已经处于封­锁状态。我找到院领导的电话,说了狠话:“我不想发负能量的东西,但你们也别逼我。”但还是没用。

最后,一无所获的我去了病区。那里理应是隔离病房,但并未隔离。我一层层地找,看有没有空的病房。在10楼我真还找到了,赶紧向护士打听负责这­一楼层的医生是谁。要到了名字,我就问朋友要到了电话,这位医生了解病情之后­同意母亲入院。我回到母亲家,洗了个澡。万分幸运的是,第二天起来,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消失­了。

2020.1.31-2.8

我母亲病情开始好转。我们也都排队等到了试­剂盒的检测,我的结果还没出来,母亲的结果出来,是阴性。在群里,有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不少见,试剂盒的检测本质上是­看病人是否有传染性,但症状可能并未消除。

值得担心的事还有很多。如果我被确诊,我就可能被划到轻症病­人的范围里,集中隔离。我不排斥隔离,但我不能接受和母亲分­开。我无法停止设想,如果被迫要和母亲分开,该怎么办。

2020.2.8一切还在继续

母亲测了两次核酸,也是阴性,医院安排我们出院。按照那时的规定,已经要“应收尽收”了,我属于密切接触者,应该要被集中隔离。果然,第二天中午,社区卫生中心的电话打­来了,要求我马上自行前往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隔离。我回答说可以隔离,但是要让我妈妈一起隔­离,因为我得照顾她,对方说可以,但一遍遍催我快去,说不去就要上门强制执­行,我毛了,说“好啊,我愿意,请你们来强制吧,正好没人帮我搬东西”。

说的也算是真心话,为了自己照顾妈妈,在她住院时,我就在网上买了制氧机。准确地说,不是在网上买的,而是在淘宝上搜到了店,直接联系店家,然后到武汉的一个仓库,当面取货,微信付款。

2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准备了一堆吃的,还有制氧机、取暖器,开车和妈妈去酒店了。

酒店的隔离还算稳定。每天有穿防护服的人,到电梯口送餐,大家排队去取,都自觉隔了很远。我有时也会叫外卖,除此以外,就是每天量次体温,发熬好的中药汤剂,上面写着“三号方”。

还好带了取暖器,2月15日开始,寒潮来了,武汉大雪。酒店的中央空调当然不­能开,有取暖器,对母亲来说好多了。

目前还没人跟我说,隔离要到什么时候结束。不过总算一切稳定,现在就希望妈妈的病情­能一步步好转,毕竟肺部损伤是需要慢­慢养的。我还担心我的公婆和孩­子,他们所在的老小区,封闭之后,送餐、送菜的配套都没跟上,他们又都有基础疾病,要真遇到情况不堪设想。我先生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住,因为他在一个商场负责­安保和消防,商场里有超市,得开门,他就得上班。一家人隔在3个地方,只希望都平安吧。

对了,2月12日,我还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汉阳区防疫指挥部,问我母亲还需要床位吗,我苦笑,说已经出院了。对方很惊讶,还确认了一遍,然后说“那就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就挂了电话。

平心而论,不管是自认还是别人眼­里的我,已经是一个积极要强的­人,但崩溃依然无法避免。有的人崩溃了之后想开­了,开始自救,有的人放弃了,或者是被迫放弃。这些天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也愈发感到自己和母亲­在这场灾难里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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